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话语体系里，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理论是最频繁的官方表达。今年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官方动作之一，即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毛泽东思想年编》、《邓小平思想年编》，连同去年出版的《江泽民思想年编》，形成一套中共领导人完整的“思想年编系列”。

在历史上，同是领袖话语，选取上颇有讲究，不同时代因为执政主题的需要都会重新编发领袖的语录，以不断适应新需要。新出版的毛、邓思想年编都属于浓缩版本，《毛泽东思想年编》因所涉内容皆须以邓小平主持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性为准，其历史评价和编选原则皆未有重大突破。

相比之下，《邓小平思想年编》却颇多新意。与1993年邓小平曾亲自主持编辑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相较，新书不但对邓小平主政期间的言论有所增补，还把收录内容一直延展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囊括了邓退休以后的晚年思考。《邓小平思想年编》编者之一姜淑萍对《凤凰周刊》记者说：“现在社会上对邓小平有诸多说法，我们希望这本新书能够澄清一些误读。”

邓小平1989年说了什么

1989年，世界风云突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这一年，中共也遭受执政危机，掌舵人邓小平主持平息了风波，而且选定了新的接班人——江泽民。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编》收录了邓小平在1989年的讲话33条，这是1993年版《邓小平文选》同时段收录条目的两倍，也是较前官方出版物最集中、最完整披露邓小平1989年讲话表态和思想变化的权威史料。

新披露内容多为邓小平接见外宾的谈话。以6月4日为界，邓小平前半年先后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布隆迪总统、美国总统、泰国总理、乌干达总统、多哥总统、伊朗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一时段，邓小平的谈话主题为强调中国不允许乱，控制得严一些符合中国当前的大局。3月会见乌干达总统时他说，“中国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

6月4日之后，邓小平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美籍华人李政道、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泰国总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朝鲜领袖金日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克夫妇、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等。与前半年相比，所见欧美外宾规格下降，这与西方国家对中共平息风波采取“制裁”有关。而中国迫切需要打破封锁，邓小平见外宾的频率比之前却多了，谈话主题是解释戒严必要性和反驳人权指责。

中共能够下定决心强力维稳，邓小平点了头，这在他4月25日同李鹏、杨尚昆的谈话内容中有所体现。邓小平对当时局势定性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应对措施“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他指出，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

据库恩所著《江泽民传》记载，5月22日，北京的学生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部队试图进入首都，邓小平先后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说服了其他党内元老，确定了江泽民接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职位。

《邓小平思想年编》辑录的这个时期较为完整的谈话，可以佐证以上说法。5月31日，邓同李鹏、姚依林谈话，首次提到第三代领导，希望大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取信于民，干出实绩。

邓小平把这当作他的政治交代，随后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央应该支持江泽民。他宏观归纳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把毛泽东和自己作为两代领导核心，明确江泽民应该成为新的领导核心。

11月6日同金日成会谈时，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绝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两个总书记（指胡耀邦和赵紫阳—记者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是带根本性质的错误。现在实际上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邓同时称赞江“知识面比较宽”、“工作扎实”、“比较民主”，“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

卸任后的思考

在这次谈话后，邓小平辞去了最后一个公职—中央军委主席。随后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他说，“我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不过）今后，我有意见，还要对领导班子讲。”

从《邓小平思想年编》收录的1990年的15条讲话中可见，邓小平并没有立即闲下来，他还在不停地会见重要外宾，也在同交过班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当年12月24日，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邓小平说，“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1992年，在江泽民主事的中共十四大上，50岁的胡锦涛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队列。

只有翻看《邓小平思想年编》1993年之后的条目，零零星星的几条简短发言，才能似乎感觉到邓小平真正退休了。

1993年版《邓小平文选》辑录主体内容为1989年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以前的讲话，还收录1990年条目有6条，1991年条目2条，最后一条内容为1992年2月“南方谈话”。此趟南巡包括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88岁的邓小平把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思路以特别的方式辐射开来，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最后华章。这一戛然而止的结尾在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编》中改变了。

2008年，恰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官方及学界讨论声中不乏反思质疑者。邓小平所提倡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颇为诟病的靶子。反思者认为，邓小平所开拓的新时代，为国家带来富裕，不过也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阶层的分化断裂催生新的权贵阶层，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威胁中共执政根基。

《邓小平思想年编》对邓小平晚年思考的披露意图旨在回应这些质疑，消除社会对“邓小平思想”的误读。《邓小平思想年编》将邓小平晚年思考进行了吸纳整编，收入邓卸任之后的内容包括：1990年15条，1991年6条，1992年12条，1993年8条，1994年3条，1997年5条。从这些条目内容来看，共同富裕是邓小平晚年较为关注、思考也比较多的问题。

1992年，中国经济走出三年整顿的低迷，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刊载了《中国将成为最大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邓小平在阅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次年9月，邓小平同胞弟邓垦谈话时，难得地表露了个人心愿，想“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他在谈话中再次提到分配问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些都是大问题。”他担心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没有精力解决这些问题了。他寄希望于年富力强的同志，“这个问题要解决。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