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很傻很天真”的中共领导人（六）

  张闻天、彭德怀、罗瑞卿、胡耀邦这四人，都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同志、同事，他们有的互为知己，有的或为仇雠。在那个荒诞的岁月，他们都遭受磨难，有的含冤去世，有的幸免于难。在度尽劫波后，人生又互有交集。

一、张闻天与彭德怀：

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结识彭德怀。两人一文一武，但即使张闻天后来担任中共总书记，也未直接主管军事。两人工作并无多的交集，也无深的私交。然而，张闻天一生中两次命运的改变都与彭德怀有关。一次是会理会议，张闻天无端被诬与彭德怀联合，怂恿林彪写信给三人军事组让毛下台，遭到毛的猜忌。为张以后的命运埋下种子。第二次是庐山会议，张闻天支持彭德怀“万言书”的观点，最终被迫害致死。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痛惜黄克诚是“自投罗网”。但以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历史渊源和个人关系，即使黄不出面支持彭，最终也会在劫难逃，黄后来说：“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有意味的是，临时上山的黄克诚被特意安排在彭的隔壁居住。而真正“自投罗网”的反倒是张闻天。

早在庐山会议前，“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危害就让张闻天对国家经济产生担忧，由此引发了他对党内民主的深入思考。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也准备给毛泽东写信。这时，彭德怀已先他一步。事实上，彭德怀写信前和张闻天多次交换过意见。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倒不同意张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但也认为毛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两人都认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也有些骄傲了。

彭德怀把信写好以后，把内容都讲给张闻天听了，并告诉张，他的信中安了五条刺毛泽东的“刺”。彭叫张闻天看信，张一口回绝，怕授人口实说搞宗派。毛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大为恼火，庐山顿时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还是准备在大会上发言，并亲自拟写发言提纲。期间，包括田家英、胡乔木等打来电话劝阻，胡乔木更明白地告诉张闻天：主席决心要整彭老总了。

两个重要人物的劝阻电话，都没有动摇张闻天的决心。1959年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华东组的讨论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当时会场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主持会议的柯庆施多次打断张闻天，但张闻天仍然一口气完成了发言。张闻天的发言可以概括为两点：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发扬民主。他的发言比彭德怀的信阐述得更加清晰，并且作了理论说明。其理论高度，是当时党内无与伦比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会议发言之一。

会后，张闻天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成了这个“反党集团”的副帅。被撤消了一切职务。在庐山上，毛泽东还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极尽嘲讽：“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从此，张闻天被迫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文革中，张闻天和彭德怀一同接受批斗

       庐山会议是张闻天和彭德怀人生走入苦难的起点，也是张闻天和彭德怀人生光辉的顶点。历史的舞台给张闻天展现的机会很少，但是张闻天每一次的亮相都绚丽夺目。

二、彭德怀与罗瑞卿：

彭德怀与罗瑞卿是中共党内著名的两个老对头。两人都性情刚烈，从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延安整风、直到建国初期、庐山会议，都结下很深的矛盾，关系势同水火（拙文《彭德怀的人格缺陷及其人生悲剧（二）》里有详细的描写）。彭德怀在军队里地位比罗瑞卿高很多，以彭的威势，不要说一般的高级将领在他面前噤若寒蝉，即使同列元帅的也大都不敢掠其锋芒。军内也只有像罗瑞卿这样个性倔强，自认是毛、林亲信的，才敢当面和彭对抗。

庐山会议上曾卖力批判彭德怀的罗瑞卿，几年后自己也被整下台。1973年，命运又安排这两个老对头同在301医院。只是永远不被毛原谅的彭德怀形同囚禁，而因为林彪出逃，被毛放了一马的罗瑞卿得以解禁治腿。

在301医院，罗瑞卿对女儿点点说了上文中那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但毕竟岁月的磨难，淡去了两人的恩怨。罗点点描写了父亲后来复杂的心态：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给爸爸读报纸，爸爸一直神不守舍，他指指彭老总病房的方向问我：“他，什么病？”我说：“听说是癌症，病得很重。”爸爸摇摇头说：“怪不得吃不下饭。”又停了一会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我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也许根本就不许看。”听了我的话，爸爸的脸上现出难过的神色来，过了好半天，才又愤愤不平地说：“死了也不许来看吗？”我猜爸爸正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重新考虑他和彭老总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一辈子也没能很好相互理解的倔强的人，他们是否能在这一次的同处逆境中找到沟通的机会呢？

