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引用宪法反对以革命名义打砸抢
[导读]他反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1970年修宪，他问道：宪法上是怎么写的？这个质问汇报上去，虽然领导人并非红卫兵，听着还是很觉逆耳。《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是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追述其父的文录。在作者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梁漱溟艰难跋涉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也纤毫毕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抄家经过
写“文革”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
在分几个方面介绍这十年的生活之前，还需要回答读者心中的一个问题：梁先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何种态度？
和全国人民一样，先是赞成，后来不赞成。毛泽东发动这一运动所使用的理由是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读者当能记得我父亲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预言苏联由于其民族历史短浅不免要“补课”，还说中国革命如果丧失高度自觉也难免要补课。即，他认为出现修正主义是现实的可能。以这个理由发动的政治运动，他不反对。
他反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一九七〇年修宪，他问道：宪法上是怎么写的？这个质问汇报上去，虽然领导人并非红卫兵，听着还是很觉逆耳。至于滥施体罚、派性斗争没完没了，唯有指使者乐见。毛泽东起初还说“不要怕乱”，及至自觉失控，不也试图消弭吗？国家陷入乱局，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文革”使人们看到了政治机制上有缺陷。
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人对这场运动的感受（或说被卷入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机关干部已然身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政协委员们还大体如常地开着学习小组会。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日记：“早起阅伍、陈两人讲孟子尽心章之文。拟写综述文补遗。去北海未成，以天安门大会，无车可通故也。午后去政协参加学习会。”六天之后，“是日有大字报，要拆碑，限二十四小时。”碑拆了，家仍是要抄的，祖父投水处立有殉道碑，在积水潭南岸。“革命群众”贴大字报限定时间拆去。
因此，不妨说，“文革”与他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中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兹先摘录其中一件于下：
“主席赐鉴：……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是他去开的门，说请进。）
他请毛泽东回忆一九五二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说，中国问题现在已经得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一条大道可遁，“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已完成的，未完成的）全被收去（似有被毁的）。假如在被斗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于宣告我的死刑。盖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工作必是从其向上心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发还十二元）……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那些文稿，准许续写成书。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一工作一日耳。此其心情，主席其必能谅察之乎！倘得文稿发还，准许写作，则有生之年皆领导党之所赐。披沥心肝，冒昧以陈……”
抄家是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六日已开始写《儒佛异同论》。写信时间是九月十日，信无回音。继《儒佛异同论》之后又写《中国———理性之国》。
