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精神是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

□本刊记者  梁思慧

周天鸿，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广东省委员会主委

《同舟共进》：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今年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包括民革的一个重头戏。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政治事件之一，辛亥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这种影响？

周天鸿：辛亥革命的影响，如果放在20世纪，我们可能看不大清楚，但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看，意义就非同一般了。现在对辛亥革命的评论有很多，对其意义的认识也各有不同。从个人角度出发，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历史的第一步——结束了一个旧制度，开创了一个新制度。尽管这个第一步，包括后面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或许有点蹒跚和曲折，但它还是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一是结束了封建制度，这是海内外一致认可的，二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封建社会改朝换代之际，几乎无一例外地扼杀多元文化，但辛亥革命不一样，正因为有了那种宽松的环境，国外的各种学说、主义才能纷纷进来，为后面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提供土壤；正是这个宽松环境的存在，使得几千年来处在封建社会中的老百姓、知识分子等各阶层的人接触到了现代文明。 这一点对今天很有启发意义：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大环境，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产生更多先进的技术和思想。

我们民主党派特别是民革，与辛亥革命的渊源很深。民革早期的领导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民党左派”，之前和蒋介石右派集团作斗争，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了参政党。在思想理论基础上，我们和其他党派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对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的继承。对今天的民革来说，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回顾过去的历史，巩固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在复兴中华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同舟共进》：辛亥革命给今人留下了哪方面的遗产？需要怎样继承？

周天鸿：辛亥革命虽然不尽完善，革命的基本任务没有完成，但它留下的很多东西都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值得今人去思考、总结、继承和发扬。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爱国、革命、不断进步”这三点。

首先是“爱国”。现在媒体上有将国家和人民分割开来的观念，我个人是不太赞同的。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兴衰是和人民的富强、富裕紧密相连的，爱国就要使我们的国家强盛。孙中山当初看到这个社会如此混乱，国家没有地位，他也是这么想的。当然爱国要有理性，要有分析。第二是“革命”，现在对革命的理解有所不同，比如辛亥革命是通过暴力、激进的手段，今天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现代的“革命”。革命实际上是对旧意识、旧观念的一种背叛，改变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一直不变，辛亥革命也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也没办法继续。所以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革命”的涵义。今天坚持改革开放，实际上就要求我们用革命的精神和理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比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社会和国家。第三是“不断进步”，这和“与时俱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断进步就要求我们根据现在的情况不断适应世界的变化。比如民革从诞生之初到后来转变为参政党，这本身就是不断进步的。这是诠释“不断进步”总的方面，更细的方面还有很多，比如如何保持文化上的宽松环境，特别是广东怎么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等。

在此我要补充一句，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民革还有一个重点：“和平统一”，这是我们和其他几个民主党派任务的不同之处。民革因为历史原因，与台湾的国民党有一种渊源关系，在我们的党章和重要任务里面，“和平统一祖国”最能体现爱国的精神，这和现在的两岸政策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还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我注意到，孙中山如今在台湾的地位已不如从前，虽然国民党方面依然坚持悬挂孙中山画像，但多年以来，在部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人的作为下，对孙中山本人也好，对孙中山精神的总结也好，实质上已在走下坡路——目的就是要抹去大陆著名人物在台湾留下的痕迹。前些时候我到过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看到里面有很多孙中山的材料，但可惜的是，阅览室里只有寥寥十几个人，而这十几个人里有十个还是大陆的学者。在这样的环境氛围里，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作为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的重要旗手，在如今的海峡对岸，已被逐渐淡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民革来说，更要通过加强联系和沟通，促请台湾的学术界和教育界，要重视孙中山的历史、精神和他的理论体系，不管是研究也好，总结也好，我们希望以此为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增进共识。

《同舟共进》：您刚才谈了很多辛亥革命的“得”，可不可以再谈一下它的“失”？

周天鸿：谈到辛亥革命的“失”，应该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革命。革命带来了内乱，也给西方的入侵者更多介入的因素。另外就是属于制度方面的，没有彻底解决政权、国家和制度问题，当然这也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有关。美国立国后，除南北战争外国内几乎没有大的战事，而我们一打就是几十年的仗，没有和平的环境，思想建设、宪政教育根本跟不上，深入不到民众当中。哪怕后面又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还是脱离不了你争我夺的局面，不能解决统一、民主的问题。所以，虽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但在社会、文化上却是“新瓶装旧酒”，有很多封建的因素依然存在，这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要努力解决的。五四运动提出来了“民主、科学”的口号，一百多年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还要进一步让科学精神引领大众。

《同舟共进》：您如何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革命人生？

周天鸿：这方面学者的论著已有很多，我就说说心里话吧：第一，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第一步迈出来了，后面才有那么多人跟上去；第二，他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他创立的“三民主义”是重要的思想源泉，在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三，我很敬佩他没有自己“称王”，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放弃总统的位置。孙中山生前坚决主张吸纳共产党的精英，他看到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的那部分人，也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而奋斗，这是孙中山“与时俱进”的地方。

我们通常从先行者和领袖的位置看待孙中山，当然现在也有从“人”的角度来评价他的，包括评价他处理某个事件的一些手段等。但我们还是要把眼光放在主流方面，对他的枝节问题可以讨论，比如说策略性方面，他做得并不很完美，包括他后来搞“铁血宣誓”的一套，但这不是孙中山的主要方面。我们还是要看具体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给后人，以及他对现代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同舟共进》：您对《同舟共进》有什么评价？

周天鸿：杂志办得非常好，很有深度，而且它是一本专家型的杂志，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顶级的专家，我几乎每篇文章都看。你们的许多观点很尖锐，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杂志里比较少有的，所以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正因为杂志有这个影响力，作为广东省政协系统应该大力推荐。有时文章的观点太尖锐了怎么办？我还是希望保留这样的文风，希望看到杂志的人拿起来就不愿放手。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评价，在其他省份的政协系统里，我已经听到很多人都这样谈论《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