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国内外著名的力学家，他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他在大跃进年代发表多篇有关“万斤亩”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颇受非议。2011年3月3日，叶永烈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长篇文章--《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以下简称《始末》），对“万斤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大跃进、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尽管笔者当时只是农村一个尚未成年的半大孩子，但是，当时狂热的浮夸风给农村带来饥荒和死亡的惨痛情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对叶氏在《始末》中的某些叙述和观点不敢苟同，故将个人意见发表出来供广大读者参考，并欢迎批评指正。

关于三个“无关”

钱学森发表有关“万斤亩”的文章与当时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有没有关系？《始末》提出了三个“无关”，具体表述为：

一、“《人民日报》在1958年4月29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的时候，也还没有什么亩产万斤的农业”高产卫星“，钱学森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前景，与‘高产卫星’无关。”

二、“钱学森的第五篇文章《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发表于1959年2月；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发表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那时候以亩产万斤为代表‘高产卫星’浮夸风早已经饱受批评和纠正，所以钱学森的第五、第六篇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也跟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

三、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我认为，叶先生这三个”无关“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和社会生活常理。因为，钱学森不是人微言轻的普通人物，而是”科学界的头面人物“，是在社会上知名度相当高的名人。名人必然产生”引人注意、强化事物、扩大影响“的名人效应。而名人效应”可以带动人群，它的效应可以如同疯狂的追星族那么强大“（百度百科）。在大跃进浮夸风刮起时，人们对粮食亩产量究竟能达到多少普遍感到迷茫，一位著名科学家就此发表的意见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并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社会生活的常理。所以，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文章不仅对决策者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而且对社会各个层面都必然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与当时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不仅有关，而且关系很大。如1958年7月15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写了一篇《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发表在当年第5期《红旗》杂志上。为了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陶铸举出钱学森的文章作为依据：“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根据他的估算，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四万斤（见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么大。”文章结尾，陶铸说：“为了确保这一跃进的胜利，我们必须给各式各样的‘粮食增产有限论’以彻底的揭露与批驳。”当时，像陶铸这样相信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观点，并以此为武器揭露与批驳“右倾”的人很多，并非陶铸一人。接着，“高产卫星”比着上天，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高，争先恐后，愈演愈烈。怎么能说与“万斤亩”理论与“高产卫星”无关呢？

另外，对钱学森在《农业科学》1958年第12期上发表的《可以实现的理想》一文，《始末》作者说“这篇文章专门论述‘单产量的极限’，原标题是《什么是单产量的极限？》”既然是“专门论述‘单产量的极限’”，而且得出“一亩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并断言“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如此肯定、明确，怎么能说与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呢？

笔者认为，凡是鼓吹“万斤亩”的文章，都与当时的浮夸风密切相关。发表于前的，对浮夸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发表于后的，则直接影响和阻碍浮夸风的纠正。“无关”之说难以服人，不能成立。

关于“捉刀”、“移花接木”和两个“也许”

《始末》以《人民日报》开始报道“高产卫星”的1958年6月8日为界限，据此认定钱学森发表于6月8日之前的文章与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把发表于6月8日之后的文章也说与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无关。前“无关”，后亦“无关”，那么，1958年6月16日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与6月8日仅8天之隔，是有关还是“无关”呢？

对这篇文章，《始末》作者不作有关、无关的界定了，而是另有说词，即叶永烈先生说朋友尹传红曾向他介绍说，《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这篇文章是Z君所写。据此，叶先生确认此文“是Z君为之捉刀！”

在尹传红提供的信息中，Z君说此文“整理稿让他看过，征得他同意”之后发表的。显然，此文发表前是否经过钱学森的同意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当叶先生走访Z君时，“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至于Z君为何对尹传红和盘托出，而对“老朋友”叶先生却绝口不谈，那就不得而知了。

