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帝制的终结
第1集:《“体制内”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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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逆转一百年,1911年的那个秋天,武昌城里枪声大作,不到三个月,统治中国260多年的大清王朝寿终正寝,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结束,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史称“辛亥革命”。今天,我们检点这段历史,会发现这场革命胜利之迅速,代价之小,令人费解。而在这场革命爆发前两年,清政府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试图走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之路。那么,满清的这种和平改良为什么被革命骤然打断?谁是王朝的掘墓人?谁又主导了这场流血代价很低的革命呢?湖湘讲堂特邀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带您穿越百年迷雾,直击辛亥现场,敬请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力作《帝制的终结1911》第1集: “体制内” 遭遇。
鸦片战争前夕的先进的思想家 龚自珍 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一祖之法无不弊”“一祖”是老祖宗,依照老祖宗制定的制度、法令、政策总是要有毛病的,总是要有衰落的时候。“千夫之议无不靡”,千夫是大家,一千个人,就是说一种社会思潮,这种大家的意见、议论没有不衰落的,“靡”是衰落的时候,他说,“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已经看到了清政府的种种腐败、种种没落的情形,于是他提出了两条改革的道路,一条是自改革,自是自己。就是自己来进行改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体制之内的、温和的自我改革。龚自珍设想的第二条道路,叫来者之劲改革,来者是别人,后期的人,劲,强劲有力的改革,就是说这是一种体制外的,一种强力的或者说暴力的改革。这个是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设想的中国的两条改革道路。那么辛亥革命走的恰恰是第二条道路。是来者的这种强力的改革。那么人们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清政府他自己没有改革。或者说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走一条温和的改良道路。
这些年,海内外有许多议论,这个议论的主要内容,就是辛亥革命没有必要搞。或者说辛亥革命搞糟了,中国近代从辛亥革命以来,内乱不止,问题很多。都在于搞了辛亥革命。如果当时不搞革命,搞改良,那么中国的面貌就会大不一样。前几个月,我们有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重点讲的就是清朝政府的改革很有成绩,社会安定,国库充裕,这很好嘛。说按照这清朝政府的道路走下去,就很好嘛,为什么还要革命呢?那么这本书到现在大家在书店里还能买到。那么我个人不赞同这种观点,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时为什么我们没有走清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道路。没有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提出的改良道路,而走上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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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但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清王朝。那么,是什么样的经历,导致了他从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转变成坚定的革命家呢?
孙中山大家知道,他的青年时代是在美国的檀香山度过的,当他从檀香山经过香港回到他的故乡,广东的香山县的时候,那么他就感到,境内和境外两重天地,完全不一样。他到了香港以后,然后坐船回乡,路上要经过中国的关卡,孙中山受到的是官吏的刁难和勒索,后来孙中山到香港去读书,孙中山亲自看到了香港这个地方,街道秩序整齐,建筑宏美,社会进步,跟他的故乡,香山县翠亨村,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就自己想,说两个地方啊这个翠亨村和香港之间,相差不过50多里,为什么成了两个世界?他就想,说外人,外国人能够在七八十年之间,在一个荒岛上,做出了这样的成绩,我们中国,有四千年的文明,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香港那样?原因在什么地方?【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孙中山回到翠亨村以后,他也想给家乡做一点小规模的改良工作。例如修桥、铺路,但是困难重重,他求助香山县的县令,县令对孙中山深表同情,但是不久以后这个县令调走了,新的县令是花五万块钱才买到这个职位,当然他就没有心思来支持和赞助孙中山的改良工作。那么,孙中山又进一步向广东省官吏求助,那么孙中山发现省里的官僚比县里的更加腐败。
孙中山在香港他是学的是医学,他最初是想医人,把人的病治好,后来他想到的是要医国,要把中国这个国家治好。1894年,孙中山和他的最好的朋友陆皓东,两个人一起到天津,向当时中国的开明分子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信,这封信呢,主要的是反对洋务派的“船坚炮利”的富强纲领,主张学习欧洲各国的“富强之本”,就是这个洋务运动啊,靠这个中国打不过外国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船不像外国那么坚固,我们的炮没有外国人那么厉害。所以要学洋枪洋炮,那么孙中山认为,洋枪洋炮这个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所以他在跟李鸿章的信里面,提出了四句话叫“人能尽其材,让每一个人把他的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让土地能够把它的利益 让它源泉充分地发挥出来,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让每一个事物每一样东西能够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货能畅其流,希望中国的货物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面能够自由地流通贸易。那么这个四句话实际上是孙中山当时的改革主张,他是要求改革教育,改革人才的选拔制度,发展农业采用机器生产保护商业并且开通国内市场,孙中山在信里写说这个四件事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满怀希望地从故乡翠亨村到了上海,找了一些关系走了后门,满怀希望满怀热情地到了天津,把信交给了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当时,当时正在忙着甲午战争,准备跟日本人打战。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来接见孙中山。这封信没有得到号称开明分子的李鸿章的重视,孙中山和陆皓东又到北京转了一趟,孙中山到了北京以后,他就发现了清朝政府的政治龌龊比广州还要厉害,所以,在上书没有成功又亲自考察了北京的情况以后,孙中山对于清朝政府彻底绝望。就从此抛弃了体制内改革的一切念头,从此从事体制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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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战,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过60岁大寿,还在大量地挪用海军军费。政治之腐败,可见一斑。对改良政府彻底绝望的孙中山,从此头也不回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那么我想这一段的历史就是说孙中山最初没有想闹革命,最初他也想走温和的体制内的改革的道路,但是清朝政府腐败的现实让他绝望。所以1894年孙中山就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近代中国第一个团体叫兴中会。这个宣言呢 主要成分就在于孙中山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人,有数万公数万里的土地,本来是可以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但列强的侵略下面中国面临着瓜分的危险。所以孙中山就讲说“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大家有一个很熟悉的口号叫振兴中华。那么我告诉大家,那么孙中山的这个振兴中华的这个口号是1894年兴中会章程里的提出来的。那么从1894年开始,那么振兴中华就成为中国人的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以后,又回到香港组织了一个香港兴中会,那么这个香港的兴中会宣言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这个组织啊,【上匡国家以臻隆盛,下维民众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上面要拯救让中国国家以臻隆盛,让国家成为一个强国,成为一个富国。下面我要把老百姓从这个非常残酷的非常糟糕的环境里面解放出来,他说我要使我中国四百兆也就是四万万的老百姓各得其所,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地位,方为满志。所以从这个兴中会宣言和香港兴中会的宣言看来,孙中山一开始革命的时候,他想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救国第二个是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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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孙中山开始体制外革命后不久,一群体制内的读书人,也在发起一场震惊朝野的情愿运动。1895年春天,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后,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也由此展开。那么,这群体制内的人,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体制内改良,这能不能拯救中国的命运呢?
康有为、梁启超正在走体制内改革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在北京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这个西太后,我们原来早些人的看法认为西太后是一个腐朽的顽固派,实际上呢,在戊戌变法一开始的时候,当光绪皇帝去向这个西太后请示的时候,西太后讲了一句很开明的话,光绪皇帝说太后老佛爷啊,我现在要准备变法了,西太后讲的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啊我想大家听了以后会大吃一惊,西太后讲什么呢?说今宜专讲西法,今是今天,说今天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专门讲应该专门去讲西方的制度。西法,制度。那么,光绪皇帝就把西太后这个命令这六个字 传达给他的老师,翁同龢,说老佛爷指示啊 说今天应该专讲西法。翁同龢,觉得不大合适,他怎么能够专讲西法呢?所以翁同龢在起草这个《明定国是诏》,就是宣布从事改革的这个诏书的时候,搞了个折中主义,说西法是不能够不讲,应该讲的,但是呢,中学中国的圣贤之道这个也不能不讲,所以,当时西太后比翁同龢 比光绪皇帝的师傅 好像还要更加激进一点。
那么后来是什么原因?从原来赞成变法到拿起刀来镇压维新派呢?主要是看光绪皇帝的改革,触动了冒犯了老佛爷的最高权力。冒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为什么?当时光绪皇帝很希望听到来自各方的意见,所以他就下了一道诏书,说现在我要变法了,大家都可以给我提意见,提建议,各级的官吏不能够阻拦,那么就在光绪皇帝在那里征求改革的意见的时候,有一个礼部,有一个小官吏姓王叫王照,他就给皇帝啊,上了份奏章,说呀,光绪皇帝和西太后两个人 最好能够到国外去考察考察,一个是增长见识,看看这个外国人怎么生活,另外一个呢,也用这个行动表示太后和皇帝,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都到国外考察去了,说句老实话,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建议,没什么大了不起对不对啊,太后跟皇帝一块到国外到美国到日本去,去考察考察,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但是当时的礼部就相当于现在我们这个部长一级的大官僚,觉得这还了得啊?就不肯替王照把这个奏章送给皇帝看,这样的话呢,皇帝就很生气,说我刚刚下了命令,让你们大家不要阻拦老百姓,阻拦这个下级官吏给我提意见提建议,你马上你就啊,在王照这个问题上,你就不把他的意见送给我,所以光绪皇帝盛怒之下,把这个礼部的部长,就是尚书 和副部长就是这个侍郎,六个人全部罢免,撤职了。那么偏偏这个礼部的部长,尚书啊,是满洲人,满洲亲贵,而且他的老婆是陪西太后打牌的,是个通天人物,所以这样的话,这个部长一被罢官,老婆就跑到西太后面前哭,所以,西太后觉得呢,光绪皇帝对这个部长副部长这个满洲部长副部长这个处分太严重。那么,光绪使西太后最不满意的是这样重大的事情,你把六个部长副部长免了,这个事情你居然不通过我,不请示我不请示我老佛爷,西太后觉得不能容忍,所以说西太后,下令镇压维新派,阻止光绪皇帝变法,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这个变法触动了满清贵族的利益,一个是触动了西太后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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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巨大,它激起了人们对满洲权贵的仇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的思想渐入人心。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还会对满清王朝心存幻想吗?接下来,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那么,戊戌变法的失败,那么表示了这种体制内的改革已经被阻挡了。体制外的革命就兴起来了,在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继续坚持一条道路,我称之为保皇救国,1899年8月4号这一天是光绪皇帝的三十岁的生日,康有为呢 当时逃亡到加拿大,他在华侨里面,在中华会馆这个地方开会庆祝皇帝的生日,据康有为自己的描写,会场点了蜡烛,光明一片而且还奏音乐,箫鼓铿锵,会场上挂着龙旗,不管是穿长袍或者是短衣都跪在地下,向皇帝九叩首。那么,那么这个组织叫保皇会,在美洲各地都组织起来了,这个保皇会还有仪式,根据梁启超的记载,保皇会要开会的时候,会场上要供奉万岁圣牌,万岁就是光绪皇帝,就是会场上要挂一个牌子,是光绪皇帝万岁万万岁啊,要挂一个牌子,会众参加会议的人,每一个人胸前还要挂有光绪皇帝像的一个徽章,叫皇上圣像。开会的时候,仪式首先是恭祝皇帝万寿,光绪皇帝万岁万万岁,怎么样呢?齐声喝彩三声,除了吆喝三次皇帝万岁万万岁之外,还要祝康有为康先生到处平安,也是喝彩三声。那么在这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曾经想,搞武力斗争,他想用武力的办法,推翻西太后的统治,从这个被幽禁的瀛台里面出来继续掌握中国的政治,所以呢,当时在湖北在武汉深圳,康有为集中了力量,搞了一次起义,叫自立军,这个自立军起义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西太后,把光绪皇帝救出来,再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但是这次起义,被张之洞镇压了。那么从此以后,康有为觉得搞武装斗争会死人会流血,所以他就再也不搞武装起义了。那么康有为不搞武装起义了,但是你们贵湖南有一个好汉叫毕永年,毕永年是你们湖南人,他是谭嗣同的好朋友,在谭嗣同牺牲以后,那么毕永年逃到日本,转向孙中山,从此毕永年就成了一个革命者。毕永年还在湖南地区组织了一批几个会党领袖,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兴汉会。什么叫兴汉会啊,就是说让汉族振兴,让汉族站起来,兴汉会把孙中山推荐为会长,那么我讲这个事说明什么,革命这个事之所以起来,清朝政府特别是西太后拒绝改革镇压了改革,这个是革命兴起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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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集杨天石先生讲到,原本倾向于体制内改革的孙中山,在屡遭碰壁之后,看清了晚清政府的腐败,转而选择了革命道路;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改良派,也郁积着对满洲贵族的强烈愤恨,。革命派与改良派,都视慈禧为仇敌,那么,他们会不会就此联合呢?处在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又将采取哪些办法,来拯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返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力作《帝制的终结1911》下一集:立宪闹剧。
