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嘛!在庐山会议就打倒了!”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韩爱晶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不是指毛主席?”彭德怀点了点头。韩爱晶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拽着昏迷中的彭德怀的手按印、签字。

 

下午17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审斗会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爱晶得知后，即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野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林彪在会上喊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在北航南操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彭德怀、张闯天等人的会是大会批斗彭德怀的“揭幕式，是经中央文革正式批准 （实为授意）的”。会后，又突然宣布对彭、张游街。上下车时对彭德怀毒打，在车上，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提耳、托头、架腰拉到天安门游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挑选来揪押他。伤痛和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同一时期，在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批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被押上批斗台，押上卡车，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做“喷气式”，批斗、游街、示众。在会场上，在街头，各种名号的战斗队、战斗组戴着红袖标狂呼高叫，对批斗者拳脚交加。路上的行人，有的伸拳头响应，有的呆呆看着，还有的低头匆匆走过，不忍目睹这使革命历史蒙羞、使善良心灵颤栗的一幕。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重新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中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1967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她也一无所有了，仅衣袋里放着一张彭德怀的照片，里面保藏着她28年的回忆。不幸，一次照片掉出来，被看管人员抢了去。为此，浦安修被拉出去批斗，被罚光脚在沙石路上担东西，被勒令交代和彭德怀在一起“干了什么坏事”，又被拉去看“拒不坦白”者的下场——一个老人被绑在树上挨打。

 

群众专政一阵，腻了，把犯人放走。浦安修无家可归，被院内一个好心的同事收留在家中的盥洗室里暂住。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衣服脏破，形体消瘦，泪眼模糊，一副惨状，不禁浑身发抖。

 

当晚19时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批斗”台。由北京师范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在一片口号声中开始。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了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她如何与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在剧痛和羞辱中，她偷偷侧眼寻找彭德怀，看到他被同样扭在台上的另一边，头被按下去，抬起来，按下去，再抬起来，也正挣扎着向这边寻找她的身影。浦安修心头一阵酸痛，眼前一片漆黑，连怎么被拉下台，怎么被放回去都记不清了。

 

浦安修被勒令传去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在墙壁上撞得咚咚发响。造反派还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清晨7时，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医生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

 

半夜，浦安修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下令将浦安修从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押回学校严加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严重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6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决议》（摘要）在标题中取消了“同志”二字，把《决议》中原有的“鉴于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的话也删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日报》还报道说：“北京许多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刚刚联合批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今天他们学习了《庐山会议决议》以后，更增加了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文革”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又一次掀起“批彭”高潮。

 

18日，彭德怀专案审查办公室在向领导的报告中说，彭德怀给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写的所谓“认罪书”，“根本未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毫无认罪之意，而是疯狂的反攻倒算……”“我们的意见对彭德怀的所谓‘认罪书’，要进行批斗，粉碎他的新反扑”，提出将彭德怀交由红卫兵及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斗争的意见。于是，在北京，彭德怀再一次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批斗的报告一来，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各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又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一次次摧残、一次次生死存亡。曾百战沙场的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顽强地屹立于天地之间。

 

在北京军区批斗场，彭德怀被打伤了背；在北京卫戍区批斗中，曾受过彭德怀批评的高级将领李钟奇，冲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参加批斗会回来，彭德怀还要写自传——交代全部历史，从6岁起。

 

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在挨批斗的日子，每天要写自传八九个小时；不挨批斗的日子，一天写十二三个小时。

 

连续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曾经百战沙场的元帅，挨批斗又何止百场！

 

车轮战审讯——“你再审我也是顽固!”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归分工军委系统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彭德怀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管辖被认为是彭德怀“黑线”的17个对象：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黄克诚和彭德怀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一天，黄克诚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彭德怀。黄克诚常常反抗监管，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彭德怀听出是老战友黄克诚的声音，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黄克诚常和彭德怀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挨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黄克诚在1994年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回忆到他和彭德怀一起被大会批斗的情况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为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就在这样的时刻，老战友黄克诚仍然关心着他。

 

“大批斗”的暴虐过去了，1968年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

 

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彭德怀的入党问题，目标是“彭德怀是假党员”。然而，彭德怀在1928年平江起义后给党中央写的报告中，明明写着“入党三阅月”。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彭德怀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彭德怀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中到1959年，彭德怀5次被派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重点审1955年和1959年的问题。

 

1955年“问题”的起因是，原驻苏大使在“文革”被揪斗和监禁中写了一个“关于彭德怀1955年在苏联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的材料。这个材料是怎样“制造”出来或逼出来的无人关心，却令专案组大为兴奋，立即上报中央。

 

1955年5月24日，彭德怀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赫鲁晓夫要和彭德怀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安东诺夫大将、中方只由大使刘晓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彭德怀解释，彭德怀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彭德怀将会谈内容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彭德怀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彭德怀回答。

 

“第一你背着中央，第二不让翻译参加，第三代表团成员没有参加，根据这三条是不是里通外国?”

 

1月10日到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彭德怀再三说，约见赫鲁晓夫他是被动的，没有谈危害党和国家的事，回国向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过。

 

彭德怀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

 

15日、16日连审4次。彭德怀疲劳、气愤，神志昏迷，行动趔趄，最后，按审讯人的要求承认，谈话没请示中央，没有代表团员参加，应向毛主席请罪。

 

17日审讯两次，审讯人进一步要彭德怀承认和赫鲁晓夫谈了1954年的高岗问题。彭德怀反复声明没有，审讯者追逼不已，彭德怀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人大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

 

多次逼供，彭德怀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审讯者一齐站起来骂：“你简直无耻之极!”“混蛋透顶!”……

 

谁无耻，谁混蛋透顶，历史自将作出结论。

 

彭德怀提到审讯的目的。审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据专案组的笔记本记载：“首先要他（指彭德怀）承认同赫鲁晓夫说了高岗历史上的任职和成绩，然后要彭承认同赫谈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宣扬高岗，说明高岗是党中央逼死的’”，“如果说是为了给赫解释，要打态度”。“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彭认为高岗没有勇气，不应暴露过早，连累自己。手段不高明。应当沿着继续（按：原文如此）开展斗争，弄清问题。”

 

何等险恶、卑鄙的目的！何等凶残的想像力！

 

按照这一目的，从19日起，专案组开始用车轮战突击审讯彭德怀，连续从晚上19时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时。一堆人围着彭德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彭德怀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承认和赫谈了高岗问题。

 

专案组用这个手段依次而进，进一步逼彭德怀交代在高岗问题上对赫鲁晓夫谈了什么。据专案组笔记，21日“夜战彭德怀”，专案组4人要彭德怀承认在赫鲁晓夫面前“主动谈高岗问题”，“为高岗树碑立传”，“为高岗翻案”，“勾结赫鲁晓夫反对我党中央”。22日晚，连续8小时的审讯，要彭德怀承认1955年见赫是彭主动的，不让翻译、武官参加是彭授意的，彭主动向赫谈高岗问题。审讯时制造极度紧张的局面，审讯后逼令即刻写交代，使本来就极度气愤、疲劳的彭德怀不能休息。

 

从1月13日至23日，13天审讯17次，每次审讯都是彭德怀先据理驳斥，最后在精神恍惚下签字承认。专案组每天向上报告“战绩”。17日，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催促专案组“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彭德怀”，“1955年的问题要抓紧，一定要攻下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

 

26日，从下午18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审讯彭德怀连续9个小时。《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俯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