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福建，改革开放第一年首次出现个体小商品市场。此后几年，全国的小商品价格逐步放开，许多地方都形成了有规模的小商品市场。

中国30年的经济体制变革中，有两个机构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个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个是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1982年3月8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成立后就犹如一把尖刀插在改革的前沿阵地。

“体改委主要是参与组织和推动了各项大的经济改革。”杨启先说。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他，1981年进入体改办（体改委前身），见证了体改办在各个节点上的作用。

从承认价值规律到承认商品经济；从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推进国企改革到确立股份制，体改委无不充当了先锋和重要参谋的角色。

杨启先说，哪方面的改革都不容易，一是观念转变难，二是权力、利益的调整难。

而国务院当初设立体改部门，就是希望有个超脱部门利益的机构，能从全局出发，对改革进行总体规划与协调。

埋葬计划经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定了方向。杨启先说，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过去的体制不行，非改不可。但具体怎么操作却没有人知道。

于是，国务院在1979年成立了体改调研小组，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的调研，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想法》。

但当时感觉以调研小组的名义提出不合适，于是，一个具体机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便在1980年应运而生。

《意见》第一句话就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以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但座谈会上，对于《意见》提出的商品经济概念，许多书记、省长都提出反对看法。体改办的文件没有发下去。

体改办跑了好几个国家，调研了几个月之后给中央的建议，提出“市场取向”概念，要求发挥市场作用，扩大市场范围。

最终，中央同意了这一提法，在1982年十二大时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在此期间，河北大学经济系副主任杨启先调入体改办。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原国家计委工作，已有20多年，进入体改办后担任规划组组长。

杨启先说，国家是逐渐地摆脱计划经济，期间还曾提过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商品经济。直到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颁布，中国才真正开始市场经济的发展。

油灯罩启动小商品市场

体改办诞生后面临许多困扰，它推进改革就必须协调各方的利益，但体改办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不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许多工作不好推进。

1982年，体改办升格成体改委，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并且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体改委主任。杨启先担任规划局局长。

体改委成立后，在一些地方进行各种经济试点。杨启先作为体改委工作组成员到江苏常州，帮助常州开展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当时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未全面启动，各地的商品全都由国家统一定价。

常州每个煤油灯罩统一定价为6分。因价格太低，生产厂家没有积极性，灯罩紧缺，于是这样“小小的灯罩”也成了计划供应品。

试点时，他们将部分小商品价格放开，灯罩由6分涨到了2角，起初担心消费者反感，但结果相反，当地人很欢迎，说：“没有涨价呢，因为过去三个鸡蛋卖6分，现在也都涨到了2角。而且我们可以随时买灯罩。”

“看来老百姓比我们懂得价值规律。”杨启先说，回到北京给中央写了个调查报告，胡耀邦批示“小商品价格可以逐步放开”，第二年国家放开了几百种小商品价格，由此小商品市场开始扩大。

杨启先他们还发现，为省煤，当地人喝水自己不烧，而是由街上的公共烧水点用老虎灶来烧，一壶一分钱，有时候为了买壶水，要跑几条街，不方便。他们大胆尝试将老虎灶由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改为允许个人经营，效果很好，老虎灶多了，群众喝水也方便了。

这一情况汇报给中央后，带来了个体经济的解放。

论战股份制“姓资姓社”

“体改委是个参谋机构。”杨启先说，有人说它是决策机构那是不准确的，体改委确实是为推进改革才设立的，但改革的最终决策在党中央国务院，改革的进度也不取决于体改委的意愿。

体改委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与其他部门发生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通常协商一下就过去了，因为大家都有改革的愿望，也有少数协商不成的只能请中央决定。

杨启先说，这里有利益的冲突，特别是有些还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更麻烦。所以改革首先要改意识形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体改委主张搞股份制，这是根据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1984年的一份工作报告受到的启发，报告对1983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作了一个分析，说最好是借鉴股份制，搞好了也不违背公有制原则。

但阻力很大，很多人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要。甚至人大常委会还为此向国家体改委提出了质询。

实际上，中央领导当时很重视股份制改革，但也害怕理论上站不住，便让体改委组织人手到马恩文集中寻找理论依据，找到了“股份制不是传统的私有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股份制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金桥”这样的话。

杨启先说，当时反对的人往往不用实践来反驳，经常就凭一两句谁说过的或者习惯的话来反驳体改委提出的一个想法，所以经常要到马克思著作中去寻找理论支撑。

关于股份制，最后是体改办派出了一位副主任到人大常委解释，取得了多数人的理解之后才算通过。

为国企松绑

虽然上世纪80年代有了股份制，但真正给予股份制明确肯定的是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而要让国家上下接受股份制概念，体改委从中历经曲折。

80年代，对如何搞好国企有很多争论，许多人主张实行承包制。体改委对承包制持怀疑态度。但承包制依旧在国企中推行。

1986年底，国企效益普遍不好，天津用压担子的方法让企业全面承包，其他地方跟着学习，过了四年总体效益大幅度下滑。

1991年中央开会指出承包不行，要解决经营机制问题，1992年发出《国企转换机制条例》。

这时体改委又提出股份制，1992年，体改委等5部委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等文件。

但也不行，因为股份制涉及产权制度改革，产权不改革，无法落实真正的股份制。

1993年十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国企改革的重点不是转换机制，而是制度创新。

直到1997年十五大才明确提出：股份制是一切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到现在为止，中小型国企已经开始基本放开，但大型国企下一步应当如何改革，还是个问题。

杨启先说国企仍是改革的最大难点之一，看似是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

改革任重道远

1998年机构改革中，国家体改委由政府组成部门降格为国务院体改办。原来制定企业综合性经济法规的职能移交给国务院法制办和国家经贸委；组织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审批中央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职能移交给国家经贸委；指导和协调地区各类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职能下放给地方政府。

随后，体改办仅仅是做一些国务院交办的与改革有关的调研项目。

2003年，体改办被并入发改委，终结了23年的历史。

但是改革并未就此完成。

杨启先说，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综合市场度会在85%以上。我们目前市场度是60%多一点。

他说改革没有完成的另一个依据就是，目前还有几个领域没有完成放开。首先，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还没有对外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浮动等。其次，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比如国企职工就不能按实际计划需求自由雇用解雇。再次，技术市场的有些技术还由国家控制。最后还有土地市场，所以离真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定距离。

现在不少人认为，改革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大不如前。但实际是“改革任务依然繁重，可谓任重道远。”杨启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