《帝制的终结》第2集:《立宪闹剧》
编导:王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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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集杨天石先生讲到,原本倾向于体制内改革的孙中山,在屡遭碰壁之后,看清了晚清政府的腐败,转而选择了革命道路;而致力于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也因为触犯了慈禧太后的绝对权威和满洲权贵的利益,不得不逃亡海外。革命派与改良派,都视慈禧为仇敌,那么,他们会不会就此联合呢?处在内忧外患中的晚清政府,又将采取哪些办法,来拯救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返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力作《帝制的终结1911》第2集:立宪闹剧。
在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继续拥护光绪皇帝,他办了一个报纸,在日本叫清议报,那么我说这个报纸,对于光绪皇帝的宣传就多了美化和神化的成分。例如这个报纸讲,说皇上之圣,光绪皇帝的英明,是数千年之所未有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呀。文革期间谁讲过这种话呀,林彪嘛,林彪说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那么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也不是林彪的首创啊。首创者是梁启超啊,他说光绪皇上之圣数千年之所未有。还有一句话,叫光绪皇帝是“天纵之子”,天是老天爷,纵,培养的,是老天爷培养的这种人才。梁启超比起康有为来,脑子灵活一点,他曾经一度倾向共和,本来嘛,你要想改革,你要想维新,结果呢被清朝政府镇压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了脑袋。所以啊,梁启超心里面有怨气,他曾经写过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呢叫新中国未来记。他说将来的中国啊,叫什么国家呢?叫大中华民主国,不是帝国了是大中华民主国。说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代的大统领,大统领就是大总统是谁呢?罗在田。这个罗在田呢实际上是暗指光绪皇帝。第二代大统领是黄克强,大家不要误会,湖南人有一个黄兴,他字克强。那么梁启超这里讲的黄克强不是湖南人黄兴,而是他假造的一个名字,黄克强就意味着黄帝子孙要强大要站起来。所以也就是说梁启超曾经一度想走共和民主道路。但是呢,他这个小说他写了一部分,就再也不写啦。这个事情表示梁启超后来还是把这个民主共和的道路否定了。
在1899年夏秋之间,梁启超曾经跟孙中山达成了两派合作的初步协议。要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梁当副会长,而且梁启超还跟他的同学,十二个人在日本镰仓有一个江之岛的一个楼上,叫金龟楼,这个地方现在还有,结盟,那么这批人里面,那么像欧榘甲,这个人他是个广东人,他是带头倡言革命,认为革命之义已经行于五洲,革命之效已经普及四海,是去野蛮而进文明的必经之路。
所以当时,这个梁启超他当时和孙中山合作,他就劝孙中山,他说呢,你们要搞民主共和,我们呢要保皇,两派互相对立,两派怎么能合作呢?他说我们把两者合起来,就是说唯一的办法是举皇上为总统。把光绪皇帝选为总统,那不就是革命和保皇就一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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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孙中山四处联络起义人士,准备在中国南部建立联邦共和国。梁启超这种“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双赢策略,一时间跟者甚众,原来受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纷纷加入了康有为创建的保皇会。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联手,让晚清社会的前景似乎出现了新的可能。
但是梁启超倾向革命的这个事情,被康有为的另外一个学生叫徐勤知道了,徐勤赶快向康有为告急说,梁启超渐入行者圈套,行者是谁啊?行者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孙猴子,那么这里就是指的孙中山,说梁启超就是上了孙中山的当了。那么康有为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摆出老师的架子,责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到美国去参加保皇活动,后来呢,梁启超就跟在康有为面前检讨,说我错了我一定要痛下悔改,1903年他到了美洲,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共和国家以后,看到美国的选举问题很多,看到美国的华侨社会问题很多,因此,梁启超没有受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影响。相反的他倒退到了想走俄罗斯的道路,所以当时梁启超有一句话叫游美洲梦俄罗斯。就是到美国逛了一圈,但是更向往的是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什么呢,俄罗斯的改革是靠彼得大帝。所以梁启超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从戊戌变法时候的维新倒退到了要走俄国式的开明专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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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文章对彼得大帝式的“圣君”一片神往,并认为中国社会改良的希望,全在于“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这也正式表明了他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分道扬镳。而此时慈禧太后的某些举措,似乎也回应了梁启超对于开明专制的向往。为了进行自我挽救,清政府在这一年加快了推行新政的改革步伐。
清政府为什么搞改革呢?因为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那么这件事给了西太后沉重的教训,让西太后感觉到再像原来的样子,再像原来那样顽固不行了。所以西太后表示她也要搞改革,那么西太后的改革就叫新政,新政有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叫编练新军,那么到了辛亥革命前夜,清朝政府一共是编练了20万新军,新军和当时中国的传统军队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他学的是日本或者德国的训练方法,用的是洋枪洋炮,士兵都至少要具有高小的水平,军官一般的都是中国、日本的军官学校培养的,这个是第一项改革,就是军事现代化的改革,第二项改革是废科举、兴学堂,那么清朝政府下令,那么从1906年开始把原来的科举考试废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从学堂里培养出来。那么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一千三百余年了。所以说清政府的改革里面,做得最有意义的,成绩最大的就是废科举兴学堂,所以我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情,这个清政府虽然办了新式学堂,但是它的教育宗旨,前面四个字是忠君、尊孔,就表明 清朝政府这个教育改革是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清朝政府新政的第三个改革是奖励实业。就是说你有钱你投资工业 投资现代化的企业 那么清朝政府就赏给你官爵。清朝政府的改革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法制的改革,原来这个清朝政府的杀人有种种的名目,有凌迟,就是一片片地把这个肉割下来,有砍头,你死了以后还要把你的棺材打开把你的尸首砍头等等。那么清朝政府的法制改革,把这些都废除了。从野蛮的落后的法律转变为开始具有现代化的色彩。那么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虽然是有成绩,有的成绩而且不小,但是呢它的目的是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新政是具有现代化性质的进步改革,它表明清廷虽然顽固,但是终于无法抵御历史潮流,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顺应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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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慈禧太后所推行的新政,比之前她所扼杀的戊戌变法具有更大的改革力度。新政期间,清政府逐步确立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军事制度、司法制度与教育制度。至辛亥革命前夕,晚清已拥有一万余名留学生与一百五十多万学堂毕业生;然而令晚清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这批新型知识分子,后来竟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那么,为什么这个清朝政府的新政,搞不下去,为什么呢?当时的老百姓,当时的知识分子不能够满足于新政呢?为什么新政会停下来呢?
这个主要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在一些枝节的问题上,清政府是允许改革的。办学堂啦改革法律啦,办新式军队啊 这些改革 清政府西太后(慈禧)同意。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清政府是坚决不肯改的。哪一点?就是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个问题上,西太后、满族亲贵是坚决不肯改的。清朝政府在1905年,1906年曾经派了五个大臣到西方去考察,叫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制度,那么五大臣到国外转了一圈之后,到1906年7月回来了。他们就向西太后汇报说 立宪这个东西啊,太好了,说立宪呢 可以使得皇位永固,使得这个皇帝的位置永远是稳固的,可以使外患、列强侵入的危险慢慢地降低,使得国家的内部稳定,动乱可以消失。所以由于五大臣他们出洋之后,他们觉得这个立宪这个做法啊,可以让皇帝的位置更牢固,所以清朝政府西太后很高兴,她说我们也要学西方,也要搞这个宪政,学搞宪政呢,她有这16个字,大家请注意,【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大权统于朝廷,就是大的权利要掌握在国家手上;庶政老百姓的这些事情,可以公诸舆论,可以允许老百姓发表意见,来用这个办法来奠定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是清朝政府又讲啊,说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太低,民智未开,所以说不能够马上立宪,只能够预备立宪,时间是九年。
到了1908年,清朝政府,颁布了一个叫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啊,是学的日本,是抄的 照抄的日本的宪法,大家知道这个日本是个天皇制的国家,当然它的宪法要遵从天皇,但是日本的宪法里面 还有一部分内容是限制天皇的权利的。清朝政府呢 把日本的宪法搬过来,凡是尊敬天皇,这些条文都抄来了,凡是限制天皇权利的那些条文统统不要,大家可以看啊宪法大纲的第一条,【《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什么叫万世一系啊?就是中国以后的历史,不管是一千年一万年,不管是一千代一万代。这个中国这个江山是谁的?那永远是满洲贵族的,永远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叫万世一系,永远尊戴。第二句话第二条叫什么?【《钦定宪法大纲》第二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叫皇上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我们今天呐,人们爱讲一个核心利益,那么这个清朝政府,这个钦定宪法他保护的也是核心利益。谁的核心利益啊?皇帝的核心利益,爱新觉罗家族的核心利益,是满洲贵族的核心利益。
那么这个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的种种权利,很大,国家的大权几乎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上,那么它同时规定,臣民不得置议,【不得置议,不得干预】就是你不能够讲话不能够发表意见,置议就是不能够发表意见,不得干预。所以皇帝的权益是无限的,是最高的,而老百姓和臣子的权利那是有种种限制的,不得干预,不得质疑不让你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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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明治宪法》中,也通过大量条款确定了天皇的专制权力;从这个方面来说,晚清政府似乎还能为新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找到辩解的理由。但随之出台的一份内阁名单,以及宪法中有名无实的公民自由,却让那些原本对朝廷宪政改革保有极大期望的温和派们也彻底绝望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这个宪法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等自由,这个是跟西方学的,但是它有一句话 就是所有这些自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法律范围之内,实际上又把这个自由又取消了。在这个钦定宪法大纲之前,清朝政府还颁布过两个法律,一个叫集会结社律,那么这个法律规定凡是宗旨不正,违反规则滋生事端,妨害风俗的,均在取缔之列。凡是结社集会游行等事,民政部地方的督抚、巡警道局,巡警就是公安机关,地方官吏等都可以用维持公安的理由下令解散。清朝政府也定了一个,关于报纸的出版法,这个出版法规定,【《大清报律》规定,报纸、杂志不得揭载“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等类语言,并均须在发行前一日中午12时以前送“该管巡警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只要你是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那么等类的语言都不行,都不允许,而且所有的报纸杂志,图书都必须在出版之前的一天,假定说你明天要出版这本书,但是你在今天中午12点以前,你就要送上去审查,所以从这个清朝政府,他所定立的集会结社的法律和它的报纸的法律看来,所以这些法律没有给人民自由,而是在,给了清朝政府管制、取缔、镇压老百姓的最大的自由,它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
一方面清朝政府通过这个宪法大纲,从法律上规定了皇帝的神圣的不可动摇的权利,然后,载沣,宣统皇帝的爹,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集中军权,把军队的权力掌握在满洲贵族的手上,他训练了一只部队,一万两千人,这是叫禁卫军,是保卫皇帝,保卫皇宫的。让他的弟弟和皇族叫毓朗做训练大臣,他办了个海军,这个海军也是由皇族掌握,载沣在1911年成立了一个内阁,就是“国务院”;里面有十三个大臣,一共是十三个内阁成员,那么十三个内阁成员里面,汉人只有四个人,满族大臣呢是九个人,而在这个九个大臣里面,属于皇族的又是七个人,所以当时这个内阁被讽刺为叫皇族内阁,清朝初年为了拉拢汉人,实行了一个政策叫满汉,叫均衡满汉,就是在满人和汉人之间要保持一个均衡,根据这个政策,【内阁大学士:满汉各2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满汉各1人;各部侍郎4人,满汉各2人。】内阁大学士,就是一种很高级的官吏官僚,规定满人和汉人各两个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刑部、工部这个六部尚书,满汉各一人,侍郎是副部长,四个人,满汉各半,注意清朝初年这个政策它照顾到汉人,采取一个平衡政策,有一个满人官僚就有一个汉人官僚,但是到了1911年的皇族内阁,十三个高级官员里面,九个是满人,九个满人里面又有七个人是皇族,所以清朝政府的皇族内阁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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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慈禧宣布新政时的万众期待,到宪法颁布后的彻底绝望,清政府的所谓宪政改革,让世人看清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始终不肯在专制权力上作任何让步。换汤不换药的立宪闹剧,正在将帝国的统治者自己推上穷途末路。那么,当时中国的社会各阶层,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回应朝廷的改革呢?面对群情激愤的民间社会,清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以至于彻底丧失了民心呢?跟随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敬请收看《帝制的终结1911》下一集:《请愿死局》