罗点点的这段描述极为传神，谈话之中，罗瑞卿从不直呼彭名，只用“他”来代替，说明多年的芥蒂仍在，但又同病相怜，为彭的悲惨遭遇感到同情。罗点点所说的和解，正如罗点点文中所说“没有机会了”——1974年初，罗瑞卿出院回家，而在这年的11月，彭德怀含冤孤独地离开人世。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即便真有机会，两人也很难和解。

1977年10月，复出后的罗瑞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一文，文章的本意是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僵死的教条。字里行间，锋芒直逼“两个凡是”。但罗瑞卿借用的是长征途中，会理会议前后那一段。文中指责彭德怀与林彪相互勾结，结成死党，阴谋取代毛的地位。这篇文章发表时，彭德怀还未平反，在《人民日报》这样的报纸上提及彭，还得维持中央以前的结论。那个误会本来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已主动澄清。但或许在罗瑞卿看来，既然后来证明林彪是坏人，那么他当初说的也是假话，而且毛生前对彭、张在会理会议前怂恿林这个揣测一直深信不疑。或许毛整其他人有错，但桀骜不驯的彭德怀历史上确实几次反对过毛，这是对毛忠诚的罗瑞卿不能原谅的。

有人说，罗瑞卿后来阻止彭德怀平反，理由是直至罗去世后四个月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才正式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事实上，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高级领导人中，彭德怀是平反较早的。虽晚于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案件”，但早于张闻天、刘少奇等人，甚至也早于罗瑞卿本人（罗去世近两年后，于1980年5月20日才被正式平反）。没有公开资料证明罗瑞卿对平反彭德怀有过阻挠。

忠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要义，中华民族区分人格之有无，辨别人格之高下，首看忠。正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但忠有“大忠”、“小忠”之分。

罗瑞卿当初怀着纯真的理想参加中共革命，但他和大多数革命者一样，依然摆脱不了中国封建传统的君臣道义。罗瑞卿一生以毛的“忠臣”自居，他的忠是愚忠，是“小忠”。彭德怀长期是毛领导地位忠实的维护者和军事战略得力的执行者。他的忠不可否认也有少许的忠君成分，但他的忠更多的是对真理的坚守，只是真理更多时候站在毛的一边。当革命成功，很多农民出生的同事已忘却原初的农民情感时，他仍然记忆着童年苦难，还保持着对社会不公正的极其憎恶。在他目睹“大跃进”给人民带来极大灾害后，在庐山会议上不惜逆批龙鳞，为民请命，招致身败名裂、众叛亲离而终生不悔。因此，彭德怀的忠为“大忠”。

罗瑞卿的忠与之相比，高下立判。但个人和国家的苦难逐渐让罗瑞卿清醒。复出后，他在中国政坛虽如流星一划而过，但仍发出应有的光芒。罗瑞卿对毛的忠诚不改，但至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灵魂不是作为“家臣”去见毛泽东的。

三、罗瑞卿与胡耀邦：

1937年2月，罗瑞卿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同年5月，胡耀邦进抗大学习，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一大队政委，为罗瑞卿下属。解放战争期间，罗瑞卿和胡耀邦都在晋察冀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工作，参加华北解放战争。胡耀邦后来说：“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

1978年5月，胡耀邦支持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实》文）一文为标志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实际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开始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会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实》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后，遭到吴冷西、胡乔木等党内理论权威的指责。胡乔木甚至到胡耀邦家，对胡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5月17日批评《实》文要害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枷锁”、“禁区”，所以，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是砍旗的。不久，汪东兴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指责参与《实》文的胡绩伟和曾涛，还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一时形势骤然紧张，高压之下，鸦雀无声。此时有人已开始沉痛检讨。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也感到压力，甚至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面对当时严峻的政治气候，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负责发表《实》文的吴江认为，如果此时保持沉默，真理标准讨论会夭折，他们这批人乃至胡耀邦处境会更加困难，甚至要承担罪名。吴江决定冒着风险撰文反驳，他在孙长江的协助下，很快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马》文）一文。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初稿写出来后送给胡耀邦时，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而早在《实》文发表时，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就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实》文的观点。罗瑞卿除了让《解放军报》转载此文，在这关键时刻，他指示《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刚刚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给予支持。巧合的是，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马》文后，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政治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秘书梁金泉送给罗瑞卿（此为梁金泉的回忆。关于此事，各个当事人另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吴江主动投稿给《解放军报》，一说是《解放军报》副总编姚远方到中央党校找到吴江，拿走底稿。另，《实》文经过多人多次修改，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参与的人后来对著作权也是各有解释。当然这只是枝节问题。）。

