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沈国凡：1966年上海造反派权力争斗 万人武斗近百人伤亡

本文摘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有人说，不能改变的是逝去的历史，可以改变的是未来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就不可能选择未来的正确道路。

正是由于这样，我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一名审判员，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刑事审判庭审判长，虽然代表祖国和人民对“四人帮”及其骨干分子进行了公正的审判，但我的历史使命还没有最后完成，我必须趁现在记忆力还好，将自己所经历的这些记录下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才算真正完成了历史交给我的这项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因为我是全国唯一的一名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两场大审判的法官。

让我沿着历史的足迹继续说下去。

在追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武斗的根源时，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的上海，不得不回到前面我所谈到的有关王洪文与上海工人赤卫队的问题。

据法庭审判的相关材料记载，1966年12月28日之前，上海华东师大、交大、“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已经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工人赤卫队也开始向市委大院集合，并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

在以后的上海大审判的法庭上，“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王知常交代：“28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开大会，徐景贤派‘市委机关联络站’宣传组去广场探听情况，获悉赤卫队要去康平路请愿，就抢先赶回，向徐景贤汇报。”

徐景贤立刻召集郭仁杰、王承龙、王知常等人开会，商量如何对付赤卫队。在会上，有人提出应该向赤卫队进行宣传。王承龙表示同意，并提出“向院子里的赤卫队进行广播”。

徐景贤对于这个意见表示称同，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决定立刻动用宣传车和高音喇叭，向赤卫队发动“政治攻势”，对赤卫队进行“瓦解”。

当天晚上，张春桥的秘书急急忙忙地给在北京的耿金章打电话，说是上海发生紧急情况，要他立即返回上海。

随时都注视着上海政治动向的张春桥，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于29日凌晨给他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打电话，告诉她“要提高警惕，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

（李）文静在得到张春桥的指示之后，立刻将此情况通知徐景贤。

眼看着赤卫队的势力越来越大，号称有产业工人八十万之众，这样大的力量，完全可以在上海与任何一个群众组织对抗。准备抢夺上海大权的徐景贤等人心急如焚，张春桥的指示与他们的想法正好相投。于是徐景贤立即通知相关人员，在电话里传达了这个指示，并要求这些人见到自己的“同志”，就要立即转告，以便有所准备。

凌晨3点多钟，徐景贤在“联络站”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和部分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总共近四十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

徐景贤在会上一副大战将临的严肃面孔，向大家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并对如何贯彻张春桥的指示做了安排与部署：“由工人造反队负责向赤卫队斗争……各高校造反派做好积极配合。”同时强调“要防止胜利果实落入别人手中”，并布置联络站宣传组全体出动，写传单、出派刊，做好积极的舆论准备。

当天上午，在“联络站”刚召开完会议的徐景贤又召集朱维铮等人谈话。据朱维铮在法庭上的证言所讲，徐景贤说，张春桥打电话给（李）文静，说赤卫队进了康平路（市委），提出“打倒曹（荻秋）老头”。造反派要出动，不要把桃子给赤卫队抢去了，要发动政治攻势，提出更高的口号。徐景贤指派在场的人分头去找“工总司”等组织的头头。

谈完话之后，徐景贤仍不放心，就自己站起来去打电话，要找“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可是这时却没有找到。

徐景贤明白，要对付拥有八十万大军的赤卫队，只有依靠自称有着“百万大军”的王洪文。

后来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分头向有关的人员传达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并加紧进行各种活动与准备。

北大驻沪联络处的李醒尘在法庭的证言中说，29日上午，王承龙向李醒尘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左派不能站在旁边看，把领导权掌握过来，不然变成工人赤卫队和市委斗，将来胜利果实落到他们手里”。“要把矛头指向市委”。

李醒尘在证言中还说，当天他就将王承龙传达的张春桥的这个指示，向“新师大”红卫兵做了传达。

“新师大”的阎慧在法庭上的证言中说，29日，李醒尘传达说，昨晚张春桥和（李）文静通电话，“这件事革命左派不能坐视，要夺回领导权，不能让赤卫队直接和市委接头，胜利果实可能被人抢走”。赤卫队进驻康平路，“工总司”也要进去，“夺回领导权”。

