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初,89岁高龄的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在周围一些人的一再劝说下，决定将他70年来已刊及未刊文稿整理、结集出版。他邀集王维中老师，沈道初秘书、教授，林刚研究员（陆定一的外甥）和我，跟他的夫人丁莹如教授组成一个工作班子。经四个多月的工作，编成了一部题为《求索集》的文集，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四个月中，我听匡校长谈自己的经历，不下十几次。有时是对参加编纂文集的几个人谈，有时是单独对我谈（我在他府上上班四个月，每天下午4点多，匡校长到楼下园内散步后，一般都要到二楼我的临时办公室，跟我聊十几分钟。）匡校长谈的，凡我以往所不知的，我便于当晚追记在一个本子上。

 

1994年11月8日上午，我到匡校长府上——一幢经过修整的三层民国建筑，参与讨论他的文集的编辑工作。中午，校长及夫人丁教授招待午饭。讨论工作及午间用餐时，匡校长对自己的历史谈了很多。他说：

 

我今天请你们来帮助整理文稿，我要讲讲我的经历，让你们了解我。我发表第一篇文章时19岁，那时评这评那，胆子很大。开始我信奉三民主义，比国民党还要信奉。我参加国民党是叶楚伧和朱季惸介绍的，叶楚伧是国民党元老。我26岁参加共产党。当时处境很危险，白天出去，不晓得晚上能不能回来。（曾任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区委书记——笔者。）我在上海办《日日新报》，我是主编，每天看稿子要看到深夜3点多，把最后一批稿子看完。因报纸批评了法帝国主义，被查封了。我被捕了，不承认是主编，他们把我放了。我被捕共四次，两次判了刑，两次没有证据，保释了。我在上海坐牢，坐了一年多，转到苏州反省院，又转浙江，再转南京。“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合作，中共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反省院中的共产党员，只要周恩来开出名单，就能释放。

 

11月14日下午，我到匡校长府上参加讨论文稿整理。匡校长说：

 

我早年干革命工作，任务要完成，饭要自己找了吃。我白天干革命工作，晚上写文章拿稿费。文章的观点只能隐晦一点，不然人家不敢登。我拿的稿费最高千字10块大洋，最多一次拿300大洋。我分了一些给人。（笔者插话：“300块大洋可以到乡下当地主了。”匡校长略一思索说，）300块还当不了地主。那时鲁迅最高稿费是千字10元，相当于小学教员一个月的工资。我一生坐过四次牢，坐过北洋军阀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还坐过共产党的牢。

 

12月5日上午，我到匡校长府上，参加讨论文章筛选。匡校长及丁教授招待午饭。匡校长对我们说：

 

我到延安不久，康生送给我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那时康生刚从苏联回来。师哲在文章中说，康生赠诗戏弄我，事实不是这样的。这首诗是不错的。康生左手右手都能写字。康生的这首诗，“文革”中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文革”时期，江苏的造反派代表到北京找康生，他那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造反派向他了解我的情况（时为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被作为“黑帮”打倒——笔者），他说：“匡亚明这个人油水大得很。这个人思想很怪，你们要好好研究。”我后来连续被批判了15次。康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思想“左”，但要说他存心反党，是不可能的。不能把人说得那么坏。……

 

在延安的时候，是我机遇最好的时候。（时任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笔者。）我住杨家岭，右面是毛主席住的窑洞，左面是康生住的窑洞。我住在两位最行时的人的中间。那时康生管社会部和安全部。我找毛和康都很方便。别的政治秘书，陶铸等人后来都上去了。平平稳稳过来，也就能一步步上去。

 

（笔者插话：“如果换一个人，换成许家屯，住在毛主席隔壁，他一定能上去。因为彭冲在“文革”期间说他‘投人所好’。” 〔许家屯在"文革"后曾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去了美国;彭冲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我写文章从来不看第二遍。我写过一本长篇小说《血祭》（著于大革命失败后——笔者），10多万字，出版后就被查封了，没有能找一本再看一遍。后从一个地方得到一本，也没能看完。

 

匡校长在忆往时，忆及他当年的上司康生。

 

康生在历史上曾对匡校长施以援手——上世纪30年代，匡校长因反对极“左”的做法，在上海遭遇执行左倾路线的人的暗枪，差点献身，康生为他说了话，使他得以免除左倾分子的继续追杀；“文革”中康生曾对匡校长落井下石——康生对江苏造反派的讲话使匡校长吃尽苦头。

 

匡校长是江苏最先被打倒的高级干部之一，又是最晚被“解放”的高级干部之一。他谈康生，会不会有个人的恩怨参杂其间呢？

 

有一次跟他单独见面时，我特地问：“匡校长，康生让你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你对康生这个人怎么看？”他回答说：“康生这个人，要说他是‘反革命’，倒不见得。”从他平缓的语气，似乎听不出他对康生当年落井下石的记恨。康生是怎样的一个人，让历史去印证吧。

 

匡校长说康生左手右都能写字，确是这样。他的话勾起我一段回忆。“文革”后期，人民日报社的大笔杆子、参与撰写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崔奇（他的丈人余光琅先生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跟陈独秀、董必武交往很密。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余先生经常偕夫人带着夫人亲手做的菜到狱中探望陈独秀），赠我一套康生左书墨迹照片。

 

那时康生去世不久，谥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盖棺不能论定，“文革”结束后，康生被指在“文革”期间与林彪、江青勾结，直接参与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并被开除党籍。在此之前，政治运动的烈火已经烧到早已成了骨灰的康生，已经作古的康生很快将倒运，这是一般人都看得出来的。于是，我把保存的他的左书墨迹照片全销毁了。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我深知只要跟官方认定的“反党分子”、“反革命”通过一次电话，见过一面，吃过一顿饭，通过一次信，或保存了他的一张照片，或说过他一句好话，等等，都会殃及自身。现在，我虽然觉得康生墨迹照片如保存下来，倒是可以供我研究左书参考；不过我并不认为当年销毁这套照片是神经过敏。在特定年代，为免池鱼之殃，这样做是必要的。

 

（此稿未经匡校长夫人丁莹如教授阅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