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婧：追忆改革：增值税“诞生”记

虽然过去多年了，那场被载入史册的“1994年税制改革”中的一些情景，让朱振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朱振民当时是财税体制改革司（税政司的前身）三处的副处长，三处的业务是主管流转税。因此，当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战斗在重中之重的流转税改革第一线。

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

“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朱振民回忆当年时很肯定地说，“如果不改，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如果不改，财政困难的局面也难以根本改观。”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经济体制也历经了从传统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这也是个认识过程。”朱振民说。

按照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而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基本的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别，就是计划经济用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公平、中性的税收制度，使市场主体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决策，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当时的主要税收制度，还带有许多计划经济的色彩。原来流转税有个职能，就是配合国家价格政策，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税收要对产品价格进行干预，按计划要发展什么，就低税；要限制什么，不鼓励发展的产品就高税。“所以，当时的产品税有20多档税率，最高税率达到60%，最低税率是3%。对部分产品征收的增值税也有12档税率，最高税率45％，最低税率8％，高高低低，跨度很大。而且重复征税的问题突出，对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形成明显的阻碍，企业的决策往往会受到税收的扭曲。”这些因素显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1994年对流转税制的改革，大刀阔斧地把原来实行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改成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营业税、消费税相配合的新流转税制度，制定新的增值税改革方案就成了流转税改革的重头戏。

定量分析科学决策

增值税“中性”，要求税率档次不能太多，理想的设置是一档基本税率，再加上一档低税率。因此，改革方案的一个关键和难点是确定替代原来高高低低二十几档税率的两档新税率。

那个时候，国家财政还很困难，企业的效益也不高，双方对改革成本的承受能力都不强。为了确保改革成功，财政部有关领导提出，改革方案要按照改革后税负水平总体保持改革前税负水平设计税率，以使纳税人对新的税收负担能够承受，财政收入不受大的影响，也不致引起物价水平大的波动。部领导要求，要把账算清、算好、算准。

财改司为推进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建立了数据调查收集工作制度，三处逐年收集的流转税纳税人数据资料，经济规模占全国的70%，所缴纳的税额占全国的80%，不仅代表性强，同时，这套数据资料是分户、分产品的数据库，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可以像积木一样，根据不同的条件拼接成不同的方案。1993年8月下旬，接到任务，当时的处长王征、朱振民和谭崇均带着微机，一头扎进黑龙江办事处，就改革方案进行了大量的测算、论证工作。仅就增值税税率，当时他们就从13%、14%到19%，20%，测算了7、8个方案，静态算，每一个方案对财政收入是什么样的影响，企业的负担是什么样的变化，有多少户负担是增加了，增加了多少，有多少户负担是降低的，降低多少，负担增加和减少不同档次水平的各有多少户，纳税企业由盈利变亏损和由亏损变盈利的有多少户等等，测算得细致而缜密。

“我们还对原税制下企业和产品实际税负分布状况进行了测算，在我印象中，70%多的企业税赋集中在价内税的14%左右。新税制最终选择实行价外税17%的税率，就相当于当时的价内税率14.53%。选择17%的税率，可以比较好地贯彻改革所提出的原则要求。”

“刘克崮司长对研究测算工作抓得很紧，及时和我们对测算结果进行讨论，这些测算结果为部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当时的条件和现在相比可落后多了，那时我们处只有两台386电脑，用全国数据测算一个方案，要一天一夜，那两台老式打印机打印一个大的方案，滋滋喇喇地得响上一天。”朱振民回忆说。为赶时间，那时他们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在改革方案研究制定过程中，部领导更是殚精竭虑。一次，已经过了夜里12点多了，部领导急等着要用的一个重要测算方案刚刚完成。朱振民和王征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回部里。刘仲藜部长、项怀诚副部长、刘克崮司长还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们。汇报之后，朱振民不经意地向部领导反映了他们的设备情况，项部长当即批给8万元额度，为他们添置了一台486计算机和打印机，使他们的工作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也让他们感到十分温暖。

新税制正式出台实施之后，证明整个方案的设计，包括税率的选择非常符合实际，使财政收入和企业负担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结合点。

最优是理想次优是实际

1994年的税制改革已经过去多年了，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的新要求，我国的税收制度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在部分地区试行后也在全国启动。

1994年改革时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经济背景和改革的客观条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实行渐进式改革，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在各方面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朱振民这样认为，改革所追求的是理想化的目标，但最后制定政策和选择方案时，离理想化的目标一般总是有一定差距。最后决策所选择的方案，与理想化的目标相比，往往不是最优，而是次优，这是基于一种实事求是的现实选择。如果我们每一次选择都能够实现次优，累计起来，就是最优的结果。■（注：本文原载于2008年05月13日《中国财经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