还是为了能继续写作，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两次写信给周恩来。
“七月八日忽奉街道通知，要我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而指定给我住之东厢房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连日来眠食俱废……至此乃真不能工作矣。”
一九六九年十月，全国响应号召加紧战备。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北京的战备动员很像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写信给周恩来，说那被抄去的文稿，“或者此残存部分至今尚在亦未可知，亟盼在战争爆发之前收回整理此残余部分”，以便完成这一未竟之业。“漱窃自视其工作重于其生命，当乘兹精力未大衰之暮年积极工作，完成夙志”，但都没有回音。
虽然期待最高领导有回应，却不能停下来等着。对策之一是将《人心与人生》先行放下，写别的稿子，对策之二是在渐渐获得行动自由之后，去公园看书、写稿。
向主席和总理发出呼吁的情况就是如此。
《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虽说被抄去，起初一段时间，其实近在咫尺。他此时住在小南屋，而手稿就在北屋地上。这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红卫兵没有将手稿随其他物品一并装车运走（这是万幸）。红卫兵撤走，那一摞纸赫然放地板上。自此，时时在他的目注“守护”之下。开门的钥匙在一位姓韩的民警手里，他对这位民警说：那一摞稿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别人没有用，能够还给我吗？民警说，自己的责任是看守这屋子不让人进来，没有权力动这里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注意着不让人随便拿走。
父亲对这个答复的评价是：这个意思也很好。
下面从几方面介绍“文革”十年的情况。
关于抄家经过，我事后听说，先是有人在院墙上贴大字报，指称位于积水潭南岸的祖父殉难碑是“四旧”，勒令拆除。当时对这类勒令只限服从且意识到这是风暴来临的信号，做了一些准备，将悬于堂屋正中的祖父母的照片取下（他们所穿的衣服可以被看做四旧）。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听到敲门声，父亲去开门。红卫兵声言他们来破四旧。巡视北屋之后，问“为什么没有挂毛主席像”？回答在南屋有。那是一大幅毛泽东夏季视察农村的画像，手拿草帽，立于田头显示停下来稍事休息的样子。红卫兵要的是标准像，那不能算。
“革命行动”以这个借口开始。以下说我所经历的那部分。下午两点左右，有人招呼我去接电话。对方问明我是梁培恕便直接告以“我们正在梁漱溟家里破四旧，你回来一下”。
在骑车往新街口方向走的路上，不止一次看见有卡车停在人家门口，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当发生这类“革命行动”时，如果有谁———邻人、过路人凡自认家庭成分好又愿意参加，都可以参加），正在把各种物品搬出来扔到卡车上。
在这之前一天，红卫兵曾经进入我所在机关，看见我们的会场里有一排人低头站着，就问谁是为首的？经指给他们看，正副所长就挨了一顿皮带抽打。
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看到上述两种景象。当看到院子里遍地破碎家具、衣被、书籍纸张，还是为之惊骇。父亲和继母正被围在人群中挨斗（后来知道那是文斗阶段）。一个为首的红卫兵问了我的姓名同时从上到下打量我，寻找某种不革命的表现———（神情、衣着、发型都可以成为不革命的表现）没有找到不妥之处，这使我有“资格”站在人群边上听围斗的一问一答。
恰在这时一辆卡车在门口停下，进来十几名政协工作人员，于是斗争会正式开始。在喊口号的时候我没有喊和举手，一个政协工作人员问我：你为什么不举手？
我走了神，竟然没有跟着喊口号，这下子完了！我如实回答：我正在考虑今天晚上他们怎么吃饭和睡觉。大概是人性救了我吧。这个人显然有意放过了我。不知有多少人怀着矛盾甚至自责的心情参加“革命行动”。
家兄到达比我晚一步。从他身上也找不到不革命的表现。
斗争会开完，我找到那为首的红卫兵（后来知道他叫程伟），向他提出建议，指着任人踩来踩去的书籍纸张说，这里面有马列主义著作，有政协发的内部文件，上面盖着戳，最好把马列著作放在窗沿上（桌子都碎了）把保密文件包起来以免散失。程伟非常不习惯处于被指导的地位，他忍耐着没有发作。我又问，“他们两个今天晚上准备怎么办？”程伟含糊地回答：这个你不用管。
我离开时心想：这群人还算掌握政策。后来知道，武斗是我走以后开始的。邻近居民揭发继母以资产阶级态度对待劳动人民。在前述致毛泽东信里因而有“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的话。
后来知道，红卫兵指定他们住在南屋最小的一间。当初大门朝南，后将大门改在东墙，把门洞堵死成为一间小屋。门窗朝北，冬天特别冷。下面请看当天日记。