叶永烈先生询问钱学森当时的秘书张可文，当年是否经手《中国青年报》寄来的小样，“她说记不清楚了。”在有关问题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叶先生却说“基本事实已经清楚”。于是也来个大胆的推想，断定Z君所说“不确”，“显然Z君在读了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上钱学森的文章之后，以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对钱学森文章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稍加改动，然后“戴帽穿靴”，“再加上醒目的标题《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找人画了漫画，就在《中国青年报》科学版上登出来了！”像站在Z君身旁亲眼见到的一样。于是断定这篇文章是Z君“精心加工”、“梳妆打扮”的结果。

叶先生这样说没有举出任何依据，完全是个人主观的想象和臆断。况且，叶先生在《始末》中也说：“我对照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惊讶地发现，与钱学森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既然“核心段”的基本内容与钱学森此前发表文章中的表述“几乎完全一样”，又说此文是Z君“捉刀”的“移花接木”之作，如此前后矛盾、不是未免太轻率、武断了吗？

笔者认为，作为报刊的编辑，对作者的文章作必要的修改是通常的惯例，代他人整理文稿以他人的名义发表也很常见，但是必须经过作者的同意才能发表，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原则。不管具有多么“高度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高度新闻敏感”的编辑，他都不能在未经别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捉刀”，将自己“精心加工”、“梳妆打扮”或“移花接木”的文章以他人的名义发表。对钱学森这样声名显赫的名人更应当慎重，这是常理。Z君有什么必要非要对钱学森的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再“移花接木”一番并不经本人同意便擅自以钱学森的名义发表呢？

钱学森从未说过此文是Z君“捉刀”之作，也从未对Z君和《中国青年报》提出过批评。对这个关键性问题，《始末》作者仍是主观臆断，想当然地说：“也许是当时钱学森并没有意识到那篇短文会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也就没有说什么。也许钱学森碍于他的声望，不便于在当时对Z君的‘编辑加工’说什么，也就没有说什么。”

这段话含糊其辞，主观臆断，左一个“也许”，右一个“也许”，什么不便“说什么”，也就“没有说什么”，绕来绕去，简直像绕口令一样。一位严谨的文化人记述和评论重大历史事件怎么能采取这样的态度？

笔者认为，如果Z君未经钱学森同意擅自把文章以钱学森的名义发表出去，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完全有必要要求编辑更正，乃至公开声明此文与本人毫无关系。然而，钱学森不仅从来没有予以否认，而且在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与钱学森见面谈到这篇文章时，钱学森不仅没有利用这个良机说明这篇文章不是本人所写，而是向毛泽东说自己“不懂农业”，“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这足以说明钱学森对这篇文章是自己所作的认可，而且在漫漫五十多年的岁月中从来没有公开否认过，叶先生却猜测性地用两个“也许”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难以自圆其说的。

关于“孤证”

对《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叶氏在《始末》一文中谈到“这篇短文被毛泽东看到了”，又说：“后来毛又在别的场合说，他之所以相信当时亩产万斤的浮夸报道，‘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关于毛泽东后来的这段谈话，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来自当时担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的回忆。”并说“（李锐）所回忆的毛泽东关于钱学森的谈话，并未见诸档案记录，也未见诸别人的回忆，成了孤证。”

事实并非如此。

据我所知，曾经提及此事的当事人，除李锐外，还有原中顾委委员周惠（1919-2004）。据《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权延赤、黄丽娜著，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4月版）一书记载，大跃进期间，各地都争先恐后地放高产卫星。“在这同时，周惠所看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在谭震林那里碰了钉子后，疑惑自己是否有些”井底之蛙“，只见湖南，不见全国？他找来省农科院的副院长张化儒”，要他“你替我出去跑跑，凡是报纸上登了放卫星的地方你都去看看，到底产了多少粮？”

张化儒“连跑七省，风尘仆仆赶回长沙，他的报告令周惠震惊：‘全是胡吹。我所见产量最高的只有亩产七百多斤，是在江苏常熟县。”（第118-119页）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与周小舟、周惠谈话时又通知李锐来参加。