《帝制的终结》第3集:《请愿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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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杨天石先生为我们讲到,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责任内阁名单,13人中,汉人仅仅4席,而满族大臣占到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了7人。举国翘首以盼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改革,而结果却是这样一个“皇族内阁”,日薄西山的大清朝,彻底走上了不归路。从慈禧新政,五大臣出洋,到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再到推出皇族内阁,清政府原本顺应民意的改革,为什么最终回到了原点?而曾经对晚晴政治改革心存希望的社会各阶层,又将做出怎样的反应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巨献《帝制的终结1911》第3集:请愿死局。
我们讲到孙中山一开始还是想走体制内的改革道路 但是他上书李鸿章失败 亲自到北京做了考察以后 他决定要走体制外革命的道路 我们也讲到 西太后最初 并不反对改革 而且提出过 “专讲西法”的这种比较激烈的主张 但是当光绪皇帝的改革 侵犯了满洲贵族的利益 侵犯了慈禧本人掌握的最高权力的时候 慈禧太后就下令镇压 我们也讲到在八国联军之后 西太后 清政府也实行了一些改革 当时叫新政 那么新政应该说有成绩 它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建立 新式学堂当然对于传播先进文化是起推动作用的 所以对清政府的新政 我想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 而应该肯定它是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改革 但是清朝政府的改革 它有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要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 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维护皇权专制主义 这个底线是不能够跳过去的
当时各省的立宪派 对于皇族内阁是有批评的 认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能相容 但是载沣当时摄政王 他不能够容忍任何对他集中权力的任何批评 7月5号 清朝发布上谕 说罢免提升官僚这是皇帝的权利 这个在《钦定宪法大纲》里面是明确地规定了的 而且 注明了议员是不能够干预的 说现在他在预备立宪 你们这些人是不能够干预国家的用人大权的 说你们现在一再地反对这个皇族内阁 不允许再有这种现象发生 所以从我们上面讲的一段可以看出 就是清政府虽然在做了一些局部的改革 但是皇权专制主义 君主专制主义 皇帝的权利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动 满洲贵族的利益是一丝一毫也不能触犯的 所以这个清政府的新政 他实际是一种假改 是一种欺骗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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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从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以来,立宪就已经成为清朝上上下下的共识: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两年后,清廷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称将于9年后召开国会。这样漫长的等待期,如何能抚慰众多救国者的急切心理?于是,对和平改良还没有丧失信心的人,唯一的选择就是请愿。那么,请愿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世界上的国家 像美国 像法国 是实行的民主共和制度 但是 像日本 像英国 他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 在清朝 晚清的时候 中国也曾经有一种呼声 就是要实行君主立宪 要建立国会 那么如果清朝政府接受老百姓的建立国会的要求 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的话 未尝不是一个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条道路 所以当这个清朝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然后决定在中国要预备立宪 立宪预备立宪的时间是九年 在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的一部分人曾经为此兴奋不已 他们试图争取中国走上君主立宪 成立国会的这么一条道路 那么我们看看满洲贵族 清朝政府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的这种国会请愿运动
在清政府宣布立宪预备立宪以后 梁启超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政闻社 康有为在海外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帝国宪政会 湖南 广东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立宪组织 那么 政闻社要求在三年之内要召开国会 但是呢 清朝政府下令关闭了政闻社 而且指责政闻社托名就是假借要研究时务 实际上呢 是要阴图煽乱 煽动动乱 所以要求民政部 各省督抚 步军统领还有顺天府尹 就是顺天府北京的地方官吏 严密查访 认真禁止 在政闻社被查禁以后 由湖南人杨度以及湖南地区的一个组织 叫宪政讲习会 他们领衔给清朝政府上书要求建立国会 就是要成立民选议员 他们表示这个民选议员呐 它既是一个监督机关 可以监督政府的行政和财政 又是一个立法机关 可以逐渐实现司法独立 一个人失职 那么弹劾的批评的文章 马上送上来了 一个人做事不妥当 马上就收掉职位(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人失宜,质问之声立起;夫而后官无尸任,责有专规。) 所以他们认为啊 建立国会建立这个民选议员 是解决这个社会动乱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在这个宪政讲习会的熊范舆 (熊范舆是贵州人) 的影响之下 湖南最早派出代表到北京去请愿 第二年 河南省的立宪派 召集府县代表会议 那么在河南省发起一个运动 签名运动 推选一个代表到北京去 向清朝政府陈述请愿书 各省学习河南的办法 当时各省有的签名 有4000人5000人 还有到一万人的 连北京的满人里面都有1500个人签名 表示要求成立国会 成立议院 那么清朝政府啊 他最害怕的是形成一种声势 那么1908年8月13号 清朝政府借故查禁了政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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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清光绪皇帝驾崩,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撒手西归。宣统帝溥仪即位,他的父亲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身份执政,标榜坚持立宪。而此时,国会请愿运动正在走向高潮。
1909年12月 十六个省的代表50余人在上海集会 组成了一个请愿代表团 以直隶就是今天的河北的孙洪伊作为领衔代表 当代表团的团长 在这个请愿代表团到北京之前 立宪派的一个大头头 也是近代工商业家叫张謇 他写了篇文章 送别这个请愿代表团 这个里面这样讲 他说呀 如果我们的请愿能够得到胜利 成功了 那是国家之福 如果不得请 就是我们的请愿失败了 清朝政府不同意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再请三 四 一直至于无尽 就是清政府不同意我就继续请 一直请下去 三请四请五请六请不断地请 那么到了1910年 请愿团向清朝政府的督察院 呈递了请愿书 这个请愿书是当时的福建咨议局的书记长林长民起草的 林长民就是林徽因的父亲 要求清政府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 在送请愿书的同时 请愿团又分头拜访清朝政府的王公大臣 呈送请愿书的副本 那么 清朝政府 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 说筹备还没有完全 国民的知识程度又不统一 说马上召开议院呢 恐怕只会使纠纷更多
到了1910年5月 各地代表再次到北京 一共是150多个代表 各地签名要求召开国会的已经超过了30万人 那么到了6月份 请愿代表80多个人按照省级 就是按照湖南湖北这个省级 还有团级的不同 向督察院送交了十份请愿书 同时给摄政王载沣 也送上了另外一份请愿书 说弭乱救亡之策 就是要消弭这个动乱 救中国的危亡 说哪里有比开国会更好的办法呢 也就是说立宪派 他们希望用召开国会作为消弭革命 消弭动乱 拯救民族危机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但是 清朝政府 摄政王还是不同意 说现在财政困难 地方呢又闹灾荒 而且各种各样的匪徒在捣乱 说国会绝对不能够提前召开 要求代表们不要一次一次地再提要求了 到这年的十月 孙洪伊从天津 和从天津赶到北京的代表 叫温世霖 这个人是(天津普育女子学堂)一个学校的校长 十七个人他们干脆到摄政王府 就是今天在北京北海的宋庆龄故居那个地方请愿 载沣不在 那么孙洪伊他们决定留下六个人守着 就一直要等摄政王从外面回府 一定要见他摄政王 那么 民政部的部长叫善耆 他亲自到场 劝这些代表 向代表们保证 在摄政王回府之后的当天 要把请愿书递交给摄政王 在这个条件下 代表们才离开王府
在国会请愿运动里面 特别是到了第三次请愿 就不仅是签名了不仅是上书了 就出现了群众大会和游行的场面 十月十五号 天津各界2000余人举行大会 推举请愿代表和列队 排队到总督府要求直隶的总督陈夔龙 代他们向清朝政府上奏书 要求成立国会 十月十六号 开封各地的代表3000余人集会游行 要求河南巡抚宝棻代奏 而且他们向咨议局提出来 如果这次请愿不能成功的话 学生就停课 商人就罢市 工人就罢工 咨议局就不开会 十二月二号 奉天学生 奉天是沈阳 辽宁省到咨议局面见副议长袁金凯 要求第四次向北京派出请愿代表 有两个学生当场把手指割破 书写血书 十二月四号3000学生向督署请愿 继续有人把手指头割破来写血书 十二月六号 咨议局组织一万多人再次请愿 当地有个报纸叫商务日报 这个报纸的编辑姓张 把左手的食指割破了 用血书写了游行的旗帜 但是所有这些请愿 所有这些写血书的行动都没有感动清朝政府 十二月二十四号清朝政府下令 在北京的东三省代表押送回京 就是把他们押回东北 那么有几名代表坐地不动 你押我 我不走 不喝水 不吃饭 一直坚持到第二天的早晨 被军警强行押上火车 其后清廷以上谕指责学生轻发传单 纷纷听课 聚众要求 命令各省督抚“恺切晓谕 随时弹压” 弹压就是镇压 “倘再有前项情事 立即从严惩办” 并将办学人员一律重处 那么直隶的这个总督陈夔龙得到清朝政府的旨意以后 马上把天津的普育女学的校长叫温世霖的抓起来 在第二年一月份 清朝政府批准把这个校长一直发配新疆 就是充军到了新疆去了 这个立宪派的坚持和平请愿 促使清廷自我改革 但是清廷的镇压却将立宪派推向了自己反面 这个立宪派本来是想搞君主立宪制的 君主立宪制度也还是一直体制内的改良 是体制内的改革 但是清朝政府这样无情地镇压国会请愿运动 它的结果就把这些企图走体制内改革的这些人推向了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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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的国会请愿行动,换来的却是清廷不断地推诿和无情地弹压。曾经满怀希望的国人终于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已经不可救药。那一缕立宪的微光,转而融入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历史,从此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所以在清朝政府在下令解散请愿代表团的晚上 各省在京的请愿代表 在一个报纸叫《国民公报》馆聚会 大家互相约好 回到各省以后 向当时各省的咨议局报告说 清政府政治绝望 吾辈公决密谋革命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 互相秘密地决定 要革命了 并且以这个咨议局中的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 如果以后遇到可以起义可以发难的机会 那么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 起义独立 那么通过我们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来 这个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的革命 本来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选择哪一条 与其说决定于革命者 不如说决定于统治者 那么清廷只进行局部改革 拒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做根本性的改革 极力维护满洲贵族的核心利益 这就逼得人们只能进行体制外的革命了
我举几个例子 譬如说 湖北的咨议局的局长 叫汤化龙 他也是主张和平改革 主张君主立宪的 但是武昌起义第二天 他就主动站出来参加到湖北军政府 做了湖北军政府的总参议 而且 和革命党人 湖南人桃源人宋教仁一起起草了一个法律 叫鄂州约法 这个是地方性的民主共和的第一个法律 又例如湖南的咨议局局长谭延闿 他本来也是立宪派 是主张温和地改革 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后 在武昌的在湖南的两个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之后 湖南当时长沙有两个革命党人 一个叫焦达峰 一个叫陈作新 他们发动了起义 谭延闿也马上站到了革命党人这一边 参加了湖南都督府 焦达峰和陈作新不久被乱军杀害了 在这以后 谭延闿就担任了湖南省的都督 接替了焦达峰和陈作新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面 谭延闿一直成为国民党的核心人物 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的主席 所以说像这个汤化龙谭延闿他们的转变都说明了 他们走上革命之途 是因为清朝政府拒绝并镇压国会请愿运动
刚才我还提到这个张謇 张謇是清末资本家里面一个最大的立宪派 武昌起义之后他还主张镇压革命 但是后来那个清朝政府的皇帝的退位诏书 就是清朝皇帝宣布退位 那么这个诏书起草者是谁 起草者就是张謇 所以以上的实例说明 中国当时为什么改良的道路没有走通 这个责任这个原因 在清朝政府在满洲贵族本身 不是革命党喜欢杀人 也不是革命党喜欢暴力 而是清朝政府拒绝政体改革 拒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作一点点哪怕是小的变动 这样 才形成了一种几乎是全民革命的一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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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武昌起义的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也终结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君主专制。但是,关于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到底是哪个阶层?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究竟该算哪种阶层的代言人?在通往共和的路上,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究竟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成为清朝掘墓人的?跟随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湖湘讲堂邀您收看《帝制的终结1911》下一集:革命者谁?
