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陈云、谢觉哉任正副校长时的延安中央党校

1938年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康生调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调查局情报部部长，不再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兼任党校校长。1939年2月，中央又决定谢觉哉去党校工作，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党校的组织机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取消了管理委员会，各单位的负责人，因王学文、刘仁、柯庆施、张启龙相继调走而有些变化。

这时党校各单位的负责人是：秘书长杨群一；党总支书记先是孙敬明，后是梁湘；干部处处长先是曹轶欧，后是孙敬明；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金铁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先是王思华，后是宫释夫；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张承民；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刘晋；校务部主任先是方仲儒，后是胡松。

为便于陈云能就近领导党校工作，1939年初，党校从桥儿沟搬到靠近中组部的小沟坪。桥儿沟校址让给鲁艺学院。这时学员班次至少还有从30到39十个班次。我访问过39班学员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江平，他说他到校时校长是陈云，毕业时校长就是邓发了。另外，30与31班是女干部班，1939年7月延安女子大学成立时并入女大。所以说1939年党校至少还有十个班在校。

这时党校第37班是少数民族班，由后来曾任中共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的马青年任班主任。这时的民族班，已大部为回族和少数东乡族，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多是从我军同马鸿宾部作战时的俘虏兵中选来的，也有少部分是从其他地方来的。1964年我们曾访问过的沈遐熙，就是从上海来的。他先到栒邑陕北公学，毕业后到中共西北工委工作，1939年到这个班学习。

党校非常重视这个少数民族班，副校长谢觉哉常亲自找这个班的学员谈话，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还专门为他们办了回民灶。伙食标准也有些照顾，斋日、节日有时还能吃到油饼。每月还给他们每人发一元（光华票）的零用钱。为便于他们从事宗教活动，在大砭沟还修建一座清真寺，请阿訇来主持。这个班的学员毕业后都成了西北回族地区的工作骨干，对西北回族地区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刚刚开过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危害党的、危害统一战线、危害抗战事业的‘左’右不正确的倾向”。张闻天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还提出，高级党校“由中央直接办理”，可设“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又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任正副部长，以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领导。因此，中央党校在这个时期的课程较前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是将马列主义理论改为学习“联共（布）党史”。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很快在中国即有了莫斯科、重庆、上海的三个中译本。延安党、政、军、民、学干部，从1939年5月起即开始学这本书，党校就是在这时将马列主义理论课改为学这本书的。自己教员不够，就外请杨松、赵毅敏、李维汉等到校来讲这门课。其中第五章就是由赵毅敏来讲的。

第二，加大中共党史和党建课的分量。当时陈云、谢觉哉都亲自讲党史、党建课。他们的日记中都记有他们当时讲的提纲。

从谢觉哉在日记中记的《中国共产党》教学提纲看，他当时讲的实际上就是中共党史。这份提纲共分为三部分：

1.中共产生的历史条件。其中讲到党产生有内因外因。内因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有了无产阶级，“有了无产阶级就会有党”。“无产阶级产生是共产党的社会根源”。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产生的。中共产生的外因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成立。外部条件对中共产生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决定因素，是内部的”。

2.中共产生的特点：①“产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是特点中之基本的”。中国社会决定中国革命“有两重任务——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不能超过，不能缺一”，“超过或缺一都不能成功”。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共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领袖”。

②中共从产生时起就具有英勇奋斗艰苦的作风，“为全（国）人民及全世界所崇敬”。这种作风首先是“无产阶级赋予的”。因为“任务重，必然要英勇、坚决、艰苦”。其次是中华民族具有英勇、吃苦、耐劳的传统，中共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继承了这种传统。

③“党产生在十月革命胜利及共产国际成立以后”，是“依照列宁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社会民主党传统，能够反对机会主义”，“能得到联共及各国共产党的经验”，得到“国际指导”。