周小舟谈兴渐高，口无遮拦：“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话讲得相当尖锐，且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李锐、周惠至今承认，毛泽东“不仅没有丝毫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提倡敢想敢干是对的，但也确实引起唯心主义”。毛泽东一边轻弹烟灰，一边自嘲地笑道：“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产几万斤，因此我相信了。”

《天道》接着写道：

“曾随毛泽东视察河北、天津、湖南等地的卫士长和卫士都曾回忆，说毛泽东一旦看到田地和庄稼都明确表示不信’亩产万斤‘，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讲的话他是相信的，但走遍全国很失望，没有一片地能使他相信亩产万斤。”（第179-180页）

《天道》出版于1997年4月，周惠是2004年11月去世的。而且《天道》中关于庐山会议的章节（包括上引三节文字），正式出版前曾在中国侨联所办的《海内与海外》杂志发表。该杂志在文前的“编者按”中披露：“该文经权延赤所采访的周惠同志亲自审改两遍，广电部常务副部长田聪明（原周惠秘书）亦审改一次，均同意发表。”（《海内与海外》，1996年第6期，第5页）

这充分说明，李锐的回忆并非“孤证”，叶文的“孤证”之说不能成立。

退一步说，如果硬说李锐的回忆是“孤证”，不能采信，那么，叶先生凭尹传红一人所说（没有得到Z君的证实）就作出《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是Z君为之捉刀”的断言，无疑也是孤证，何以厚此而薄彼呢？对待史料是不能采取双重标准的。

关于“冒叫一声”

叶先生在《始末》中专门写了一节“所谓’冒叫一声‘”，援引1958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刊第61期《风讯台》的报道，叙述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与钱学森会面和谈话的情景。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后接着说：“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叶先生解释说：“所谓’冒叫‘，是湖南一带的土话，是一种带有自谦口气的’冒昧地说一声‘。”并在转引臧克家曾经引用毛泽东关于旧体诗词的一段话：“旧体诗词源远流长”，老年人、中年人都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之后，叶先生说：“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冒叫一声‘，只是自谦而已。在那样的场合，钱学森无法向毛泽东解释那篇文章并不是他亲笔所写，所以毛泽东称钱学森’你也是冒叫一声！‘”

何谓“冒叫”？各类词典均无“冒叫”这个词条。“冒”的含义，《辞源》的解释第3项是：“不审慎”。犹言冒失，冒昧。对“冒昧”的解释是：“轻率，鲁莽（《辞源》第1册，第321页）；《辞海》对”冒昧“的解释是：“犹莽撞。言行轻率。”“多用作谦辞。如：冒昧陈辞；不揣冒昧。”（《辞海》缩印本，第1696页）；《现代汉语词典》对“冒昧”的解释是：“（言行）不顾地位、能力、场合是否适宜（多用作谦辞）：不揣冒昧，冒昧陈辞。”对“冒失”的解释是：“鲁莽；轻率。”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冒”字的“冒失、冒昧”含义时举了一个例句：“看见那人好像是他，我冒喊一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858-859页）这“冒喊一声”与“冒叫一声”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没有看准就喊叫一声！

根据各个版本词典对词义的解释，结合当时钱学森说自己“不懂农业”、“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和“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的语境，我认为，毛泽东当时说钱学森“你也是冒叫一声！”不是“自谦”，而是含有批评之意，只不过这个批评非常轻松、委婉而已。

“冒叫”含冒失、冒昧、轻率，鲁莽、不审慎等贬义。正因为其为贬义词，所以自称“冒叫”才为自谦。如说他人“冒叫”，其批评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叶氏说“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我冒叫一声‘，只是自谦而已”，没有道理。

关于“向毛泽东检讨”