《帝制的终结》第4集:《革命者谁》
编导:余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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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对于这场革命,我们纪念了100年,也讨论了100年。但是,关于这场革命的领导者,究竟是哪个阶层?时至今日,仍然充满争议。许多年来,有一种说法已经深入人心:即辛亥革命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然而,在杨天石先生看来,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并非资产阶级。那么,到底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究竟又是属于哪个阶层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巨献:《帝制的终结1911》第4集:《革命者谁》。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说法,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认为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革命家。我个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考察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看看他有没有条件、有没有资格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那么早些年,有学者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夜的时候,中国全国称得起有资格称为近代化企业的一共是500家。后来,有学者重新统计,到了辛亥革命前夜,近代革命企业也不过1000家。那么1000家左右的近代企业,能够产生多少资本家呢?我想充其量大概不过一万人左右。那么还有人根据1911年全国各地的商务总会的会员,和商务分会的会董的这个数字,估计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的数字是52630个人。那么,1000多家企业,50000多个资本家,应该说在当时中国的社会里边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
也就是说,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力量很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资产阶级并不想革命,他们走的是维新改良、君主立宪的道路。在过去的研究里面,因为要证明资产阶级是领导了辛亥革命,所以就要找资产阶级里边,到底谁主张革命。
中国当时有个大资本家,大家知道是南通的张謇,这个可以说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资本家。但是张謇,他不赞成革命。他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后来找来找去,找到我们长沙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有一个禹之谟,这个禹之谟当时是同盟会湖南分会的会长。说他是资本家,他是主张革命的。禹之谟主张革命不错,但是我的看法,禹之谟他够不上是资本家。那么到底领导辛亥革命的是谁呢?那么,我觉得,是那个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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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天石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社会大体分为两种知识分子,一种名为正统知识分子,如孔子、孟子。而另一种则称为异端知识分子,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然而,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而他们则成为日后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那么,这种新型知识分子究竟有哪些类型呢?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新型知识分子。我认为有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我称之为洋务知识分子;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特别是军事科学,主张发展工业、商业,主张自强,那么代表人物,其中有一个是江苏无锡人叫薛福成;
第二个类型就是我称之为维新知识分子,他们主张改革,主张对君主专制制度有一定的限制,那么代表人物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有湖南人谭嗣同;
第三个类型是叫共和知识分子,他们把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作为理想。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还有我们湖南的黄兴,还有桃源人宋教仁,我把他们称之为共和知识分子;
第四个类型是无政府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政府的社会,那么代表人物,一个叫张继,这是河北人,弓长张,继续的继,另外一个是江苏人刘师培;
第五种知识分子,我称之为共产知识分子,那么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那么代表人物有李大钊,还有我们湖南的毛泽东、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等等。
为什么近代中国会产生新型的知识分子呢?主要的原因是近代中国向国外派遣了一大批留学生。
清朝末年大量的中国年轻人到日本去留学,到英国、到欧洲去留学,我们请大家看下面这样几个数字,在1903年的时候,中国到外国留学的年轻人是1300个人,到了1904年就发展到了2400人,1905年就发展到了8500人;1906年就发展到了13000人,那么,这一批知识分子数量较大。
更重要的是,国内的新式学堂办起来了。1907年,当时的中国,在校的学生有101.3万余人,第二年又发展到了128.4万人,第三年发展到162.6万人,那么这个是更大的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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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选派幼童出洋留学。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学幼童成功赴美。此后三十余年,中国留学生制度次第建立,并且日趋成熟。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在学成归国之后,不仅在各行各业大放异彩,甚至影响到晚清政局。那么,晚清涌现的这些留学生,他们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在清朝末年出现的留学生或者说学堂的学生,他们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近代的科学知识。他们从他们的知识结构来看,不再是子曰、诗云那套传统文化。而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当时称为声、光、化、电,声是声学,光是光学,化是化学,电是电学。声光化电这个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另外一部分知识,那是西方传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个是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所以从知识结构上来说,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知识结构改变了。
第二个不同是,他们具有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从思想的主流来看,他们不再是传统知识分子那个观念,传统知识分子什么观念呢?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底下这个土地都是国王的。率土之滨,整个的土地一直到太平洋,当时还不知道有太平洋,一直到海滨,那么莫非王臣,没有人不是国王的臣子。他们的另外一个观念呢?叫臣当尽忠,子当尽孝。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但是到了近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就变了,变成四个字叫“主权在民”,就是国家的主权国家的权利,不在皇帝手上而是在老百姓手上。
第三个特点,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够进入官场。但是近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靠出卖脑力或者他们将来要出卖脑力。他们是用知识作为谋生手段,他们主要的是在新兴的科学、文化、教育这个岗位上工作,他们不必像当年的那个传统知识分子那样,要靠地产要靠土地,也不需要依靠科举,一是不靠土地二是不靠科举,所以他们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对于王朝,对于地主阶级和清朝政府的依附。
那么近代中国这批和传统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特点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叫反满,在西方的资产阶级分子面前他们没有反满的问题,反满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只有中国才有,那么,孙中山他的纲领第一句叫,驱除鞑虏,鞑虏就是满洲人,那么,建立在江浙地区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它的纲领有八个字叫“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也是要反满。
光复会一个领袖绍兴人叫徐锡麟,他在1907年,在安庆、在安徽的安庆起义的时候,他张贴的布告,讲什么呢?就是光复汉族,翦灭满夷,遇满人者杀,见到满洲人就杀,遇到汉奸也杀,但是不杀汉官,汉族在清朝政府做官这个不杀,那么我们长沙的1903年以后成立的华兴会,黄兴建立的华兴会,这个华兴会的华,它的意思就是汉族,华兴就是汉族要站起来。
第二个特点就是推动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救亡,他们是想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来拯救祖国,振兴中华,使得灾难深重的祖国免得瓜分,如何使可爱的民族免于沦为马牛,至于发展资本主义,我想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同样是我们湖南人,有位革命党人叫陈天华,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写了一个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他书里的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革命党人想的是救国,这个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哪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就是说不管是外国人多么强大,说哪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说哪怕他专制政,层层束缚,哪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这个体现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说猛睡狮,当时的中国被称为一头睡着了的狮子,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所以你从这一段文字里看出来,革命党要革命,一个就是要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一个就是要反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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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那三十年中,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不仅迅猛发展,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不可置疑的是:这些翻天覆地的进步,都在资本主义国家完成。那么,革命成功以后,中国是否也要仿效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革命者对此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批知识分子思想里啊,他们程度不同的存在批判资本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的内容,你不是说这批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么?不是,他们思想里面是反对资本主义,而且是批判资本主义,而且这批知识分子他们表现着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
例如当时四川的有一位年轻的革命家,叫邹容,他在1903年写的一个革命的小册子,叫《革命军》,鲁迅曾经讲过:说尽管辛亥革命时期,出了不少的革命的著作,革命的宣传品,但是,没有一本书,它的效果能够超越《革命军》。
在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这本书,再版了几十次,发行量高达一百多万册,这个一百多万册,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我们现在全国是十几亿人口,我们拿一本书能够销行到,发行到一百多万册,恐怕很少。
1903年,清朝政府把邹容抓起来了,关在上海的牢房里面,而且在法庭上审判这个邹容,法官就问邹容:你为什么写《革命军》这么一个小册子?这个邹容,他就回答说,《革命军》是我写的,可是现在我对这本书已经没有不感兴趣了,他说我现在要想写另外一本书,叫《均平富》,均平就是平均,要想写一本怎么样让社会财富能够不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大家共同富裕,叫均平,邹容他所讲的均平,就是对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同义,均平就是讲的社会主义。
那么又例如,辛亥革命时候鼎鼎大名的革命家,叫章太炎,他的名字叫章炳麟,他在1903年的时候,他说他有两个崇拜的偶像,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章太炎说这两个人是他心目里面最高的偶像,当时没偶像这个词,章太炎称叫极顶,就是那个顶尖的人,但是,章太炎走出上海的清政府的牢房,到了日本他一看,不对了,日本当时是经过明治维新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章太炎看到日本当时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看到日本的选举里面,种种恶劣的、肮脏的情况,章太炎变了,他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怎么样,他说我要把拿破仑和华盛顿这两个人的墓,坟墓打开,我要拿着一个重的很重的铁的锤子,去把拿破仑,把华盛顿的脑袋砸破了。
那么章太炎为什么(这么说)?那么他这个变化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于原来他所向往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那些资产主义革命家,他失望了,所以他要拿铁锤去砸这个华盛顿和拿破仑的头。
那么当时,在知识分子里面,像章太炎这样大骂资本主义的人,不是一个两个,1907年的时候,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里面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社会主义讲习会,我们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不对,实际上在1907年,在这个社会主义讲习会里面,就有一些革命党人就做农村调查,那么这批人,他们坚决主张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这一批人他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无政府主义。
我讲上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里有一部分人他们不赞成资本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那么邹容是这样,章太炎是这样,那么东京的社会主义讲习会的这些人是这样,那么孙中山就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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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天石先生看来,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阶层,并非资产阶级,而是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最初的革命动机,只是集中在“反满”与“救亡”两个目标之上。对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似乎缺乏兴趣。那么,作为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是如何设计未来中国的发展路线的?他为什么会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帝制的终结1911》下一集:《孙中山的“帽子”》。
《帝制的终结》第5集:《孙中山的帽子》
编导:李芳
短片1:上一集,杨天石先生谈到,辛亥革命并不能算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不是资产阶级代表,而是出身平民阶层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的革命目标,首先是推翻满清统治,拯救国家危亡。作为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传统观点认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么对此杨天石又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孙中山希望建立的新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为什么会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帝制的终结1911》第5集:孙中山的“帽子”
1903年孙中山曾经给他的朋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讲什么?说西方社会,贫富悬殊,有钱的人钱多得不得了,穷的人穷得连一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西方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所以他也像邹容一样讲平均,讲社会主义是他一刻也不能忘记的东西,这个是1903年孙中山第一次在他的文章里面讲到,他每时每刻想到的是社会主义,而1905年5月,孙中山跑到欧洲的比利时,干嘛?当时的第二国际又叫社会党国际局,总部设在比利时,孙中山到了比利时,到了第二国际的总部,向当时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我孙中山本人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个要求我孙中山所建立的党,要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第三个要求孙中山讲要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让中国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将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使中国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什么叫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啊,就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这种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孙中山讲我要把欧洲文明,现代文明,近代化的工业,资本者的文明,我要把它的精华拿过来,大家注意,最后这一句话,孙中山表示在中国未来的社会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么,孙中山到了比利时之后,又到了日本东京,办了一个刊物,就是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创刊】,在这个民报里面,孙中山写了一个发刊词,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民生主义这个概念,孙中山讲我这个革命有三大主义【三民主义】,第一叫民族主义,第二叫民权主义,第三叫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这个观念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他有英文原文的根据,因为原文就是叫socialism,socialism正确的翻译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孙中山把他思想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没有叫社会主义,他用了一个中国化的,本土化的名词叫民生主义,实际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下面是孙中山发刊时的很重要的一段话,【近世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民报》发刊词】他说现在,许多爱国志士,把舌头都讲累了,把嘴唇讲干了,希望中国能够跟欧美一样强盛,但是呢,欧美是强矣,但是他们的老百姓实困,实际上很困难,很穷很苦,所以孙中山估计,欧洲世界将来一定还会有第二次革命,他们欧洲既然老百姓还很困难,我们怎么能够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呢?说我们跟着西方走的脚步,终无成,最终不会成功,所以孙中山建立中国同盟会的时候,他很明确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道路,不能走西方的老路。
更重要的是,1914年5月,那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孙中山又给第二国际就是社会党国际,写了一封信,孙中山这封信就讲,希望第二国际,赶快派专家到中国来,越多越好,派来干什么?来帮助我帮助中国,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要知道这封信写的时间是1914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什么时候发生的?三年之后,也就是孙中山从他开始革命的时候,他就不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他要搞社会主义。
短片2:早在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表示,要跟传统社会作彻底的决裂,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与孙中山同时代的列宁,1916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也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已经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阶段。那么,向往社会主义的孙中山,又是怎么看待资本主义的呢?
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全盘反对资本主义,孙中山的思想和马克思和列宁都不一样,孙中山1906年在东京有一个演说,这个演说里有这么一段话,【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文明就是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现代文明有好的果实,但是也有恶果,也有坏的东西,例如贫富悬殊,例如拜金主义,大家都为了钱活着,例如道德沦丧等等,所以孙中山讲,我们今天做的,不是对资本主义东西全盘排斥,我们要把它的好的果实拿过来,要把它的坏的果实扔掉,他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什么幸福啊什么现代化的生活啊,都是资本家在那里享用,那些穷的老百姓呢,反食恶果,只能够收取贫穷,说总是因为少数人把持了幸福,故造成此不平等世界,孙中山讲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我们要造一个欧美赶不上的新的国家,孙中山,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懂得中国的生产力很落后,在这么一个很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并不是只有坏处的,相反的倒是不可或缺不能够没有,因此1918年孙中山定了个计划,叫实业计划,他讲,在中国有两种经济成分并存,第一种经济成分就是私人资本主义,孙中山讲有的事情是国家办不了的,那么这种事情,这种企业,这种工厂要让老百姓自己办,国家用法律去保护并且奖励他,第二种经济成分叫国有经济,说有的事情是老百姓办不了的,大的矿山、银行、铁道,这些事情老百姓办不了,这个时候要国家来办,就是说私人经济和国有经济要同时存在,孙中山不仅主张中国要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他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
在建国方略里面,孙中山讲了下面这一段话,那么请大家注意这一段话,【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孙中山《建国方略》】说吾之意见,我的意见,说要让外国的资本主义来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那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是不能相容的,是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但是在孙中山看来,他说这个是两种经济能力,说我们的任务呢?是调和,把这两种经济能力调和起来,使之互相为用,这个互相为用这四个字,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思考,什么叫互相为用呢?按照我的想法就是说,资本主义要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学资本主义,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用这个办法来促进将来世界的文明,历史已经证明,孙中山的这个见解很高明。
我早些年在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学者很自豪地跟我讲,说杨先生啊,你看一看《共产党宣言》吧,你看一看这个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的一些要求条件吧,我说怎么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有些条件,我们日本已经做到了,后来我查了有几条他们确实做到了,所以这个现代资本主义它之所以还有生命力,没有像列宁所讲的腐朽了,垂死了,没有,就是因为他学习了社会主义的优秀的东西,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绩,老实讲我们也是学习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优秀的东西,那么孙中山说他要使外国的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所以孙中山主张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是我要指出在中国最早提出开放政策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主张要引进外国的资本,引进外国的技术,引进外国的人才,引进外国的管理方法。
短片3: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充满着辩证法色彩,他希望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为用”、趋利避害的先进模式。这实际上与今天中国的改革之路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那么,能不能就此证明孙中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呢?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一方面指出孙中山不主张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我们也还要提出来孙中山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主张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有两句话,这两句话我们过去注意得不够,也宣传得不够,孙中山讲什么?【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把马克思作为老师,学习马克思的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可以的,但是用马克思之法就不可,列宁在俄国革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很高兴啊,赶快学马克思,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宣布俄国社会进入战时共产主义社会,叫战时共产主义,搞了几年搞得怎么样啊?农民不肯种地,工人罢工,士兵起义,使得苏俄的社会矛盾重重,危机重重,搞不下去了,所以列宁就改变,把战时共产主义废除,改了一个政策,叫什么?叫新经济政策,这个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之一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允许外国资本在俄国发展,所以孙中山在1924年发表了一个谈话,他说,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孙中山表示只能够师马克思之意,不可用马克思之法,不仅如此,孙中山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做了一个考察,下面一段话也请大家注意,孙中山讲,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是讲过这个话,说福特工厂,福特工厂是美国的一个生产汽车的工厂,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缩短工人作工的时间,马克思是资本家要减少工人的工钱,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钱;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家要抬高出品的价格,福特车厂所实行的是减低出品的价格。像这些相反的道理,从前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以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这个孙中山呢,一方面他很佩服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里的圣人”,说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而且孙中山也讲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孙中山并没有迷信马克思,这段话就是在他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以后所做的一个分析,他是
中国第一个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孙中山也是第一个看出来现代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改革自我条件的能力,因此现代资本主义还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还可以推动人类发展的力量。
短片4: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表示要学习俄国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1924年,他又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普通老百姓共享权力的真正民主国家,他甚至表示自己宁愿当工人总统。在杨天石先生看来,孙中山对中国道路的这些思考,都不能证明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么,戴在孙中山头上那顶“革命家”的帽子,到底该如何定性呢?