“……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为便于监视不许关灯）
二十五日日记：“培昭因拆碑后撕去大字报犯巨大错误，经群众斗争，抄家封门，决定送回广东原籍。树芬及韩姑陪斗，受殴打。”
“文革”中的全国政协
一九五○年晋京迄于逝世，父亲一直是政协的工作对象。每当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政协也同时开会。人代会的中心议题也是政协委员的议题。除此而外，政协的学习委员会组织在京委员学习，这种学习常年进行。像他这样无所属的委员———不属任何部门，不属任何党派团体———生活方面的事全由政协负责照管。所以，一旦政协机关陷于瘫痪，他就没有人“管”了（唯有工资照发）。
和其他机关一样，政协在解放军进驻之后渐渐恢复其职能。从日记看，恢复职能做的第一件事如下：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饭后赴政协开会，亦为百余万反动传单事，动员检举也”。看来动作晚于居民委员会了。
二月四日，“有政协物资查抄小组田锋同志二人来，访问六六年查抄事。谈话后嘱我写出概况”。这件事历时一年多抄去的物品分两次发还完毕。事先说明：发还的物品不得因其破损而拒收，未见发还的物品，不得索要。父亲将一切文字性的物件拉回家，将一切家具直接拉到拍卖行当即贱价处理（一张书桌除外）。
七月二十九日，政协请天津三条石工人讲当年血泪史。日记中写道，已三年不进政协礼堂。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收到通知去开会，“商讨学习事，共到九人，决定星期一开始学习”。
年轻的读者由此不难想象，当年一场“文革”风暴，给“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何其严重。
前面讲政协逐渐恢复其职能，我曾话到嘴边留半句。为什么留半句？因为政协恢复职能在我父亲这里即是又要去给人家当反面教员了。我不想说话刻薄，但是我又想，既然事实如此，我何必留那半句？在那政治运动（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不断的年代，人们的生活不由自主，当反面教员的人更是明明白白地不许有自主性。说话要挨批，不说话也挨批。读者知道他非常珍惜时间，最担心的莫过于未及把书写完。说出这个担心有用吗？政协恢复职能，他也“复职”了。经过斟酌，为了不刻薄，我将这种状况称作“生活中自主性降低”。
自一九七二年起，日记里常见的一句话是“进食后去政协学习会”。转过年来，这句简化为“车来赴会”。有时加一句“听发言”，“偶发言”。间或有短短的评语“漫谈居多”。意趣索然可见。
进入一九七三年冬，政协学习会上的气氛反映到日记里来了，“答宋数语”，“发言一小时半，宋、朱仍不肯服”。待到“宋某出恶言”，终于决定不忍耐；写信给学习小组三位组长，声明“我抗议宋希濂委员昨天对我厉声的、粗野的辱骂，假如负有维持会上秩序之责的三位先生没有适当的表示，我将拒绝出席这个小组的学习”。
宋某恶言其实是政治姿态。有人喜欢看。
接济他人渡难关
日记里出现这样一句话：“领取工资，待分配。”令人费解。“文革”十年，父亲那份工资成了“小金库”，资助着生活无着、生活艰难的朋友。随着遭停发、扣发工资的人日渐减少，这种需要渐渐减少。这件事通常写作：去政协领取工资，兑某人二十元，兑某人十五元。只一次写作“待分配”。我专挑这一次引用，因为出于无意的这一笔倒是反映了他的心理状态。需资助者在外地，通过邮局寄兑，在北京者大多自己来取。这项工作持续了六七年直到受资助者表示已不再需要。
我注意到按月兑往外地的，是他确认对方需要，不待提出而主动资助。北京的朋友则有不同，认为自己有责任资助到底的写作“赠”，略次于“赠”的写作“助以”。由对方提出的写作“借”。写作“索借”则是不赞同其人的生活态度———有困难是事实，但虽难不应该有依赖心理。无休止地索借终于使他改变了方式，“许以下月付给二百元，年内不再给”。可是没有当真不再给。“晚间雪昭送来面包，腰骨伤痛，精神委顿，其妻病颇重，付以三十元。”
袁鸿寿回忆父亲，文中有一段写到自己得资助的事，摘录于后。
“‘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九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大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十四元。’他立刻给我二十八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还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我的生活费加到二十元，梁老的十四元就不再去取了。”“我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老却提及二十八元之事，我立刻归还，并谢罪。盖梁老对于孟子‘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高一层体会，他不直说，二十八元是小事，自己脱离了困境，却忘了还有别人在困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