《始末》作者还专门写了“所谓’向毛泽东检讨‘纯属瞎编”一节，对祁淑英、魏根发著的《钱学森》一书中讲到钱学森向毛泽东检讨的情节痛斥为“纯属瞎编”、“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又说：“也有人把毛泽东所说的’冒叫一声‘，引伸为’冒进‘，引伸为毛泽东对钱学森的严厉批评，甚至由此编造出钱学森当面向毛泽东检讨的所谓’故事‘。”对此，叶先生一概斥之为“杜撰”、“篡改”和“纯属（任意）瞎编”。

笔者认为，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与钱学森会面时，毛泽东对钱学森说“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这话显然是对钱学森的褒奖和鼓励。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钱学森明确地承认自己“不懂农业”，当面向毛泽东坦陈自己“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这不是检讨是什么？毛泽东听后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显然含有批评之意，只不过不是“严厉批评”，而是轻松、诙谐、委婉的批评而已。

检讨和批评有多种形式，既有书面的检讨和批评，也有口头的检讨和批评；既有按组织体例在会议上进行的郑重其事的检讨和批评，也有在一定场合进行的非正式的检讨和批评。钱学森向毛泽东坦陈自己“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实际上就是检讨；毛泽东对钱学森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实质上也是批评。叶先生刻意为尊者讳，对关于钱学森检讨、毛泽东批评的说法斥之为“杜撰”和“瞎编”，显然是主观臆断，粗暴无理，很不足取。

关于“科学计算”、“科学推算”

《始末》作者多次强调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观点“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的前景”，是通过“科学计算”得来的，“计算是科学的”，“计算是正确的”，是“科学推算”的结果。笔者认为，“科学计算（推算）”与“科学家计算（推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科学计算（推算）”，是人们立足于实际，采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实事求是地计算（推算），得出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结论；而“科学家计算（推算）”则是科学家的计算（推算），其结论存在正确和错误两种可能，并非必然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科学是反映事实真相的学说，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计算（推算）才是科学的计算（推算）。

古往今来，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都不可能一贯正确、没有错误，科学家也不例外。回顾人类科学发展史，科学家犯错误的事例不胜枚举。如１９１４年秋，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写一篇论文，“西维塔指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错误”，“爱因斯坦纠正了自己概念上的错误，完成了相对论。”

“爱因斯坦提出他的宇宙模型之后过了１２年，天文学上有了一次重大的突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发现，所有的星系，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在不断地增大。恒星不’恒‘，……宇宙不是静止的，宇宙在膨胀！哈勃利用大口径望远镜作出这个重要发现后，爱因斯坦这位公认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非常坦然地承认自己的宇宙模型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承认呢？难道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就不犯错误了吗？为了从广义相对论中解出他的静态、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爱因斯坦甚至修改了自己心爱的引力场方程，在方程中增加了具有斥力性质的一项，叫做宇宙项。有人把引入宇宙项这件事，称为爱因斯坦平生所犯的最大错误。爱因斯坦犯了一个大错误，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宇宙模型，后果却是诞生了一门新的科学--现代宇宙学。”（聂运伟：《爱因斯坦传》）

像爱因斯坦这样举世公认的伟大科学家尚且犯过错误，其他科学家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什么奇怪的呢？

关于“应景文章”

叶永烈先生说，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应景文章而已”。

笔者认为，叶先生这样说未免太轻松了，事实并非如此。

同处在大跃进、浮夸风的狂热中，有些农业专家就坚守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底线--实事求是，不说谎话。如老一辈水稻专家丁颖，“在大跃进中，浮夸风遍及全国，各地亩产粮食几万、十几万斤的’卫星‘纷纷放起，有些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等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它的’科学性‘，而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农学家丁颖坚持不随波逐流，却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他指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严家森：《［科技篇·丁颖］稻作科学之父--怀民食替天行道》，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1日）

