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伯英：陈毅谈红军时期的民主：不管谁都能框他几个缺点

本文来源：《燕赵老年报》2010年7月26日第03版，作者：蒋伯英，原题：《陈毅请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始末》

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是最了解朱毛红军党内这场争论的知情者之一。他回忆说，这场争论从永定县湖雷前委会议开始，随后又争到上杭县白砂、连城县新泉，一直争论到1929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6月19日，前敌委员会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肩负的任务，虽然是要停止争论，化解矛盾，以便应对敌人的“会剿”，但是在矛盾尚存、争论未息的情况下，该由何人来主持这次会议？前委选择了政治部主任陈毅。

6月22日，经过几天的准备，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公民小学的兴学祠大厅里召开。

当时不过28岁的陈毅，血气方刚、坦荡直率。在陈毅看来，自从他与朱德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也有缺点。他说那时候党内比较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朱德也有缺点，1928年7月开赴湘南遭到很大的损失，他根本就不作检讨，现在又跟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共同反对毛泽东，是很危险的。

考虑到这些，陈毅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批评，“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目的是要大家团结，不能分裂。

陈毅按照求团结的思想，殚精竭虑，起草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大会经过一天的争论，通过了这个决议。

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新的前委除保留中央指定的毛泽东和朱德，选举陈毅和4个纵队的司令员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

在1929年的整个年头里，设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于朱毛红军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中央急于得到红军的真实情况，特别希望高级指挥员到中央汇报，以便直接听取红军的活动情况。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陈毅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结束第二天，陈毅择机转赴上海。

实际上，陈毅被会议选举担任前委书记也非他所愿，在他的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没有别人可以替代。他在会议结束以后，于7月9日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他把这个报告连同红四军七大决议，以及毛泽东、朱德发表的不同意见以及相关的文件，一起送交福建省委转送中共中央，请求中央在详细审察这些文件之后给予明确的指示。

陈毅在这份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还是希望另派人来担此重任。但是既然大会已经选了他担任前委书记，在中央批复之前他还必须承担起这项职责。

在上海，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第一个同他见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

陈毅把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李立三作了简要的报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和党内争论的有关文件。李立三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要求陈毅抓紧时间把红四军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给中央研究。

到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这5份报告将近5万字，陈毅希望这几份报告能够帮助中央了解朱毛红军的全部情况，由此解决红军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听取了陈毅多次口头汇报，以及近5万字的书面报告之后，对朱毛红军的历史和各项活动、执行中央政策及其成效，有了完整的了解，特别是对于红军党内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创造性理论和内部争论的不同意见，更是有了充分的理解。

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由周恩来为召集人，包括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中央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话、讨论和研究，分析问题，探求解决的方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周恩来把考虑到的各种问题及基本思想综合起来，终于归纳成为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一揽子方案。他向陈毅详细阐明了这个方案的内容，要求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这封《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来被称为“九月来信”。

陈毅后来回忆：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泽东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陈毅在当时恐怕还未能预料，这封“九月来信”不仅是对于朱毛二人，对于朱毛红军，而且对于红军建设乃至后来百万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肩负重大使命的陈毅简单地收拾行装，略施化装，俨然一位有钱的华侨，立刻踏上了返回红四军的归途。

陈毅10月1日登船离开上海，10月22日晚上，陈毅在松源找到了刚刚抵达不久的红四军的司令部，见到了久违的朱德。

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久别的患难战友重逢，可谓百感交集。陈毅立刻把到中央去的情况细说了一遍。陈毅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四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四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

据陈毅在1971年的一次回忆，他在从上海回到红四军的第一天，在朱德的司令部看到了毛泽东写的那封“不打倒陈毅主义就不回来”的信，朱德担心毛泽东不一定愿意回来。陈毅当时就表示，毛泽东写的这封信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只要我作检讨，他就会回来。

陈毅是真诚的，他这样说，也立刻就这样做。11月18日，作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召开前委会议，提出马上请毛泽东回来，以便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

工作方针既已确定，陈毅再次致信毛泽东，告诉他说自己已经从中央回来，于10月22日到达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历史发展的逻辑很容易得到答案。毛泽东先后收到陈毅转来的中央“九月来信”和朱德、陈毅的几封信。从中央指示和陈毅、朱德的信中，毛泽东当然能够感受到，他一贯坚持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也得到了朱德、陈毅的理解和赞同；特别是陈毅那些言词恳切的检讨和真诚相待的召唤，让他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毛泽东别无选择，立刻收拾行装，离开苏家坡，11月26日到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面。

重新接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到达汀州以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马上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陈毅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据《福建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