罗瑞卿看到此文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罗瑞卿也明白自己可能承受的政治风险。为此他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解放军报》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多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78年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如果说《实》文的发表仅仅是‘掀起你的盖头来’，而且刚刚掀开一条缝，即被重重的压下了；《马》文的发表是‘将堤坝炸开一个硕大的缺口’。”胡耀邦后来说：“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

7月18日，罗瑞卿去德国做腿部手术，临上飞机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1980年，胡耀邦当选为中共总书记后不久，一次与罗瑞卿生前秘书王仲方谈到罗，胡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以胡耀邦的实权，是无法让罗瑞卿做政治局常委的。但当时胡、赵、罗分别是党、政、军这三个系统协助邓小平拨乱反正最得力的助手，胡、赵随后分别担任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胡说此话，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很可能是透露了邓的意思。罗瑞卿如果在德国能挺下来，应该会成为邓在军队最主要的助手，担任政治局常委是很有可能的。

四、胡耀邦与张闻天：

张闻天担任中共总书记时，胡耀邦还只是一个“红小鬼”。不过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和胡耀邦是老同事。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她和胡耀邦就在一起工作，当时刘英是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比她小10岁的胡耀邦，担任少儿刊物《时刻准备着》的主编。长征结束后，刘英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担任宣传部部长。此时刘英刚刚和张闻天结婚，加上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驻团中央的党代表，因此张闻天认识了胡耀邦。胡耀邦自进抗大以后，就和张闻天、刘英很少见面了，但始终保持友谊。

1977年，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此时距张闻天含冤离世才一年多。刘英闻讯十分高兴，不久便给胡耀邦写信，向胡耀邦表示祝贺的同时，提到给张闻天平反的问题。1978年1月，胡耀邦拜见刘英。刘英向他提出将张的骨灰从无锡一个破烂房间中迁来北京安放的要求，他当即答允，后来克服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阻挠，亲自参加迎送张闻天骨灰到八宝山的仪式。

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发表讲话，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给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

胡耀邦不仅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耀邦也是建国后第一个公正评价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的中共领导人）。在他出任总书记后，很快批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和成立张闻天文稿编辑领导小组。自此中共才启动了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

1985年，胡耀邦为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题词：“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已，诲人不倦”，这既是对张闻天的赞扬，也是胡耀邦本人的真实写照。胡耀邦如此看重张闻天，当然不是因为刘英的原因，应该是对很多方面和自己类似的张闻天惺惺相惜。

胡耀邦下台后，有一天翻看《张闻天文集》，看到一句话：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他用红笔划下，用很赞赏的语气对儿子说：“德平，你看看这句话怎么样？”两人都做过总书记，离职后都坐冷板凳，张闻天坐冷板凳后写出的这句话，让胡耀邦觉得很温暖。

在不同时期，张闻天、胡耀邦包括陈独秀都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和张闻天固然都是学者型领导人，而胡耀邦也由于天赋和勤奋，所读书籍之多也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少见（毛泽东曾说胡耀邦“好读书，不求甚解”，但在儿子胡德平看来，是指胡耀邦注重阅读原著，独立思考，不被他人对原著繁琐或别有用心的阐述所误导，“倒也是种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他们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精神，都具有高尚的品格，他们做中共总书记时，都是中共内部民主气氛比较好的时期。他们也都受到外部制约（陈是受共产国际、张是受共产国际和毛、胡是受邓等元老），都是中共历史上的过渡性人物。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在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乱世是不可能夺取天下的，即使在太平时期，由于没有透明规范的政治游戏规则，品德高尚的人也无法在最高领导人位置上长久。成功夺取天下的往往是类似刘邦这样的无赖和恶棍。即便像毛泽东这样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雄才大略者，他也需要耍权弄谋，铲除异己，用专制统一自己的政党，来推翻另一个专制。夺取天下后，他让他苦难的民族重拾自1840年起就被剥夺了的尊严，让人民得到了短暂的休养生息。但当专制成为一种习惯，他也不可避免地重蹈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君王晚年的覆辙，给国家和人民包括他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几千年的命运就是如此，总是因为一个人的英明或昏暗而时好时坏，从无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让国家和民族周期性地承受苦难。