今年年初,在广东翠亨村举行了一个孙中山研究高峰论坛,集中了当时全国研究孙中山的专家,上海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有一个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孙中山往资产阶级那边推,我接着姜义华教授的发言,我说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会上有位学者就发言批评我们两个,说如果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么难道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说杨先生你给孙中山戴什么帽子啊?我说我给孙中山戴的帽子啊,我说他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平等的平,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我说俄国革命有三代知识分子,第一代知识分子叫贵族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俄罗斯作家赫尔岑,还有当时的革命党人叫十二月党人,列宁称之为贵族知识分子革命家,第二代,列宁叫,就叫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学者都了解的叫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有像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几个人,列宁把第二代知识分子叫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第三代列宁讲就是共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列宁为代表,所以我说如果列宁可以把俄国的知识分子分为贵族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共产知识分子,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来分析问题呢?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方面实际上也是三代知识分子,第一代,维新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第二代,共和知识分子,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第三代,共产知识分子,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孙中山我以为按他的社会身份来说,他原来是学生,学生离开学校就成了职业革命家,从社会身份来说,他们是以平民自居,平民就是普通百姓不做官没有钱不是富人,从社会身份来说,这一批人是平民知识分子,但是从他们的政治理念,政治理想,他们追求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所以从政治理念来说这一批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和知识分子。
短片5:按照杨天石先生的说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们,是一群出身平民阶层、主张民主共和的知识分子。那么这群共和知识分子所领导的革命,为什么没能彻底改造旧世界?他们自身究竟有哪些不足,以至于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候,都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帝制的终结1911》下一集:革命孤独症。
《帝制的终结》第6集:《革命“孤独症”》
编导:黄谊
短片1:
上一集,杨天石先生讲到:一百年后我们回望辛亥革命那段历史,如果仔细分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们,会发现他们所属的阶层,基本不能称为“资产阶级”,而只能说是一群出身平民阶层、主张民主共和的新型知识分子。那么这群共和知识分子所领导的革命,为什么没能彻底清洗旧河山?他们自身究竟有哪些不足,以至于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候,都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我们今天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巨献:《帝制的终结1911》第6集:革命“孤独症”。
活跃在辛亥革命舞台上的主要是四种社会力量:共和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你们湖南有位会党领袖叫马福益。另外就是立宪派士绅。包括立宪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
立宪派士绅的特点是求稳怕乱。企图在保存旧体制的基本框架下,实现部分的改良。另外康有为主张奉旨保皇,他宣称他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诏书,让他救皇帝。梁启超主张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他主张把光绪皇帝推选为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然后从第二任开始,第二任大总统他建议由“黄克强”来担任,当然这个黄克强不是黄兴,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后来梁启超主张由美洲而梦俄罗斯。希望中国出现彼得大帝那样开明的君主。他在经济上,他主张以保护资本家为第一,他认为中国不仅要有资本家,而且要有大资本家,而且要像欧美似的,要有托拉斯。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代言人,我以为是维新知识分子和立宪知识分子。立宪知识分子,他们不主张革命。
新军是武昌起义的发动者,也是若干省份光复的主要力量。但是新军的作用主要是在后期。而且参加起义的新军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共和知识分子。
会党,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不能起领导作用。
那么共和知识分子领导作用,我觉得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他们是革命纲领的制定者,和革命思想的孕育,传播者;第二,他们是各革命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湖南华兴会为例,大部分是湖南湖北的新兴知识分子,学堂的学生;第三,他们是多次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者;第四,他们是历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他们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主体。
所以根据这五个方面看来,我觉得讲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个应该说是准确的,他们是够资格的。
短片2:
回顾几百年来的世界各国历史,但凡是成功的民主主义革命,其背后都必然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群体起主导作用。然而在中国的这场辛亥革命中,这些领导革命的共和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平民,无权无势,其革命思想也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这场由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会出现什么与西方各国革命不同的问题呢?
第一,他们得不到中国民族资本家阶级的有力支持。孙中山黄兴他们在革命的过程里面,没有得到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的有力地支持。
孙中山得到过华侨资本家的支持,这是事实。但是华侨资本家不仅支持孙中山,更多的他们是支持康有为的保皇会。而且华侨资本家,他们支持孙中山革命,主要的目的还是救亡,挽救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危机,他们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
武昌起义之后,摆在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面前的,有两个选择。就是拥护谁: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袁世凯。当时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他们选择的是袁世凯,不是孙中山。他们觉得袁世凯可以信赖,可以放心,觉得袁世凯有能力有办法。1913年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全国的资本家,只有上海的一个资本家,叫沈缦云,他是办银行的,他支持孙中山搞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别的资本家完全都反对。一直到了孙中山晚年,大家知道广州市,广东省,还发生过一个反对孙中山的叛乱,叫做商团叛乱,商人的商,团体的团。这个商团叛乱,实际上是广东省,广州市的商人反对孙中山。所以这个孙中山一辈子,我觉得他没有得到中国民族资本家有力的支持。孙中山没有得到支持,同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一批共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得到有力支持。这是第一个局限。
第二个局限,是找不到和中国社会人数最多,革命潜力最为深厚的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辛亥革命的时候,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成员,比较重视农民问题。他们搞了一个小团体,叫农民疾苦调查会。他们主张要打倒田主,田主就是地主。他们也主张知识分子要把长衫,长袍子脱下来,到工人里去,到农民里去,到士兵里去,做鼓动工作。那么社会主义这一派,讲习会这一派,他们受了当时日本社会党,就是后来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在共和知识分子里面,他们跟农民缺少联系。
这里我要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一个纲领,叫平均地权。
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没有了解平均地权的真正意义。湖北人孙武组织了一个共进会,就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改了一个字,叫平均人权。说明孙武不懂。平均地权也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平分土地,如果你那么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一块土地,原来有一个价格。譬如说,我们这个电视台的土地,原来的土地是100块一亩,很便宜呀。但是后来这块土地周围的交通发展了、工厂发展了、商店发展了、学校发展了,周围成了闹市,那么这个地价就不可能再是100块一亩了对不对?这个地价会提高啊。那么这个地价可能会提高到每亩一万块钱,十万块钱,甚至于百万块钱。对吧,这个地价会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会提高,这个现象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
那么孙中山有个看法,他说这个增长的提高的地价,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功劳。譬如说这块地原来是姓杨的,是我的。但是我没有贡献啊,地价提到一百万了,我没有贡献啊。他之所以地价提高,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努力。工业发展,商业发展,交通发展,地价提高了。那么孙中山认为,提高的地价归谁?能给我?我没有一分功劳啊!孙中山认为,提高的地价应该归社会共有,为国民所共享,用来提高百姓的福利,造福全社会,这个叫平均地权。
所以孙中山他的平均地权,内容就是讲的城市土地,城市土地在工商业发展之后,所增加的那个价格,应该归全社会所享用。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是温饱,穿得暖,吃得饱,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土地!他有地可种啊!所以农民一要温饱,二要土地。但是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里边,恰恰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的内容。所以辛亥革命发动不了农民,因为它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孙中山后来到了二十年代,特别是到了1924年以后,孙中山才在他的民生主义里面加了五个字,叫耕者有其田。到了北伐前夕,那么孙中山才提出了耕者有其田这个内容,因此北伐战争受到了农民的拥护。辛亥革命,革命党人找不到发动农民的办法。
短片三:
通过杨天石先生的讲述,我们了解到,领导辛亥革命的共和知识分子们,既没能得到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也没有将占到中国社会最大多数,革命潜力最大的农民发动起来。那么除此之外,他们还缺少什么关键的成功因素呢?
第三,他们又没有像后来的共产知识分子一样,有一个较好的国际靠山,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
孙中山干革命的过程里面,一直苦于什么?苦于没有钱。我刚才讲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人数就不多,本来发展就不足。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想支持革命,他们支持的是改良派。
1912年,武昌起义,孙中山当时在美国的纽约。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之后,孙中山没有回国,而是到英国去了,到法国去了。这个好像有点不太近情理啊,国内起义了,孙中山你作为革命的领导者,你不回国,你跑到英国去,跑到法国去干嘛?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劝英国和法国政府中立,不要支持清朝政府;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借钱。孙中山讲,我现在要建设新政府啊,我要北伐呀,我没钱呐。那么外国的资本家就告诉孙中山,说现在你别想借。现在我还不知道将来你们是谁胜利,这个鹿死谁手啊,还不知道。他说我把钱借给你,你将来失败了,我这个钱不是扔到海里去了?所以法国的资本家告诉孙中山,说你要想借钱,第一,你要成立政府,第二,你这个政府要得到国际承认。所以孙中山从英国法国转了一圈,回到上海,大批的记者围着孙中山,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孙先生,你带回来多少钱呐?中山苦笑,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带回的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当然好啊,但是要北伐,你总得有几十万部队吧?几十万部队要吃饭吧?要有枪,要有子弹吧?没有钱,你怎么去北伐呀?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这个政府机构要运转呀,工作人员要发工资啊!钱从哪里来?胡汉民有一个回忆,他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库里面没钱,最穷的时候,这个国库里有多少钱啊?你们想不到啊,绝对想不到啊,十块大洋。我想我的钱都比他多啊,在座的我想你们(也比他多啊),当然那个时候的十块大洋比我们今天的人民币十块钱要值钱多了。但是十块大洋怎么北伐呀?没办法北伐呀。所以孙中山回国以后,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要借钱。
他请这个中国当时最大的资本家张謇,来当这个南京政府的部长,想让张謇掏钱。张謇说你要那么多钱呐?我掏不出来。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甚至于孙中山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表示说我现在要一千万块钱,有了这一千万,我就可以带领部队一直打到北京,推翻清朝,建立牢固的共和的基础。永远斩断中国动乱的祸根,我要一千万。这个日本资本家觉得,还可以呀。孙中山开出的条件是什么?说你给我一千万,我把东北满州租给你,用这个代价。资本家愿意干,但是日本政府的陆军大臣不干。他们说满洲这块土地,在日俄战争里面,我们日本打赢了,这个土地本来就应该是我们日本人的,我们根本不需要租。所以一直到孙中山和北方,和袁世凯,和隆裕太后第二天要签字了,当天的夜里面,深夜,孙中山打电话给日本方面,说你赶快把一千万块钱借给我,否则我就要签字了,日本政府拒绝了。所以孙中山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和袁世凯达成了南北停战的条件,达成了清朝政府退位的条件。
我们过去都讲,说孙中山你干嘛不北伐呀,干嘛你不打到北京呀?不是孙中山不想打,他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实力呀,没有财政支持呀。
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孙中山远不如中国共产党运气好啊,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时候,他后面有一个靠山呐,这个靠山一个就是苏联一个就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开一次代表大会,在全国办许多共产党的分支组织,在全国办报纸办这个杂志,那个钱是从哪里来呢?是这个李大钊拿出来的吗?是陈独秀拿出来的吗?是毛泽东拿出来的吗?都不是啊,是苏俄,是共产国际拿出来的,毛泽东那时候他从长沙到上海去参加这个中共一大,他的出差费谁给掏啊?哪些报销啊,这个都是苏俄和共产国际拿到钱嘛。
所以说在中国革命的过程里面,孙中山这批共和知识分子始终得不到国内外的支持,而中共的成立,中共的发展壮大的过程里面有得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大量的长期的援助,这是中共比孙中山革命幸运的地方。
短片四:势单力薄、在当时并非主流的共和知识分子,发起领导了这场推翻专制王朝的暴力革命,令中国人渐趋麻木的神经,为之一振。然而,可叹的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却自始至终没能赢得中国社会广泛有力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杨天石先生又如何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呢?
