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大，国外更是议论纷纷。我受命之初，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关系．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

为什么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报纸反应强烈，认为我的资历不够。有的报纸刊登的大标题是“两华辅佐李鹏”(大意)，即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为什么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有什么背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纳闷。

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会议规模不大，包括总理、副总理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总数不到20人。我当时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会议开了大约一个星期，各部门都讲了相关情况和意见，还进行了讨论。散会以后，要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与我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呢？我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怕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官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仍回石化总公司。”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

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当时，宋平是分管组织部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找我谈话。我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你们让我回去。”宋平说：“你可以，我们还是了解你的。”

当时，我也在想，体改委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水平比我高的同志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并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好印象。

一件事是，1989年底，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来到北京，商谈在大陆投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小平同志会见了王永庆及其家人。在会见之前，小平同志对杨尚昆等陪见人员说，对王永庆回来要采取非常积极热情的态度，建议李鹏正式表示欢迎王永庆来大陆发展，和他合作、合资办项目。但李鹏对这个厂子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定亲自到福建厦门去看看，研究一下。当时．我是中石化总经理，石油化工是我们管的，所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在专机上，他问我“六轻”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六轻”是“第六轻油裂解厂”的简称。轻油就是轻质油，是从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原料。国民党在台湾建造了五个轻油裂解厂，都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从第六个开始，产业开放，允许民营资本进来，于是就有了王永庆的“第六轻油裂解厂”，简称“六轻”。李鹏一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给他一个印象：这么复杂的事情能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说明我这个人脑子不糊涂。

另一件事，就是对王永庆的实力有一点不大放心。当时，王永庆还同时在台湾投资建设“六轻”，规模也非常大。我就委托日本一家银行帮助做一调查。日本那家银行提了一大厚本资料，对王永庆有没有能力建这个厂提了很多问题，还提醒我们，王永庆是个家族企业．他本人年纪大了，一有变化，家族里的纠纷会影的同志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并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好印象。

    我估计，这几件事可能给李鹏留下了此人办事还牢靠的印象，促使他决定调我到体改委工作。

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问题是国计民生当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到体改委以前，国务院有个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我到体改委以后，国务院决定，由我担任住房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我觉得，住房改革要赶紧起步。因此，每年都要开一次住房制度改革会议，都要发一个文件来推动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难度大．弄不好费力不讨好，体改委为什么要碰这个事？当时有这么几个考虑。第一，各方面对福利分房意见很多。有关系的人，可以拿到几套房子；没有关系的人，一套都拿不到：福利分房变成了分配不公、滋生腐败的温床。有人讲了，体改委改这个，改那个，为什么住房这样的事情你们就不敢碰啊？

当时我们想，既然这件事反映这么强烈，而且又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碰一碰吧。邓小平1980年就提出，要搞商品房，但是一直没有落实。第二，有人批评体改委太虚，我们想做些实事。一天到晚规划来规划去，都是空的，老百姓都看不到。体改委的工作要务实，不能成天都是讲道理、讲大话，搞住房制度改革也可以转变体改委的作风。第三，就是上海经验的启发。在我接手房改工作后不久，听说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时．因为上海的住房矛盾非常尖锐，老百姓反映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曾经专门考察过新加坡、香港的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后来，朱镕基大力推进上海住房制度改革，讲过新加坡的经验。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住房公积金，一件是房地产开发商必须拿出10％到15％的投资用于盖廉租房，给没有钱的人住。这就从机制上解决了问题。

后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朱镕基找我，要求国务院批准上海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以加强推广力度。我找了李鹏，他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转发。这件事在全国影响很大．后来各地的房改都大体参照了上海市的做法。在国务院批转上海、北京房改方案以后，各地纷纷要求仿效，但国务院考虑，不宜一一由国务院批准．决定停止转发。天津市市长聂璧初听到这个决定，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房改事关重大。上海、北京都经国务院批了，天津不批，我这个市长当不下去了，干脆，我给你辞职吧。”我只好答应他做工作去争取。后来，我同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商量，并请示国务院领导同意，批转了天津的房改方案。

现在，住房改革成就很大，但问题也很突出，老百姓意见不小。这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我想，按照我们原来的思路，用公积金的办法融资，用分摊15％的份额解决公平问题，继续实践，并保证政策不走样，不失为一种权衡兼顾的举措。安居才能乐业，商品房市场，不能背离社会，背离民心。■（原文章名：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