水稻专家杨开渠也是这样。１９５８年，一位基础部教师看到报上登载的贵州某地水稻亩产几千公斤的报道，询问开渠教授：“你看到报道没有？”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又摇了摇头。他说：“我给你算一笔账。”算后，他说：“亩产几千公斤根本不可能！”同年秋，省里在郫县召开水稻高产现场验收会，开渠教授叫学员们用软尺测量行穴距，数单穴有效穗数，单穗实粒数，再按一般千粒重一算，亩产只有３００多公斤。这时，主持会议的领导宣布：验收结果，每亩实产干谷２０００公斤。话音刚落，开渠教授站在田坎上大声说：“不得行！最多也只有３５０公斤。”当场戳穿了弄虚作假的把戏，使所谓“高产验收”不欢而散，却赢得那些正直的干部和农民的尊敬。（《农学家--杨开渠》，人物杂志社2008年1月20日）

所谓“应景”，是指“为了适应当前情况而勉强做某事”（《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1513页）。那么，“应景文章”就是为了适应当前情况而勉强做的文章。然而，通观《始末》全文，都是说钱学森如何“严谨”，“纯粹是从科学的角度展望农业发展的前景”，亩产4万斤粮食的结论也是通过“科学计算”得来的，甚至到1993年仍“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表明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推算的坚持”，哪里有一丝一毫“应景”和勉强的意思？况且，他是研究和从事导弹、航天专业的力学家，不是从事小麦、水稻生产的农学家，当时没有谁给他施加压力，强制他就粮食亩产万斤表态，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表6篇有关“万斤亩”的文章，谈何“应景文章”？

关于“责任在《中国青年报》”

《始末》作者在“三点客观评价”一节中说，钱学森在大跃进中发表的有关“万斤亩”的谈话和文章，“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责任在《中国青年报》”。

在大跃进期间，钱学森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在《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发表了《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在《农业科学》第12期发表了《可以实现的理想》、在《科学通报》第3期发表了《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在《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发表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共6篇有关“万斤亩”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并不是起带头、引领作用的第一篇，况且叶永烈先生也说此文“核心段”的基本内容经过对照“与钱学森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的《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说明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内容是从钱学森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上《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一节中引来的，没有篡改钱学森的本意。如按叶氏所说，发表文章的作者可以不负责任，首先发表这类文章的报刊可以不负责任，而在其后引用前者文章的《中国青年报》却要承担责任，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这样，“蒙受不白之冤”的就不是钱学森，而是《中国青年报》了！

关于“理想最高年亩产32-53吨”

叶永烈先生说：“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告诉笔者，钱学森一向坚持自己对于万斤亩的计算是科学的，正因为这样，钱学森从来没有对此表示’道歉‘或者’检讨‘。”钱永刚教授还向叶永烈先生提供了钱学森1993年4月21日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回信。钱学森在信中提出“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据此，叶先生说：“钱学森在1993年仍然明确坚持他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正确的”，“在钱学森看来，当年的计算还太保守，’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也就是32000-53000公斤，64000-10600（最后面少一个0，应为106000-彭注）市斤！也就是说，不仅是万斤亩，而是十万斤亩！”“钱学森的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于是再次斥责“有些书中所谓他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纯属无稽之谈”。

由于钱学森给海外友人孙玄先生的信是没有公开发表的私人信件，所以，本人不想对此多加评论。只对钱学森的“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即最高年亩产可达106000斤而且是“可以实现的”之说感到惊喜，惊的是，大科学家确实气魄大，告诉人们当年“万斤亩”的计算“太保守”，那些亩产10多万斤的“高产卫星”并非浮夸！按照钱学森所言，亩产量最高可达106000斤，我计算了一下，每平方米土地生产的粮食为158．92斤。形象一点说，就是每平方米生产一麻袋粮食，每亩地中要堆满667麻袋粮食才能达到亩产106000斤。如果这样的理想变为现实，我们还真要为“粮食多了怎么办”发愁的，只是不知这个“神话”何时才能实现！

