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董必武、李维汉任校长时的延安中央党校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出瓦窑堡、延川、延长和延安。1936年12月18日，红一军团红一团在江华率领下进入延安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在新形势下要大力加强培养干部的工作，党校、军校要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冶的四种人才。不久，中共中央党校也由定边迁至延安。

党校到延安的具体时间，据当时任党校总务处长的马亚夫回忆，党校是1937年旧历年大年三十晚上进驻延安。那天是早晨从志丹县羊圈沟出发，进入延安时已经很晚，群众已开始迎神放鞭炮。党校运输队来延安时没有驮粮食和柴炭，当时大家都没有吃饭，而且还是住的冷房子。第二天，校长董必武找了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粮食部长凯丰，才给党校拨了五天的粮食，运输队将粮食驮回之后，才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查万年历，1937年农历元旦是2月11日，党校是大年三十晚上进的延安，那么，党校进入延安的准确时间就应该是2月10日。

党校初到延安的校址，是中央指定的延安东郊的桥儿沟天主教堂。校部住在教堂内，学员则住在桥儿沟两边的农村。

初到延安学校的领导和组织机构，与在定边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学校和各部门的负责人依然是：校长董必武，教务处长成仿吾，总务处长张子良，总支书记廖志高，自卫大队长陈庆先。但是学员的班次设置却有了变化，已不再按普通班、高级班、研究班设置班次，而改成按照数字顺序编班。这时，因有些学员毕业分配工作，学校又来了一些新学员，全校共编为七个班。一、二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每班有30―40人。三班是从根据地外面来的知识分子，有40人左右。四班除两人之外，则全部是陕北地、县级（个别的也有区级）干部，人数最多，共有76人。五、六班是老干部、高级干部，如赖传珠、陈伯钧、罗炳辉、郭化若、朱良才、焦若愚等都在这两个班。这两个班还有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干部，有的则是刚从敌人监狱里出来的，也都是党的老干部。七班则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班和新来的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组成的。全校共有学员三、四百人。

1937年4月，因“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向全国招生，抗大很快新增六个队，中央决定将新增的六个队统一编为“抗大第四大队”，调董必武去抗大任第四大队政委。8月间，中央又调教务处长成仿吾到陕北公学任校长。董必武离开党校后，中央即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党校的校长。

李维汉任校长后，党校组织机构和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有所变化。董必武任校长时，教务处只有干事伍辉文、李大章、吴文遴和几名教员。李维汉任校长后，教务处增加了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军事研究室，并充实了各研究室的教员。

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成立初期的主任是王学文，成仿吾走后，王学文接任教务处长职务，其主任改由刘芝明接任。这个研究室的教员除王学文、刘芝明外，还有高维昆、钱维仁、王思华等。

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开始时是姜旭，姜旭走后即由何干之担任，陈伯达调到党校后，又改为由陈伯达担任。这个研究室的教员除上述 3人外，还有张承民、邓立群等。

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研究室的主任是柯庆施，教员有王任重、王鹤寿、李景春等。

军事研究室负责人是赖传珠、罗炳辉，专职教员，只有由东北军来的王智一个人负责讲授军事技术课，其他教员都是学员班中的陈伯钧、郭化若、朱良才、贾若愚等兼任。

李维汉任校长时，学校中共党总支书记初期仍是廖志高，后改为由张启龙接任。总务处则改为由乔立清担任处长。这时学员的班次，由董必武担任校长时的七个班已编至第十八班。

董必武、李维汉担任校长时，中央党校的课程，主体班是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政治经济学课，有的教员按照沈志远写的本子讲，有的教员按狄超白的本子讲，不管用的是哪个本子，每个教员都有自己的发挥。中国问题课基本上是讲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西安事变。党的建设课，主要是讲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党如何做群众工作。有一段时间，主体班开设过列宁主义概论和哲学课，请校外的杨松、艾思奇、张琴秋、李培之等人讲，校内的方仲如也讲过列宁主义概论课。那时，中共中央曾指定凯丰为列宁主义概论课的指导员，张国焘为政治经济学课的指导员，他们也来校讲过课。

