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追忆改革岁月：“时间就是金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时，他就率先提出设立深圳蛇口工业区。投身其中后，他在那片土地上创造出了众多中国“第一”：第一次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第一次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在乍暖还寒的改革之春，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决然地走在探索的最前沿——

重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一句口号不能不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个地方不能不提——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一个名字不能不提——袁庚。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里，袁庚率先提出的那句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冲刷着人们的思想；他率先提出设立的蛇口工业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早2个月，比经济特区的出现早一年多……袁庚的名字和他的故事，早已被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

一个温暖的春日，羊城晚报记者再次拜访这位叱咤蛇口10多年，已经92岁高龄的老人。

就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哈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袁庚这天很兴奋，他还是那么爽朗。他说，当年在蛇口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入党的初衷”。袁庚是一位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他在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实验室”里冲击着当时的两个禁区：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每次冲击，都拨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尽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尽管1980年国家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但是，中国发展经济的路该走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当时存在极大争议。那时，没人敢提市场经济，更没人敢提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这都象征着资本主义。即使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邓小平，1979年会见美国客人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但一直未公开。直到13年后的1992年南巡，这些话才得以公布。1992年以前，特区一直处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漩涡：一些人认为，特区与“租界”已没啥两样，特区只剩五星红旗是红的……

在当时，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但袁庚竟然敢！

其实，袁庚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

蛇口的首项工程就是建设蛇口港，顺岸码头当年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于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工人干得没劲头，每人每天运泥20~30车。工程进展缓慢，袁庚着急。四航局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人每天定额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励两分钱，超出定额部分一车奖励4分钱。工人热情高涨，主动加班，最多一人一天可运泥131车，领取4.14元奖金。

据统计，半年时间，工人为国家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额奖金仅24.3元，只占多创产值的2%。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了，“大锅饭”重新端上来，施工速度急剧下降。袁庚拍案而起，这几分钱奖励的“官司”一直闹到胡耀邦的案头，经批示，才在8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结果，工地运泥量又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

一句口号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

袁庚的“时间”和“效率”观念，被他用一句口号提了出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提议去掉中间一句，袁庚同意了。施工队用三合板做了块木牌，竖在太子路旁的显眼处。两天后，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工将这块牌子拆走当柴烧了。袁庚又命人做了一块，这次只提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俨然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

其实，袁庚在招商局上任不久，就对“资本主义社会”怎样看待时间的问题深有体会。袁庚到招商局做的第一笔生意——以6180万港元购买香港中环干诺道上一幢24层大楼，先交定金2000万元。买卖双方敲定的交易时间刚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然后双方一起吃顿饭，对方却坚持要下午两点之前交钱。结果，双方刚一签字交钱完毕，对方3个人就匆匆下楼，跳上没有熄火的汽车，直奔银行。

袁庚说：“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点之前将钱存进银行，就要损失2000万元3天的存款利息。而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一条船都没有，只有一个修船厂和一幢14层的破楼，所有的资产加起来才1.3亿元。以船运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起义时还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才两条船。28年后，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

袁庚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元。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就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观、效率观的话，却给本来就有的争论又加了一把火：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沾上铜臭？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它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在计划经济的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要胆识和勇气的。这句口号在中国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史上罕见。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

然而，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老干部聚餐，大家都谈的是轻松话题，突然有人提出：“广东如此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举座皆惊，眼看唇枪舌剑将盖住满桌谈笑。袁庚举重若轻地说：“你说这是社会主义呢，老百姓就说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呢，老百姓就说资本主义好。你想老百姓说什么？”主持聚会的任仲夷(1980~1985年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哈哈大笑。

袁庚引入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手段在蛇口创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形成了“蛇口模式”。蛇口，冲破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束缚，不仅是深圳改革的先行点，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尽管有些磕磕绊绊，但终于把中国带上了市场经济之路。蛇口，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不过，袁庚的另一项试验——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干部选举制度却在他离休后戛然而止。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原来的建设指挥部。令人兴奋的是，这届管委会干部都是由投票产生的，而且立下规定，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得下台，包括袁庚自己。袁庚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工作作风。由组织部门提名，上级批准的做法容易滋生干部‘人身依附’的观念。我想做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冒一点风险。”

选举设计的程序置所有候选人于众目睽睽之下。比如，群众投票前，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要回答群众的质询。

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发表《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指名道姓批评袁庚。袁庚不但不恼，反而大为赞赏，还鼓励报纸要登批评文章，特别是批评领导的文章：“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在蛇口办报，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只要不搞人身攻击。”很快，蛇口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围。袁庚说：“我们提倡蛇口人的政治风格和民主风度，蛇口人要有良好的透明度，肝胆相照，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蛇口才会朝气蓬勃。”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当年就曾被群众选入领导班子。他说：“那时候大家把最优秀、最有献身精神、最愿意为百姓服务的人选上来。其实，进入管委会，工资要低于做企业管理者，而工作量却大许多，还要受到监督，而且没有什么权力。因为那时蛇口已实行财务总监制，在制度上看住你，这就是袁庚厉害的地方。虽然每届总有人落选，但是我们心情很愉快，一点不后悔，这个事业很有意义。”

蛇口的做法争议极大。顾立基说：“这种改革适合政府不适合企业，但当时管委会是政企合一的，它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正因为是政企合一，不是纯粹的政府机构，袁庚才有机会按照他的理想去改革。在袁庚离休前的10多年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和数以十亿计的财权，却没有出现过贪污受贿一类的案件。袁庚离休，蛇口恢复干部委任制后，贪污、受贿案时有发生，甚至当年蛇口的优秀干部虞德海在离开蛇口后，因“土壤”不同了，也成了全国闻名的巨贪。

蛇口的选举、舆论监督轰轰烈烈十几年，随着袁庚的离休，“一夜回到改革前”，这十几年的“功课”不是白做了吗？袁庚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里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

期待燃情岁月重现

采访袁庚，采访蛇口，采访深圳特区，总为当年的燃情岁月而激动，钦佩改革者的勇气和奔放的思想。而今天，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胆略呢？

“蛇口的经验可能过三五十年再拿出来会有用。”采访中，一位当年蛇口的创业者对我说。蛇口和特区当年冲破重重思想束缚，杀开血路创新的制度有些在今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有些被各种文件、制度堵回去了。关键是人们的观念被“新传统”、“新模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被不断增长的“GDP”滋养得不思进取了。幸好，有人仍有改革的激情。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感叹道：“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个很好的课题。”

广东与香港近在咫尺，改革开放30年，广东的经济迅速发展，直追香港。但是，政府在廉政、效率、透明度、管理水平上仍与香港有较大差距。顾立基提出，以深圳为试点，与香港政府“对标”比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看谁更有效率。

第二次思想解放会让蛇口、深圳、广东再一次成为“试管”，再一次成为新观念、新体制的原创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