《始末》在论证钱学森“万斤亩”问题时引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概括”：“目前，全球水稻的平均亩产大概接近300公斤（600市斤）。即便科技发达的日本，其亩产也只有445公斤（890市斤）。”“到2015年大面积亩产提高到900公斤的目标，可以实现。”《始末》又说“今年80岁高龄的袁隆平甚至希望，自己90岁的时候，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的亩产可以达到1000公斤。”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我国水稻的亩产量要到2020年才可望达到1000公斤即2000市斤。说明粮食产量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步提高，那种脱离实际狂热鼓吹亩产万斤、十几万斤的说法已被实践证实是反科学的、不负责任的浮夸！

钱学森和袁隆平都是成果辉煌、驰名中外的的大科学家，两相比较，笔者认为，钱学森所学的专业为力学，是力学家，终其一生的主要精力和贡献在航天，对粮食生产的研究是业余性的；袁隆平所学的专业为农学，是农学家，一生的全副精力和贡献在稻田，对水稻生产的研究是专业性的。钱学森不了解农村、农业的实际情况，早在50年前大跃进的1958年粮食亩产仅300斤时就相信亩产已达到了2000斤；袁隆平一直在稻田里摸爬滚打，对农村、农业极为熟悉，他认为我国水稻亩产量要到2020年才能达到2000斤。钱学森没有亲身体验大跃进浮夸风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灾难；袁隆平在农村亲眼看到过因浮夸风造成饥馑而倒毙在路边的饿殍。钱学森提出亩产万斤乃至10万多斤的观点是在书斋里根据太阳光能的转换等理论计算出来的，何时实现，没有时间表，遥遥无期；袁隆平80岁时提出10年后即2020年水稻亩产量达到2000斤的观点是在稻田里采用杂交育种的方法得出的，有时间表，为期不远。所以，我认为袁隆平亩产2000斤的观点来自于稻田，是务实性的，完全可信--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而钱学森亩产10．6万斤的观点来至于书斋，是理论性的，人们只有期待--不知这个近乎神话的“科学推算”何日变为现实！

关于“严重后果”

《始末》作者一再把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文章说成是“应景文章”，是一个科学家的“科学计算”和“科学推算”，对大跃进和浮夸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只在“三点客观评价”中说了一句：“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至于这篇短文引出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叶先生就绝口不谈了。

关于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的“严重后果”，凡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说：大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第873页）“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第884页）“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第873页）

薄老的这段回顾和反思已足以说明问题，无须再多举事例了。

大跃进运动以及严重的浮夸风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也许是当初掀起大跃进“狂热”和闭眼瞎吹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关于“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叶永烈先生在《始末》开头写了一大段关于钱学森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他喜欢研究、探索专业之外的种种问题”。说“他的兴趣范围可以说遍及整个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乃至说“钱学森的博识广闻是令人敬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原来认为这段话似与《始末》主题关系不大，但在通读全文之后才知道其深意所在：这段话告诉人们，钱学森“博识广闻”，“遍及整个自然科学以至社会科学”，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既然如此，对他有关“万斤亩”的文章还有什么值得质疑和异议的呢？

笔者认为，知识的大海浩瀚无垠，而人生短暂，精力有限，一个人皓首穷经，毕其一生获得的知识也只不过是大海中的几滴水珠而已。民间俗语说得好：“隔行如隔山”，即使在同一领域，各分支的知识也是存在“隔山”之异的。正如同为农学，研究棉花的专家未必熟悉水稻；同为医学，泌尿专家未必精通骨科一样。我承认有的人涉猎广泛，知识面宽，但是不管多么博识广闻的科学家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不可能是什么“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况且，叶永烈先生在《始末》中也说：“钱学森对毛泽东所说的’不懂农业‘云云，是实事求是之语”，既然承认钱学森“不懂农业”，又说他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岂不矛盾？

恩格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同时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即使这样的伟人，有时也会出错，如1843年，有位朋友告诉他，在澳洲有一种鸭嘴兽，是哺乳动物，却可以用卵来繁殖后代。朋友还把鸭嘴兽的蛋拿给恩格斯看，恩格斯看后哈哈大笑地说，鸭嘴兽既然生蛋，就不会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