④“党产生在大规模职运以前”，“党产生以后才有大规模职运”。中国大规模的职运是在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党在工人中有“很大威信”，能使工人日常斗争“与工人阶级彻底解放联系起来”，“使工人的解放与民众的解放联系起来”，“缩短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3.中共任务——“与国际共产党的目的一致——建立共产社会。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必先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提纲从党的二大讲起，联系各时期的历史，说明中共如何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我们的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不同的。批判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张国焘反对中共个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只要民主革命不要社会主义革命”、“不要军队”、“解除工人武装”“做资产阶级尾巴”的“左”右倾错误。在十年内战时期，批判了托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胜利，封建已是残余的残余”；李立三不了解中国革命进程，在民主革命中就要搞集体农场，在苏区工会工作中提出“过分的经济要求，店铺关门，农民买不到东西，破坏工农联盟、破坏红军与政权”等的错误。抗日战争时期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原则区别”，中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民族革命党”，“民族团结必会必须有阶级斗争”，“如果没有阶级斗争，党亡，党亡了国也亡”。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谢觉哉都讲到了。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难得的，了不起的。

谢觉哉日记中关于《党员》一课的提纲，也非常详细。共有九个大题目，即：列宁与马尔托夫关于党员资格的争论；入党资格；入党手续；吸收党员的对象；吸收方法；党员与党的关系；党员与群众关系；怎样做个好的党员；党员若被捕应采取的态度。在这些大题下还分了五十三个小题目，小题目有的又分若干点，讲《党员》这一课能有这样多的题目，这样详细是很少见的。

陈云当时讲的课，主要是有关党的组织工作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如《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组织工作与领导方法》《支部工作》等。那时中共中央设有“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陈云是负责人，他的这些讲课提纲都在这个研究会讨论和研究过。他曾明确地指出：党的组织形式可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党的需要而改变，但基本组织原则在一个长时间内是不能变的。这些原则是：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并积极工作，有铁的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支部是党的基础和堡垒，党要经过党团去领导群众组织。党的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不允许有不执行党的决议的个人和小组织。他还列举了各种破坏纪律的现象和所谓的理由，如以上级政治上正确与否、对方能力大小、地位高下、不同历史条件作为守纪律的条件，批驳了这种种借口，并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刘少奇在安源时为例，指出对于党的不正确的、错误决议也要服从，“否则，谁都说自己对，服从党的决议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第三，陈云、谢觉哉任正副校长时，还提出要根据学员具体情况，抓活的思想进行教育，组织学员实习团到县、区、乡去调查，接触实际。大约是1939年三、四月份，党校即开始抽出部分学员组成一个团，由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刘晋任团长兼支部书记，到安塞县去实习调查。接着又组织部分学员组成两个团，分别由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金铁群和教员杨英杰带队，到延川县和延安县去实习调查。去安塞县实习调查团是1939年7月结束的，另外两个团是什么时间结束的不清楚，只知道杨英杰在延安县实习调查结束后，又去了延川县禹居区三乡参加实习调查。在禹居区三乡，他还与实习调查团的张传启、任楚、彭山、晋川、周健、余平等，共同研究、整理材料，写出《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怎样做边区的支部工作》等通讯文章，并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受到《共产党人》编辑的称赞。回校后，他还在全校作过报告，讲得很详细，同样受到好评。

组织学员下乡实习调查，一边工作一边搞调查研究，对同学们帮助很大。39班学员江平曾参加实习团，他就说过这对他学习如何做群众工作帮助很大。这件事也说明，当时党校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但是，当党校就这件事给中央写报告时，却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据刘芝明说，当时似乎还受到张闻天的批评，说这影响了学员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所以，这件事以后也就没有再继续搞下去。

陈云任校长这一段的延安中央党校，在教学和理论联系实际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和改进，对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有相当的纠正和克服。然而，由于当时尚未对十年内战时期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清算，教条主义影响依然严重存在，党校的探索和改进，进行得并不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