但是回过头来说,这个共和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他们领导了辛亥革命,应该承认这个贡献是伟大的,也是永垂不朽的。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是,辛亥革命的未尽之业应该说还有许多没有做,这里我要讲一个小故事,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洲到了香港,胡汉民,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已经到了,当了广东的都督,到香港去欢迎孙中山,说孙先生请你留在广东,我们练兵准备北伐,准备跟袁世凯决一死战,孙中山跟胡汉民讲不对,现在上海南京一带形势很紧张,我要赶到上海赶到南京,不仅我要去而且胡汉民广东都督你别当了,你跟我到上海南京去。然后孙中山就讲,说我要利用袁世凯,说如果让袁世凯逼迫清朝政府下台的话,那要比用兵打仗要强过十倍,孙中山还告诉胡汉民,说你讲得很对,袁世凯这个人靠不住,将来他可能会干坏事,【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但是他干坏事的时候他的统治基础已经不牢了不牢固了,说当他袁世凯干坏事的时候,我再推翻他那个时候很容易,所以说孙中山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先完成一个圆满的段落,那么后来历史的发展,正式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利用袁世凯,动员袁世凯出来,逼迫清朝满清贵族退位,先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到了1916年袁世凯做坏事了,他当皇帝了,袁世凯的皇帝当了多少天呢?83天嘛,蔡锷在云南一起义,几天之内袁世凯就倒台了嘛。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多少天呢,十二天,所以历史证明孙中山的估计完全正确,袁世凯会做坏事,但是他做坏事的时候,他的基础已经不牢固了,我们要推翻他很容易。
孙中山还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中国社会就像古代这个希腊神话里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养了三千头牛,在牛棚里面,三十年不打扫,你们想这个牛粪该有多少,孙中山辛亥革命完成,应该说这个只是按照孙中山所讲的,是完成了一个圆满的段落,段落不是文章,要写好这篇文章,就像要打扫这个三千头牛的这个牛棚那样,那是长期的任务。
辛亥革命,当年孙中山,当年这样一些共和知识分子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叫做振兴中华之梦,兴中会嘛,那么这个梦百年以来,我想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第二经济实体,我想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列强帝国主义再敢欺负中国,让中国成为他的殖民地,我想这点大家都同意,所以在振兴中华这一点上,我们百年来我们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讲,说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啊,我们现在的人均水平和西方的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口号嘛,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孙中山在百年之前的振兴中华之梦,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对不对啊。第二是民主共和之梦,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有许多工作需要做,第三是民生富裕之梦,孙中山之所以决定不走西方道路,就是因为看到西方社会贫富悬殊,而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百姓,各个阶层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现在的尖锐的问题是贫富悬殊,所以我们的民生富裕,共同富裕之梦也还没有实现,所以当我们考察了振兴中华之梦,民主共和之梦,民生富裕之梦,百年我们检查一下之后,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孙中山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短片五:在杨天石先生看来,百年前这场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发动的大革命,是一场并不完美的革命。这场革命创造了永载史册的不朽功勋,也给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领导者大多是平民出身的共和知识分子,它的发生过程也极其特殊。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只有不到三个月,胜利之迅速,代价之小,令人惊叹。而且,这场以推翻满清帝制为首要任务的革命,也没有对满族权贵进行大规模屠杀,这些现象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帝制的终结1911》下一集:网开一面。
《帝制的终结》第7集:《网开一面》
编导:余学用
短片1:
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历史,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战乱似乎总是不可避免。每一次战乱,将士血流成河,百姓流离失所。然而当我们聚焦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时,会对这样的现象感到奇怪:辛亥革命不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场面,而且胜利十分迅速:只用了短短80余天,便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辛亥革命成为一场“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革命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巨献:《帝制的终结1911》第7集:《网开一面》。
辛亥革命,是发生在一个幅员广大、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一个超级大国里面,革命的对象,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的结果,是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政治变革。这个是一件十分伟大也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其中,一共不过是80多天。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的10月10日,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前后三个月不到;那么如果从孙中山在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到1912年1月1日,也不过17年。
在孙中山革命的时候,改良派,特别是康有为就吓唬革命党人,说可不能革命啊,说如果要革命的话,那么就会像法国的大革命一样,会动乱百年,而且会有100万人牺牲。那么当时在清朝政府里边,有一个机构,叫内阁承宣厅,办事的一位老先生,当时还不是老先生,叫许宝蘅,他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讲到【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许宝蘅日记】:根据中国历代改朝换代的经验,他估计,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中国人口将会大为减少。他估计,中国的户口会减少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二。当时的中国已经有四万万人,那么按照这位许先生的估计,至少会有两万万人,一半会死掉。孙中山本人也曾经估计过,革命大概会需要三十年才能成功,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出奇地迅速,代价也很小,没有出现大量地死人、血流成河的这么一种恐怖的场面。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太过迅速、容易,没有看到很多的牺牲和流血(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
我们想举些例子来谈,诸位是湖南人,我们以湖南长沙为例,湖南是10月22号早晨八点钟发动,下午两点钟成功。从发动到成功,6个小时,没有经过战斗,仅仅杀死了4个人,一个是巡防营的统领,叫黄忠浩。巡防营是清朝军队的一种旧军,就是旧式的军队。这个巡防营的长官黄忠浩被杀了,另外,长沙的知县沈瀛被杀了,还有营务处的会办兼提调王毓江被杀了,还有一个秘书长,当时叫总文牍,这个人姓审,叫审锡绶,4个人。也就是在6个小时之间,长沙就起义,就成功,一共只杀死了4个人。
那么江西南昌是10月30日晚上发动,当晚就成功。起义的警察放火焚烧了皇殿和抚台衙门两侧的鼓楼和旗杆。江西巡抚冯汝騤从后门逃走后,到九江服毒自杀。
再看上海:上海是同盟会和光复会两个革命组织共同发动的。除了同盟会、光复会的领导力量之外,另外还有上海的军警、有上海的商团。是11月3日上午10点发动,第二天上午8点成功。道台衙门被烧。道台刘燕翼逃入租界。有小规模的战斗,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这是个军事工厂,大概死伤了五十多个人。
贵州贵阳: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于11月3日晚发动,第二天成功。巡抚叫沈瑜庆,他把他的大印交出来后就离开了。所以贵州的起义可以说没有死一个人。
例如浙江省,浙江省的省会是杭州。革命党人从进攻浙江巡抚的衙门,浙江巡抚衙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浙江省政府的“衙门”,到攻下巡抚衙门,到全城光复,一共40分钟不到。那么清廷的地方的督抚,就是说这个省长,将军,当地的司令,大多数是处于一种不抵抗或者说无抵抗的状态。
以上我们考察城市,都是省会城市,它们的起义,或者独立的过程都进展顺利,没有战斗,或者说没有严重战斗,在一天,至多两天之内,甚至,不到4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战斗。
另外,江苏的苏州,广西的桂林,安徽的安庆,广东的广州,四川的成都,这五个省会城市,都是叫和平独立,没打仗。
苏州独立的时候,为了表示象征性的意义,只让人用竹竿挑去了抚台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砸到地下来,砸破了,就代表革命有破坏了。
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这个过程中,除了清兵南下,革命党人展开汉阳保卫战,以及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打得较为激烈之外,没有发生旷日持久、胶着难分、牺牲惨重的战斗和战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这种状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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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杨天石先生曾经介绍过,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推行新政,已经在全国各地训练了新式军队20万人。这20万新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要镇压革命并非难事。然而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的新军大都采取旁观者的姿态,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清政府腐烂透顶,既顽固地抗拒历史潮流,又为自己培养了大批的掘墓人。
满洲贵族,本来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入关的时候,用残酷的镇压来对付汉族和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这件事情已经不得人心。
那么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对外连续战败,用对外妥协来苟且偷安,对内又镇压了维新派的改良。在这以后,清朝政府虽然做了些改革,这些改革也有成绩,但是,清朝的贵族始终顽固地想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爱新觉罗家族的对中国的千秋万代的统治,因此,到了晚清,可以说清政府已经十分腐朽,十分腐烂,所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在清政府改革过程里,形成了一文一武两支队伍,文,是广大的留学生和学堂的学生,他们是近代中国出现的新的知识分子。另外,出现了新军,新军的士兵,是用洋枪洋炮,西洋的操练方法培养出来的,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新军的军官都是在保定,在日本,军官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因此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那么这留学生和学堂的学生,新型知识分子,加上了新式的军队,那么这个是一文一武两支队伍,他们成了清朝政府的掘墓人。
为什么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原因,是(革命党)正确地对待满人,实现了一次人道主义的文明革命。
大家知道,清朝入关的时候,对于汉族,对于中原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是一点也不讲人道主义的,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在抗战时候占领了南京,我们称之为南京大屠杀。满洲军队占领了扬州,杀死了多少扬州的居民呢?80万,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本书,叫《扬州十日记》,就是记录清兵入关以后,残酷地屠杀扬州人民的罪恶的事实。
在清朝的历史上,还有所谓嘉定三屠,嘉定是江苏南部的一个城市,清朝的军队三次屠杀嘉定的人民。那么清朝的这种残酷的镇压政策,在汉族人民,在中原地区的各族人民内心里面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的种子。
所以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就主张,叫做以杀还杀,你当时怎么对待我们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怎么对待你。当时有位年轻的革命家,四川人,叫邹容,他写了一部书,叫《革命军》,这个《革命军》就提出来,对于满洲人,第一,赶,把他们从中原大地赶走;第二,杀,见到满人就杀。所以在一段时期里边,特别在革命刚刚开始发动的时候,有一部分革命党人是主张复仇的,叫复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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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满人的思想由来已久,并非辛亥革命党的首创。自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以来,200余年间,“反清复明”的口号就一直回响在民间,不仅从来没有消失过,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深入人心。迎合这种心理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应该能博得很多人的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却发生了巨大的思想转变。
那么孙中山开始革命的时候,办兴中会的时候,他纲领第一句,就是驱除鞑虏,鞑虏就是满洲人,要把满洲人从中华大地上赶走。但是到了1905年,孙中山就主张满洲人,满洲人假定他同情我们,那么我们允许他入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很了不起的变化。
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湖南,咱们湖南有个学生,叫张明夷反对,主张定名“对满同志会”,这就是一种复仇主义啊。孙中山就跟他讲,说“满清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如果满人,满洲人同情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加入我们的党,说革命党的宗旨不应该专门在排满,排斥满洲人,应该废除专制,创造共和。
第二年,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又发表一个演说,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搞民族革命呢?是不甘心满洲人来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仇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们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孙中山在《民报》创刊一周年时的演讲】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们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扬州这个地方,就是清兵杀了十天,最后才下令封刀的。说“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
孙中山在日本还创立了一个刊物,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刊物叫民报,民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仇一姓不仇一族论》,就是说我们把谁看成敌人呢?我们不是把满族看成敌人,我们是把满族里面那个叫爱新觉罗的那个家族当成仇人。这个文章讲汉族不共戴天的仇敌仅仅是“满族中之爱新觉罗一姓”,特别是其中的占据了很高很高的地位、掌握了很高很高的特权的这种“满酋”, 这个“满酋”这个概念,就是今天我演讲的时候讲的 “满洲贵族”。
这篇文章把一般的满族百姓,和满洲贵族、“满酋”,和爱新觉罗家族区分开来了。这篇文章还提出来,对于那些投诚来归的满族群众,应该宽大,把他们安置在地方,把他们和汉族的老百姓一样看待;对于那些没有会革命军作战的清兵,应该按照“胁从罔问”的原则对待;对于那些无以为生的满族穷困的老百姓,新的政府成立之后,还应该首先为他们解决生活问题,让没有一个满洲人不能得到安置,要让这些满洲人和汉族人民“同生息于(也就是共同生活在)共和政体之下”。所以大家看,这孙中山他的胸怀多么的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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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待满人的这种策略,在革命阵营中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家知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如果革命党人只抱定“大汉族主义”,排斥其他民族参与革命,必然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于是,不少革命党人相继放弃狭隘的种族主义立场,转向理性地鼓吹多民族联合革命。如同盟会的革命元老:湖南人刘揆一、浙江人章太炎。
我们湖南有一位人物,叫刘揆一,他是革命烈士刘道一的兄弟,他在1910年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创立意见书》。刘揆一建议,成立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的名称,叫汉满蒙回藏民党会,那么这篇文章,我说这个是同盟会民族政策史,也是辛亥革命史上一份有巨大意义的文件。
这个文件讲什么呢?说如果满蒙,满洲和蒙古丢了,那么东北各省就不能够保全;回族和藏族的地方丢了,那么西北各省也保不住。所以我们要保存汉人的土地,那么就更应当保存、保守满、蒙、回、藏的土地为先务,就是首先要保护这些地方。这篇文章还讲,说如果让汉人满人都知道要爱国家,爱种族,那么,现在的君主政治,不管它是专制,还是立宪,都不足以拯救国家的危亡。说如果让满人知道,断送他们东北故乡的,是满洲皇族,知道汉族不强,那么满族也不会强大,他们如果知道,只有建立共和政府,那么,民族之间才能够融洽。他说,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使我们汉人不革命,满洲人首先也会起来,革他们皇族的命,推到他的皇族的政权。
章太炎,这个是原来在革命党里面狭隘的种族主义比较严重的一位革命家,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夜,他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讲什么呢?他是给满洲人,给满族的留学生写的一封信,他说假定我们的大军打到北京去了,叫宛平,说贵政府,你们满族人的政府,倒了,他说,君等满族,你们这些满族人,也是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期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是不承认满族人是中国人的,也不承认满洲是中国的土地。那么章太炎在这里明确讲,满洲人也是中国人,说“农商之业,任所欲为”,你想做什么职业,请便。“选举之权,一切平等,悠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你们高高兴兴地当一个共和国的国民,多高兴啊!他说“我汉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无屠杀人种族之心,又无横分阶级之制,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就是同样平等看待,何况我们怎么会单单地轻视你们满人呢?