然而，事实证明，鸭嘴兽既是哺乳动物，又是卵生动物。后来，恩格斯认识到自己错了。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承认错误，并幽默地说要向鸭嘴兽道歉，请鸭嘴兽原谅自己的傲慢和无知。

这个经典的故事充分说明，即使像恩格斯这样思想先进、知识渊博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对。举世公认的一流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尚且出现过错误，遑论其他？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无所不精、始终正确、“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结束语

一、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文章不是一篇两篇，而是6篇，将粮食亩产量提高到4万斤，并断言是“可以实现的理想”。这对当时的浮夸风必然产生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毛泽东1958年10月27日当面说“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的赞赏，有陶铸发表在1958年第5期《红旗》杂志上《驳粮食产量有限论》中引用钱学森的文章作为批驳“有限论”的有力依据，说明钱学森有关“万斤亩”的文章对决策者和浮夸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无法否认的事实。《始末》作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钱的一系列“万斤亩”文章与“高产卫星”无关，“充其量不过是应景文章而已”是难以服人的

二、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文，即使是Z君的“捉刀”之作，但“核心段”的基本内容与钱学森另一篇有关“万斤亩”的文章所写“几乎完全一样”，况且钱学森始终没有否认过。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此文是Z君在未经钱学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报上发表的之前，这篇文章只能说是钱学森的作品。说是Z君“精心加工”、“梳妆打扮”、“移花接木”之作，说“责任在《中国青年报》”等等都是毫无道理的。

三、对亩产万斤、几万斤乃至十几万斤之说，当时不少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都持怀疑、否定态度。如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一直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极为反感，曾对到南京的夏衍“直言相告：那些高产报导’全是假的，别相信‘。……他亲临盐城的一块亩产超万斤的’卫星‘田，那是将几亩即将成熟的稻子移植、合并在一起的，轻轻一拔，移栽的稻根就离土了，公公当众拔起，大笑说：果然是’人造卫星‘！”（马懋如：《我的公公刘顺元》）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胡开明亲自到小站考察高产试验田，“明白了这里的虚假。”“还当面对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张克让说”克让，你的卫星都是瞎放，全是假的呀。“（老鬼：《大跃进时期的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不仅如此，《始末》中说，钱学森在《可以实现的理想》一文中提出”一亩稻、麦地的年总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时任钱学森秘书的张可文”看完文章，问道，亩产那么多，可能吗？钱学森回答说，完全可能。“”文章寄出之后不久，农业科学院的《农业科学》编辑部来电话，又询问文章中关于万斤亩的计算是否准确。“说明当时人们对这种亩产4万斤的神话是难以相信和认可的。但钱学森坚持自己的”计算是无误的“。结果这篇文章在《农业科学》1958年第12期上发表。

在叙述钱学森秘书张可文和《农业科学》编辑部的人员对钱学森文章中亩产”可以达到四万斤“的说法提出质疑之后，叶先生仍说”钱学森是经过仔细的计算之后写下那一段文字，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事实并非如此，叶氏的所谓”客观评价“并不客观。

四、1958年10月27日，钱学森对毛泽东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这段话体现了钱学森的自知之明和实事求是精神。叶永烈先生在《始末》中也说：“钱学森对毛泽东所说的不懂农业云云，是实事求是之语”，承认了钱学森“不懂农业”。笔者认为，当年钱学森如果不能亲自种一方试验田，但如能到农村、农田走一走，看一看，算一算，也许就不会一再发表那么多“万斤亩”的文章了。

五、“万斤亩”之说是大跃进和浮夸风狂热时期的产物，超越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生产力水平，严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违反科学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很快就受到了大饥荒的惩罚，教训极其惨痛，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事情已过五十多年，今天谈论这起公案，并非是要追究谁的个人责任，所以，没有任何必要为名人、尊者讳。叶永烈先生罔顾历史事实，刻意为名人、尊者的错误掩饰，实在是很不足取的。我们应当以科学、严谨、正确的态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厘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倘能如此，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