熊向晖的女儿、新华社高级编辑熊蕾曾刻薄地说：“历史给过张闻天‘最高领导’的机会。可惜，张闻天的才具人品辜负了这样的机会。”是的，历史曾给张闻天、胡耀邦包括陈独秀“最高领导”的机会，是他们所在的政治体制，而绝不是熊蕾所说的，是他们的才具人品“辜负”了这样的机会。除非熊蕾所说的才具是指耍弄权谋，人品是指卑鄙无耻。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治体制，不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都不可能尽如人意，只有傻瓜或者空想家才会相信或幻想完美的政体。在民主政体下，政治家之间也会勾心斗角、党同伐异，但他们都得遵守规范透明的游戏规则，权力和职务的更替不会随意无序，更不会有血雨腥风，却有严格的程序。或许他们卑鄙无耻，但至少他们表面得伪装成仁义高尚，以满足选民对他们道德品质的苛求，因此他们要时时小心，以防无孔不入的媒体监督，至少不敢肆无忌惮，以免权力不保。

在这种体制下，品德高尚的华盛顿，能功成身退，让人永远怀念。能力出众但私德有亏的尼克松，只能被迫黯然辞职（毛泽东当时大为诧异，他不相信像窃听对手这样的“小事”，就能让一个大国总统下台。不过毛倒是说过，像斯大林那样的暴政，在英、美、法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作为一个说谎的总统被人民铭记。而且，尼克松下台后，他的继任者按照法律赋予他的权力，特赦了尼克松，尼克松也安享晚年。当很多中国人嘲笑胡耀邦、张闻天的“天真”时，不如反思像他们这样品德高尚，受人爱戴的政治家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政治体制里生存，然后以人民的力量去推动这个体制的前进。

后记

天真是不受礼俗拘束的品性，是一种未经世俗侵染的做事简单直爽，总是希望得到浪漫与自由，是做人的单纯、朴实，或许显得幼稚，但从不邪恶。天真的反义词是世故、圆滑、老练。世故、圆滑、老练的人或许能自保，甚至能飞黄腾达。在威权体制下，在尔虞我诈的社会，天真成为无知的代名词，为“聪明”人所不屑。天真的人会受到欺负，甚至性命不保，但天真从来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有了那些天真的人异想天开，人类才有那么多辉煌的创造发明；有了那些天真的人天马行空，人类才有那么多灿烂的文化遗产；有了那些天真的人胆大包天，一次一次推翻暴政，人类才能逐步走向民主繁荣。

本文记述了张闻天、彭德怀、罗瑞卿、胡耀邦四人。对于记述的篇幅，由于历史舞台给张闻天的机会太少，彭德怀为人熟知，篇幅较少。而胡耀邦为年纪稍大的国人熟悉却不为80后或更后所知，但由于可理解的原因也不能多述。罗瑞卿是毛时代大多数干部中的典型代表，尽管他忠于领袖却又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加上其下台原因的扑朔迷离，篇幅最多。对他的记述，倒不是让人窥探宫廷秘史，而是让人们反思这个典型代表的典型意义。

张闻天、彭德怀、罗瑞卿、胡耀邦四人都被他人以天真评价。其中张闻天、胡耀邦的天真在于，他们虽都有深邃、前瞻的思想，但不屑权谋，不知自保。彭德怀的天真更多源自天性的质朴与刚正。他们三人都有独立的人格。罗瑞卿的天真在于愚忠领袖，最终出于利益考量被领袖弃如敝履而不自知。罗的格局不如上述三人，只要毛泽东还在思考，他和他的大部分同事就自动屏蔽自己大脑中负责思考的那部分功能，但当他开始自觉反省，他的人格也得以升华。

因为天真，所以可爱，也所以可敬！当中国的政治体制能让那些所谓天真的人有生存及尽情施展的空间时，代表这个国家真正走向政治文明的道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