马达（1925 －2011.9.6），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文汇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东方早报首席顾问，2011年9月6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几个月前，我曾写《一位“红色老报人”的回忆与思考》（见本报2011年4月11日、18日、25日专栏版），以“红色老报人”马达的回忆录为切入点，还原、分析那一段历史，尤其是那一段新闻史。虽知马达先生已年近九旬，但突然得到马达先生逝世的消息，仍感意外。

那篇文章，主要是谈他的经历，限于篇幅，对他的思考并未展开论述，只是在文章最后简单写道：“红色报人60年。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关键时刻两次出任重要报纸的领导，他自然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对报纸的引导舆论和反映舆论两种功能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自由概念的内容和提法、对如何理解‘政治家办报’、对主管部门应如何管理报纸、总编辑的地位与作用……他都有深刻见解。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的思考‘既无宏旨大论，又可能有不符合通行说法的观点。但我相信，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检验了的。办报也是这样。’这些，是他60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应该成为中国、或者说新中国新闻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刚刚看到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布的“马达同志因病逝世”的消息说，马达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积极宣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对新闻改革作了一系列创造性探索，取得了突出的业绩”，“离职休养后，马达同志仍然关心新闻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撰写了大量新闻理论和业务论文，为新闻改革贡献智慧。”无疑，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对他的贡献、新闻思想的定论。

发表在《马达自述》（2004年11月版）中“理论探索”部分的20篇有关文章，是他“创造性探索”、“为新闻改革贡献智慧”的思想闪光体现。

他在“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这篇文章中说，各种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就是正确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舆论反映和引导是统一的过程，他提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同样是媒体的基本功能，且是新闻媒体影响舆论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的反映舆论，更不能忽视，也应该坚持并正确反映之。我们在理解‘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时，一点也不能忽视正确反映舆论的重要。因为从我国新闻传媒的现状看，并不是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和建议，对民情、舆论反映得充分了，反映得太多了，也不只是在引导舆论上存在严重不足，而是反映社会舆论很不充分，对舆论的引导又往往不得法，或干预过多，或限制过死，人民群众是并不满意的。”

马达（右）与《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谈办报。

在“为民办报，以民为本”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党报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党报必须坚持党性，但并不是说，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偏差、错误。”这些偏差、错误，往往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党报的党性理解是比较狭窄、片面的，往往把党性仅仅归结为报纸工作应该具有的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往往把组织纪律性等同于‘上级观念’，以至等同于‘听第一书记的’。这种理解，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体现党报党性的本质内容。”他强调：“党性最高要求就是真正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讲，所谓党性正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离开人性的党性，正如同没有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一样。”

在“关于‘政治家办报’”的文章中，他认为办报肯定要讲政治，但是，“由于受过去‘左’的错误影响，把政治泛化了，把一件件具体的工作任务都说成是政治任务，把一个个具体的是非问题都说成是政治问题，这样反而冲淡了或者歪曲了讲政治的意义，在报纸工作中，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怎样宣传，应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依据实际情况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读者）的需要来确定。用一个‘政治家办报’的要求，来界定具体的办报活动、办报行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那么，贯彻领导意图，是不是就是“政治家办报”呢？他认为也不是。他认为：“我们有的同志往往把‘一把手’讲的一些话，领导上提出的某些具体意见，都看作是党委的重要指示和决定，都说是领导意图，而且硬把它和‘政治家办报’联系起来，这其实是把‘政治家办报’实用主义化了。”他的观点是，党对报纸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导，让办报人能够正确认清形势，充分、及时、全面理解党和国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和分析问题。这就是讲政治。

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效和教训”这篇长文中，他详细回顾了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曲折过程。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贯彻‘双百’方针，科学发展文艺繁荣，反之，违背‘双百’方针，科学文化事业陷于停滞、衰退。”

在“舆论监督为何难”中，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领导干部不欢迎、不支持舆论监督，其中主要的思想顾虑是‘妨碍稳定’。”他明确说：“这是误解”，因为“通过舆论揭露和批评腐败现象及不正之风，一般情况下，不仅不会影响稳定，而且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因为腐败现象是消极因素，是不稳定因素，清除腐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更是大得人心的。”他尤其强调，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

在“新闻自由不可少”这篇文章中，他从新闻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中国的新闻史等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积极意义，又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不平等性，但我们不能轻率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新闻自由的普遍自由的形式，更不能用‘虚伪’两个字就把一切都骂倒了。”对新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回顾，他得出了“我国建国以来新闻事业的曲折经历表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掌握政权以后，争取和维护新闻自由仍然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结论。他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新闻自由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是既有普遍自由的条件（主要是由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的），又有普遍自由的形式（由政治民主制度和新闻制度来体现）。”在实践中，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和支持自下而上的批评这两个问题，特别应该引起重视。

在“漫话总编辑负责制”中，他对在办报实践中，报纸负责人如何处理与负有管理报纸之责的党的宣传部门的关系也得出了自己的看法：“宣传部门受党委委托管理报纸工作，主要是帮助报社掌握党的政策，了解和研究实际情况，推动改进报纸工作。而现在有些地方的宣传部门往往起了一个所谓的把关的作用，即天天关照报社，什么内容不能登报，什么内容要突出处理，什么内容不能刊载于突出地位，等等，充当了一个‘保姆’的角色。这样做，好像是为了帮助报社防止出偏差，实际上造成了总编辑一切听上面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缺乏独立思考、主动负责精神。”

出生于1925年的马达先生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7岁起就在新四军中办报，开始了长达60年的红色新闻生涯。认真思考他的新闻思想，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怀念。

注：图片摘自东方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