这个,讲点隐私。我的老伴是爱新觉罗家族的,道光皇帝的后代,辛亥革命起来了,他们家非常害怕,就怕汉族人报仇,也把他们砍脑袋,所以赶快改姓,不姓爱新觉罗了,信什么?姓金,金银铜铁的金。当时的满族人,或者是爱新觉罗家族就改姓金,有的就姓关,有的姓赵,那都是满族人一种恐惧心理,怕汉族人报仇,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发生这种现象。
在1912年的南京议和里边,南京政府的参议院通过了,批准了一个条文,叫什么,叫《清室优待条件》。这个条件规定,只要皇帝退位了,那么“尊号仍存不废”,你还可以称自己皇帝,每年由民国政府给经费,给多少?四百万两,住在什么地方?住在紫禁城里面,不动,而且以后还可以搬到颐和园去。那么皇族原有的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所以为了民族团结,为了民族之间的和谐,民国政府特别通过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
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法国革命的例子,法国革命,法国的皇帝路易十六,是上了断头台的。脑袋被砍下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沙皇全家,沙皇本人,沙皇的子女,甚至于沙皇的仆人,全部被枪毙了。所以辛亥革命,我一开始就讲,是革命党人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个是一次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一次文明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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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革命党对满人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所以在革命前后,几乎没有出现大规模屠杀满人的场面,也没有种下满汉之间世代仇恨的种子,革命才得以顺利地进行。除此之外,在杨天石先生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还离不开西方列强的合作、离不开开明绅士的支持。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会与革命党合作?开明绅士又是如何支持革命的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帝制的终结1911》下一集《合纵连横》。
《帝制的终结》第8集:《合纵连横》
编导:余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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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集,杨天石先生为我们讲到:辛亥革命终结了满清王朝在中华大地上268年的统治,但在这场革命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屠杀满人的场面。革命之所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革命党对满人采取了网开一面的态度。在杨天石先生看来,辛亥革命能以很低的流血代价迅速成功,还与西方列强的态度、国内开明士绅的支持有着重要关系。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会与革命党合作?国内的开明士绅又是如何支持革命的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巨献:《帝制的终结1911》第8集:《合纵连横》。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跟一个英国人叫柯林斯,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孙中山在这篇文章里宣布,说“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的善意的中立。”
孙中山很明白,要让英国、让法国,让美国,让日本这些国家支持革命党,这不可能,孙中山只要求他们做到这五个字,叫“善意的中立”,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孙中山的对外宣言。到了同盟会成立以后,专门制订了一个对外的文件,我想有的同志可能看了这个文件以后义愤填膺,说孙中山这个革命党怎么这么窝囊。大家看看这个条文。
第一条,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都继续有效。清朝政府从鸦片战争以后,不知道跟列强定了多少条约,不平等条约,但是,革命党表示,都有效。
第二条,“偿款”,赔偿外国的条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就是中国人欠外国人的钱,我照样还。
第三,所有外人的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下面的,一共是七条,我不念了,从这个七条里看,革命党是不是很窝囊啊?不平等条约,继续承认,欠的债,赔的钱,照样赔,外国人的既得利益,照样保护。所以这个条约,确实,看上去革命党很软弱。
当年毛泽东在总结辛亥革命历史经验的时候,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有重大的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反帝不坚决,那么从刚才这七条,确实,革命党在反帝方面是不坚决。可是,毛泽东还讲过另外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一个人你不可能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两个人打架,你总是用一个拳头打过去对不对,然后不断地打,很少有人打架是两个拳头同时打出去的,没有吧?当时革命党要推倒满洲贵族的统治,要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你还要他同时坚决反帝,可能吗?所以,革命党人当时采取这种政策,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清朝政府,是为了让列强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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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种种手段,从清政府手中攫取了大量利益,所以对于革命,他们起初抱有敌意:害怕革命成功之后,他们所攫取的利益将一扫而空。为了打消列强的顾虑,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第一时间将孙中山的外交政策公诸于世。那么,西方列强如英国、美国,远东邻国如日本,对此又将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1900年,华北地区发生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团民把德国公使杀了,杀死了,在东单杀死了,结果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打中国。那么由于革命党人把自己的政策和义和团严格地区别开来,所以原来美国有个亚洲舰队司令,他估计错了形势,他想革命党人起来以后,他说“在任何一次暴乱中,迟早都会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他说我就会收到大量的求援的电报,求援的书信,来要求我保护美国的侨民。但是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感到有出兵保护侨民的需要,美国之外,英国在中国拥有更大的经济权利,但是也基于与美国同样的理由,认为没有出兵的必要。
日本政府,因为是天皇制,它担心中国的革命,推翻了皇帝,会影响到日本天皇的威信,所以日本是想出兵干涉的,但是日本一个国家出兵它没有勇气,它出不了兵;另外日本人就提出来,想联合一些国家出来干涉,干涉什么?中国不要搞共和制度,中国要搞君主立宪。因为中国还有皇帝,所以日本天皇的位置还可以坐得很稳。所以日本人就提出来,几个国家联合干涉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但是英国反对,英国的内阁就反对,不赞成对中国干涉。所以日本的外务大臣,叫内田康哉,他心灰意懒地电告,打电报给驻华公使,叫伊彦吉,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帝国政府不考虑英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协调关系而单独地出面阻挡,说“亦属无趣”,太没有意思了,说英国人不相干的事,我们日本政府单独一个国家干事,那不是太没有意思太没有趣味了吗?
所以说,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里面,列强没有出兵帮助清朝政府,而是保持了“善意的中立”,这个是革命党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成功。那么,革命党是不是永远就这么软弱下去呢?永远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永远承认这些赔款?不是,等到革命成功了,等到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强大以后,孙中山就提了一个口号,叫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暂时不提这个口号,是为了让列强不要干涉中国革命,但是等到中国革命成功了,那对不起,我就要提了,叫废除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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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党人试图暴力推翻清政府的平行线上,还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也在寻求中国出路,那就是立宪派。他们曾经主张维新变法,在清末的“新政”与“预备立宪”时期迅速崛起,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有逃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国内的大实业家张謇等。因为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保留皇帝,推行“君主立宪”的温和救国路线,所以他们在海内外也有众多的追随者。对革命党而言,能争取到立宪派的支持,革命将事半功倍。那么,在辛亥革命爆发前,这两派政见不同的势力,有没有想到过联手呢?
孙中山刚开始革命的时候,是想联合康有为和梁启超一块革命的。康有为呢,摆出一幅架子,说我康有为是奉了皇帝的命令,要救皇帝的。因为戊戌政变之前,光绪皇帝曾经让人带给康有为一封信,说你赶快逃,逃到国外去,再想办法救我。所以康有为觉得他身上是带着皇帝的诏书,我跟你孙中山合作?没门!康有为拒绝了。那么梁启超呢?比康有为思想开通,也灵活一点。那么孙中山要跟梁启超合作了,梁启超说好啊,咱们可以一起合作。所以梁启超找了他同门的同学,12个人,在日本的一个地方,叫镰仓的江孜岛,结拜,拜把兄弟,干嘛?革命。所以推孙中山当会长,梁启超自己当副会长。
但是梁启超有两个致命的矛盾,一个(矛盾),他想,他要听老师的话,听康有为的话;另一个(矛盾),他不想,不忍心丢弃光绪皇帝,所以到了日本之后,梁启超在日本办刊物,办报纸,说光绪皇帝是中国几千年少有的一个天才。所以,梁启超就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你孙中山不是要革命吗?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制度吗?可我的老师康有为要保皇啊,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了保皇会,要把光绪皇帝从瀛台里面救出来,让光绪皇帝重新主政,一个要革命一个要保皇,所以梁启超绞尽脑汁就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选光绪皇帝当大总统。你看,光绪皇帝当了国家大总统,这岂不是国家元首,革命党应该满意,保皇党应该也会满意啊,所以梁启超很得意地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说老孙,我这个办法最好,咱们大家公举光绪皇帝当这个大中华民主国的总统。梁启超把这个办法用八个字概括,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表面上我还是尊重光绪皇帝,但是政治制度改了,我是共和国了。
梁启超就用这八个字,到了檀香山,到了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的地方,说我这个办法最好,名则保皇,实则革命,而且还把孙中山给他的介绍信拿出来展示,结果,当地的华侨,原来兴中会的成员,百分之九十都脱离了革命,都成了保皇会的成员,孙中山吃亏之后,又生气又懊悔,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说革命与保皇,这两个东西就像黑和白,是不能调和的。
所以从此孙中山就跟保皇会,跟梁启超康有为断绝关系。
但是在1911年的这个时候,立宪派和革命党开始携手,革命党和立宪派携手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清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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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到1911年,因为抗议英国、沙俄侵占中国边疆,革命党与立宪派两度联手,发起反帝爱国运动。革命党人还派出干部,到立宪派在各省的参政机构咨议局,宣传动员群众。时间正在一步步1911年的10月10号。这一夜,武昌城里枪炮大作,革命的火药桶终于彻底爆炸了。那么,在这个历史的大拐点上,那些立宪派中的风云人物会作出什么惊人的举动呢?他们,又是如何走到革命统一战线上来的呢?