中央党校除了主体班外，还有文化班，如少数民族班和工人班，他们主要是学习文化，课程有语文、算术、自然、地理和政治常识。教员除了本校教员外，还曾请校外的徐特立、廖承志来校讲过自然和地理课。

不管哪种班次，军事课都是要学的。那时学员每人发有步枪和子弹，天天出操，还要轮流站岗，基本都是过着军事生活。军事课除了讲授游击战争外，还要学习各种军事动作，有时还夜间紧急集合，到外地打“野外”实习。那时军事课的教育，就是要教育干部不管将来做什么工作都要学会用步枪，懂得一些军事知识。

王学文接任教务主任后，在教学上还建立了对学员的学业鉴定制度，使党校的学员毕业时，除了要进行组织上政治上即党性修养方面的鉴定之外，还要进行学业方面的考核和鉴定，以衡量学员在学业方面的水平。

那时，中央党校课程的教材和书籍很少，尚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明确概念，各门课程主要是靠教员讲，而教员在讲课的时候又多偏重于讲知识、讲概念、讲条条。学员学习的时候也侧重于记概念、背条条。总的来看，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对于学习理论如何联系学员自己的思想实际是注意不够的。但是，由于这些课程的设置多数还是讲中国的历史，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而教员中又有许多是老革命有实际革命工作的体验，他们在讲课中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对中国的实际、中国的革命经验教训还是有相当多的联系。这些课程对学员的思想还是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当时担任四班支部书记、离校后任绥德地区专员的杨和亭就曾经说过：“在党校学习了几个月，收获还是很大的。主要是知道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知道了中国和苏联革命是怎样发展来的。另外，在军事上也学了不少东西。我来校前虽然搞过游击队，但军事上很多东西都不懂，学了后，不但懂得了一些军事，而且也学到了一些军事技术。”

他还说：“在党校这一段学习，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革命化、战斗化好。那时生活比较困难，但革命的干劲很大，生活紧张但很愉快。群众工作也做得好，每个党员每个礼拜都要做群众工作，和附近的群众谈话做群众工作……那时各班的协作精神也好，文化高的班帮助文化低的学文化。同学们之间来往多，学员和干部间的关系也很密切，干部下来和同学谈话，学员也常到干部那里去，同志之间的革命情谊很深。不仅校外的群众工作做得好，校内的群众工作也做得好，学员常帮厨，让炊事员同志们轮流休息。”

董必武、李维汉担任校长时的延安中央党校，虽然尚缺乏明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概念，但是当时做的一些事或开展的一些活动，实际上又是很好的理论联系实际，对学员的思想和党性修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7年在中央党校开展的对张国焘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1937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当年3月27日至31日举行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并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党校因有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在校学习，向全体学工人员传达了中央关于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决定，也开展了揭发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许多干部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都在会上作了揭发和批判。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如陈昌浩、张琴秋等，在揭发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同时还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学校根据中央的精神，严格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张国焘区别开来，非常重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诚心诚意地把红四方面军干部视为党的干部，对红四方面军在过去革命中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的献身于党和苏维埃事业的精神，表示深切的敬意。在这次活动中，既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使广大干部认识了张国焘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又团结了广大同志，对全校学工人员都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教育。对党校的学工人员来说，这不但是一次很好的理论联系实际，也是一次非常生动具体的党课教育。当时在党校学习、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批判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是我在党校学习期间的一件大事，大大提高了我对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正确的认识，对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和维护党的统一，严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的认识”。

中央党校的领导和教员在身教方面，对学员们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那时党校的领导和教员都同学员一样过着艰苦生活，从不搞任何特殊。他们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学员们打成一片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每个学员，使学员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革命队伍里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组织和同志，应该如何工作和生活。

董必武、李维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期，前后共有一年又两个月，学员的班次由第一班编到第十八班，毕业学员至少有十个班次左右，共 500余人。党校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教员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衡量学员党性修养和学业的鉴定等制度，使党校工作成功地实现由内战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应该说，这一段党校办的是成功的，其成绩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