湖北的咨议局局长汤化龙 原来也是主张君主立宪的 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后的第二天 汤化龙主动地到革命党人那边去 表示他要赞成革命 所以他被推为湖北军政府的总参议 汤化龙有一个弟弟叫汤芗铭 当时是清朝政府的海军的军官 在江西 军舰在江西 那么汤化龙就给他的弟弟写了封信 说我现在革命了 希望你也来革命 所以汤芗铭就带着在江西九江的一支舰队投向革命 如果革命党人还记仇 说你这个汤化龙这个家伙 你当年是反对我们革命的 现在你来了 投机 我们不要 那么海军就不可能起义 海军就不可能站到革命党方面来
湖南的咨议局长谭延闿是立宪派,(开始)并不赞成革命。但是在湖南的革命党人占领长沙 建立了湖南的军政府之后 谭延闿转变为革命的拥护者 在湖南省的两个革命党的都督 一个叫焦达峰 一个叫陈作新被叛兵杀害以后 谭延闿出来当湖南的都督 而且从此以后 谭延闿就追随孙中山 成了一个坚定的国民党员 后来做到国民政府主席
四川保路运动轰轰烈烈 四川在武昌起义之后 有一段出现过混乱现象 后来是两个人把四川这种动荡现象稳定了 一个是谁呢 一个是革命党人尹昌衡另外一个是立宪党人叫罗纶 由于革命党的尹昌衡和立宪派的罗纶的合作 四川的局面才得以安定
那么 革命胜利以后 这两派的 革命派的和保皇派的矛盾还存在 有些革命党人在革命胜利以后就杀保皇党 说你们这些保皇派 现在我们革命了 所以对保皇党采取镇压的态度 在这个情况下 孙中山给当时的广东都督陈炯明 还有各省都督打了一个电报 电报讲什么呢 说现在啊 南际 中国的南方肃清了“天下旷荡” 天下太平了 “旧染污俗咸与维新” 说各种旧的东西 各种旧派人物 我都给他们一个重新改正错误的机会 给他们一个重新革命的机会 这叫“咸与维新” 说“法令所加” 只问他现在 他是不是在违反民国的法令 不考虑他过去
鲁迅有一篇作品叫《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就批评了“咸与维新”这个思想 就是说不管你过去怎么样 只要你现在遵守法令 我就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鲁迅说这么做不对 说我们要痛打落水狗 这个费厄泼赖这篇文章是写了 叫痛打落水狗 一种思想是孙中山的“咸与维新”思想 一种是鲁迅的“痛打落水狗”的思想 我看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 (孙中山)采取既往不咎 采取只要你遵守民国的法令 那么我就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 给你参加革命的机会 这个政策应该是比较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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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杨天石先生的分析,我们发现,辛亥革命之所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与革命党人在这个关键时候采取的统战策略有着重要关系,那么,在影响革命进程的几大因素中,除了立宪派与开明士绅等精英阶层的态度,除了西方列强的立场外,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人和一支军队,那就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袁世凯,和他所掌控的清王朝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有人甚至说,袁世凯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命运。那么,孙中山究竟是如何利用袁世凯的?而袁世凯又为什么会转向革命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帝制的终结1911》下一集《妥协的苦衷》。
《帝制的终结》第9集:《妥协的苦衷》

编导:余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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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晚清便出现一种怪现象:朝廷的大权逐渐下移,而地方督抚则迅速崛起。先是曾国藩与他的湘军左右晚清政局,后是李鸿章与他的淮军呼风唤雨,而晚清的最后十年,大权再次旁落到袁世凯与他的北洋系。在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离不开袁世凯的“反正”与“推动”。那么,作为晚清当时最有权势最有地位的大臣,袁世凯为什么不忠于清廷?革命党人最后与他达成妥协,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跟随历史学家杨天石,重回辛亥现场,欢迎收看湖湘讲堂思想巨献:《帝制的终结1911》第9集:妥协的苦衷。
在晚清 袁世凯是个很能干的政府官员 应该说他当北洋大臣当得不错 他在清政府的新政时以及他在立宪派的改革呼吁时袁世凯是赞成办新政 赞成搞君主立宪的 也应该承认 袁世凯在办工厂 办学校 办警察这些方面都是有成绩的 所以在相当一段时期里 袁世凯是受到国内的知识分子 受到国内的官僚 绅士的拥护的 外国人 也赞成欣赏袁世凯 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比李鸿章还要能干 还要有作为的人
但是袁世凯的权力越来越大 不仅掌握政权 而且掌握军权 小站练兵 那个小站的兵就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 所以光绪皇帝死了以后 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当了摄政王 他就害怕袁世凯的权力越来越大 将来会威胁清政府的统治
本来 按照满族亲贵的想法 袁世凯这个家伙 把他杀了最安全 最可靠 但是清朝政府 载沣他们觉得要把袁世凯杀掉 国内会有很多人不赞成 外国列强也不赞成 所以 这个人呢 载沣想 这个人又不能用他 用 后果很可怕 要杀他 后果也很可怕 所以载沣最后想了一条主意 就跟袁世凯谈 说听说你的脚啊 有点毛病 是不是你回家休养休养 把你的脚 毛病给治好 袁世凯脚有没有毛病呢 没毛病 但是载沣说他有病 载沣是摄政王啊 那么袁世凯就说 谢谢王爷的关心 所以袁世凯就把所有的权力交出来 他自己回到河南的老家去休养去了
你想袁世凯能甘心吗 我没有病你说我有病 我功劳很大 你把我所有的权力都拿过去了 让我回家休养 所以袁世凯当然一肚子的不高兴 一肚子的牢骚 袁世凯回到老家 干嘛呢 戴一个竹子编的帽子 披一身蓑衣 防雨的 当时没有咱们今天的雨衣 用茅草编的挡雨的衣 坐在小船上面拿钓鱼竿在钓鱼 装出来的
等到武昌起义之后 清朝政府派兵南下 要去镇压武昌革命党人 满洲那个兵不管用 清朝政府派的司令官叫荫昌 这个人是在德国学过陆军 也不管用 纨绔子弟 所以清朝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打电报要召袁世凯到北京 让他当国务总理大臣 让袁世凯带兵到武昌去镇压革命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革命党里边就有人 想利用袁世凯和清朝政府的矛盾 想动员袁世凯反正 站过来 想这个主意的人是谁呢 是我们湖南的黄兴阁下
所以说 1911年11月9号 黄兴给袁世凯写了封信 建议他学习美国的华盛顿 学习法国的拿破仑 出来完成华盛顿 拿破仑的事业 直捣黄龙 倒戈打清朝政府 “灭此朝食” 把这个清朝政府消灭了再吃早饭 黄兴表示 只要袁世凯做到了这一点 说全国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 这个主意是黄兴出的
而且黄兴还派了他的一个人 代表 姓顾的代表【南方江浙联军总参谋 顾忠琛】 跟袁世凯的代表秘密谈判 做了一个决议 就是谁先把清朝政府推翻 那么就做大总统 另外还有我们一位湖南老乡 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也提出来 只要袁世凯反正 只要袁世凯把清朝政府推翻了 那么就把袁世凯推举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也就是说 黄兴 宋教仁这两个革命党的主要的领导者 都想利用袁世凯 要利用袁世凯的力量 去推倒清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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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从1895年开始,袁世凯便在天津小站练兵,对于这支军队,袁世凯倾注了半生精力。他常常是亲自训练,亲自发响,军队上上下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支当时中国最精锐、最具实力的部队,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北洋军”。那么,面对革命党所开出的条件,袁世凯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我想给你们提个问题 假定你是袁世凯 你怎么办 两条路啊 一条路 效忠清政府 打下武昌 消灭革命党 另外一条路呢 推倒清政府 做民国的总统 我请问你们选择哪一条 我看 恐怕你是袁世凯的话 你一定选推翻清政府 当民国总统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听了清朝政府的话 把革命党消灭了 中国有句古话 叫“狡兔死走狗烹” 你把兔子吃了 你这个狗 猎狗 最后也会被当成菜给煮了 给烧了 吃狗肉啊 那么袁世凯当然 他想他如果帮助清朝政府消灭革命党的话 最后 清朝的摄政王不会相信他 最后 革命党是消灭了 袁世凯自己也完蛋了 所以袁世凯从他个人的利益着想 他一定会选择推倒清政府 我来当民国大总统 他一定要选这条道路
那么这个时候 在黄兴和宋教仁 提出利用袁世凯推倒清朝政府的情况下 孙中山到了香港
当时孙中山的助手胡汉民 和廖仲恺到香港迎接孙中山 邀请孙中山留在广东 准备练兵北伐 打袁世凯 孙中山要求胡汉民一同到上海 南京去 两个人争论了一天
那么胡汉民就跟孙中山讲 说袁世凯这个人啊 居心叵测 首鼠两端 是个投机分子 建议孙中山留在广东练兵 慢慢地来北伐 彻底地推倒清朝政府 孙中山是怎么样回答胡汉民的呢 他说 “沪宁在前方上海南京在前方我自己不可以不到前方去” 说如果我不到前方去 那么所有的对内对外的大事情都没有人组织
孙中山讲 说现在中国 如果能够以和平的办法 来收取革命的成功 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前例 他说何必一定要用兵呢 孙中山还表示 说袁世凯虽不可信 但利用他推翻清廷 胜于拥兵十万 孙中山还讲 说如果袁世凯他想“继满洲以为恶”跟着满洲人 继续为满洲人做坏事情 说“而其基础已远不如” 说袁世凯跟着满洲人后面做坏事情 但是他的基础比不上清朝 说 覆之自易 我要推翻他 是会很容易的 所以孙中山的结论是 今天可以先完成一个“圆满之段落” 那么孙中山呢 觉得黄兴 宋教仁的反间计正确 如果不动员袁世凯站过来 那么袁世凯手下有北洋的6个师的兵力 那是久经训练的 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 一支精锐部队 要打 恐怕革命党不一定是袁世凯的军队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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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选择与袁世凯合作,不仅遭到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甚至被后来的很多人所批评。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孙中山没有引兵北伐、没有与袁世凯决裂,才导致革命后中国军阀割据、常年内战的局面。那么,孙中山究竟想不想引兵北伐?他选择与袁世凯合作,到底有哪些难言之隐呢?
孙中山想不想北伐 孙中山想北伐 孙中山跟日本人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打到北京去 就可以斩断这个君主专制的根子 把共和的 民主的制度在中国牢固地确立起来 但是要北伐 首要的问题是什么 要经费啊 要从南京打到北京 没有几十万军队不行 要有了几十万军队 军队要吃饭 要枪 要子弹 这个都要钱啊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库里面 有多少钱呢 胡汉民的回忆 最穷的时候只有十块大洋 这十块大洋能北伐吗 开玩笑啊 对不对 不仅不能北伐 南京国民政府那些部长们工资都没办法发
所以孙中山他就想办法借钱 他想到的第一个要借钱的对象 是日本的资本家 但是日本的资本家 无缘无故的 跟你又不是朋友 又不是乡亲 他会拿出巨款来借给孙中山 不可能 所以孙中山想的第一个办法 咱们这个湖北 江西 包括湖南 有一个钢铁 煤铁的联合企业 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的企业 叫什么 叫汉冶萍公司 汉是武汉 冶是大冶 萍是萍乡 这个企业是跟湖南 湖北 江西有关系的 一个钢铁 煤炭的联合企业
孙中山跟日本人讲 说咱们中日两国联合办这个汉冶萍 联合办(的条件)呢 你借给我600万 我从这个600万里面 我先拿300万 去作为北伐的经费
这个日本人 他早就看中了汉冶萍了 是想吞下汉冶萍 所以日本资本家说 可以啊 我借你600万 咱们中日两国合办联合企业 这个主意要是在今天 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和外资合作嘛 家常便饭 司空见惯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行 辛亥革命的时候那不行
章太炎等一批革命党人就叫了 说我们革命是干什么的 革命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益嘛 你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 你就把汉冶萍公司卖给日本人 跟日本人合办 这个怎么可以 反对
孙中山就跟章太炎解释 说太炎先生 你可要了解啊 现在南京的周围有十几万军队 这十几万军队每天要吃饭 每天要官饷 要给他发工资啊 他说我拿什么给他们 孙中山就讲 说我现在就像一个穷人 天气很冷 零下多少多少度 我呢 肚子啊 空空如也 没吃的东西 我是又穷又饿 没法活下去 他说我现在唯一的财产 是我身上还有一件旧棉袄 他说你说我怎么办 我只能够把我身上这个唯一的旧棉袄 送到当铺里去 先当两个钱 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
这个孙中山很可怜啊 话讲到这个程度 但是革命党人一反对 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的计划被反对掉了 那么600万 300万拿不到
短片4:
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计划破产之后,孙中山又想了一个办法:以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做抵押,向英、日、美三国资本家借款北伐。正当谈判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轮船招商局的老板跳出反对,导致这一计划再次失败。此时的孙中山没有退路,走出了最后一招险棋:直接向日本政府借款。
最后孙中山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跟日本谈判 说你借我1000万 我就北伐 打到北京 条件是什么 条件我把满洲 我租给日本 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日本政府最初是同意的 资本家也同意 但是日本的陆军大臣反对 他说东北这个地方 在日俄战争后 本来就是我们日本的战利品 我干嘛用钱去租啊 一反对那么这个事情也吹了 一直到签订南北议和条约的前一天的晚上 孙中山还打电报给日本方面 说你这个钱能不能给我1000万 最后日本表示无能为力 所以第二天 南北双方的代表才签订了我刚才讲的 那个叫优待清室的条件 南北议和 不打仗 皇帝退位 那么 中华民国对于皇帝 对于爱新觉罗家族 采取优待的条件 那么孙中山除了因为财政困难不能够北伐之外 也跟孙中山的一个思想有关 就是 革命当然免不了流血 免不了牺牲 免不了破坏 但是在可能的条件下 要尽可能地减少流血 减少牺牲 减少破坏的强度 孙中山在1912年曾经给袁世凯打了一个电报讲 文 文是孙中山自称 “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就是说 孙中山说 我们不打仗了 南北议和了 把共和民主制度建立了 清朝皇室也能够安安稳稳地过太平日子了 那么这一件事情 有好多的 一举数善 说那个时候 推功让能 我把我的临时大总统都让给你做 这个是全国人民的公论 所以当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议和 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 极大地降低了流血 牺牲和破坏的力度 使中国的政体平稳转型 当然有巨大的积极的意义
过去我们 把南北议和 把孙中山没有北伐 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 软弱性 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 南北议和 第一 孙中山是缺少财政支持 第二 南北议和有它的积极的方面 避免长期战争
最后一个问题我讲 共和告成 完成了一个段落 但是还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段落 孙中山在他革命起始的阶段 曾经将中国当时的司法 比喻为希腊神话里面的国王 奥吉亚斯的牛圈 这个国王啊 养了3000头牛 30年里从不打扫 粪秽堆积如山 实际上 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 也是这样的牛圈 辛亥革命胜利得快 代价小 自然难以一下子清除奥吉亚斯牛圈中的全部粪秽 中国的面貌也难以一下子焕然大变 我在岳麓书社出版的《帝制的终结》 最后 有一个结语 这个结语我写了八个字 前面四个字叫什么呢 叫帝制终结 辛亥革命把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 后面四个字叫专制难除 就是说皇权专制 有形的专制主义 在辛亥革命时期推翻了 但是无形的专制主义在近代中国 仍然是一个很顽固的顽症 很难迅速地克服
所以当我们百年之后 回顾这个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还要回到孙中山的两句话 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短片5: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回首百年辛亥,让人无限感慨。当年那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者,历经千难万苦,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这场革命,并没有顺利地将中国带入一条康庄大道,而是在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泥沼中一陷数十年。今天,我们能够告慰英灵的是,那场革命所带来的四个字,“民主”与“共和”,在百年之后已经深入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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