李醒尘与阎慧的证言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徐景贤等人对于张春桥从赤卫队手中“夺回领导权”，关于“不能将胜利果实落到他们手里”的指示是多么的重视，并在上海造反组织内部进行了层层传达。

徐景贤没有找到王洪文，感到心里没有底。因为赤卫队无论如何在上海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有数十万人之众，一个市委机关的小小“联络站”根本就不是对手。要想让赤卫队低头，在全市可以与之抗衡的群众组织就只有王洪文的“工总司”。而此时已派出多人，均说找不到这位王司令，徐景贤心里能不着急吗？

这时，接到张春桥秘书电话的耿金章，已从北京匆匆飞回。

徐景贤立刻想到了这个人。

据陈冀德在法庭上的证言所说，29日晚上，徐景贤召集郭仁杰、王承龙等开会，进行分工。徐景贤去衡山饭店把已经在康平路周围集结的造反队组织起来，解决赤卫队对康平路的包围。王承龙负责宣传攻势。要郭仁杰去“二兵团”找耿金章，意思是能否把涌到康平路来的造反派组织起来。

当晚十点，陈冀德随郭仁杰去永福路找到耿金章。

当徐景贤得到已找到耿金章的消息之后，对于如何与赤卫队之间展开斗争，心中便有了底。

耿金章是29日中午从北京回到上海的。

耿金章怀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按张春桥秘书的要求回来，在离京之前，通过电话联系，对于上海的形势他已早有了解，决定按照张春桥的要求，回来后要“处理好”这件事情。

当天下午二时，耿金章便召集“二兵团”的孙玉喜等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对付赤卫队的办法。

由于耿金章“二兵团”的住地与康平路比较近，对于市委那边的动静也就掌握得比较详细。当赤卫队派人包围市委大院时，耿金章的“二兵团”就早已派人悄悄地潜入里面，了解情况，并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向耿金章汇报说，早已派人带队去康平路了。

耿金章问道：谁带的队伍？一共去了多少人？

相关人员答道：是张虎根带的队，我们去的一共有好几千人吧。

耿金章一听，立刻站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行，只去了几千人，太少了，到时这些人会不够用的。

耿金章虽然刚下飞机，也没有到康平路现场去实地观察，但作为与王洪文等人一样，一直都窥视着权力的他，对上海当时的形势是完全了解的。赤卫队这样的组织，全市上下总计也有数十万人，能到康平路市委机关来夺权的队伍，也不会太少，因为这对于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是一件关系到整个命运的一场战斗，只派出区区的几千人，只会被淹没在赤卫队的人海中。

有人问道：那怎么办？

耿金章答道：必须立急派人出去，迅速调集队伍，跑步向康平路方向集合，以便对付突发的形势，必要时对赤卫队采取行动。

有人问道：一共要多少人才行？

耿金章说：两万人吧，最少也得动员两万人！

耿金章“二兵团”的人大都是各厂的工人，虽然当时很多厂都已停厂闹革命了，但有时还是得到厂里去报到的，不到厂里就各自蹲在自己家里，人员分散，一下子组织如此大一支队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向王洪文请示一下。

耿金章向来就瞧不起王洪文，他将手一挥，说道：来不及了，我们各干各的。

在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耿金章便对在座的人员进行了分工。

正在这时，耿金章接到王洪文打来的电话，传达张春桥的指示，对于赤卫队“决不能让他们抢夺胜利果实，要想法将他们打垮。”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方剑华在法庭上的证言所说，28日下午（采写者注：应为29日下午），耿金章、孙玉喜、陆家滨、张虎根、方剑华商量决定，调动造反队去康平路。具体分工是孙玉喜、张虎根、陆家滨去康平路，方剑华在（二兵团）总部调人。

法官问道：“总共调了多少人？”

方剑华答：“共调两万人。”

方剑华在证言中还说，王洪文、戴立清来永福路（二兵团）总部，与耿金章和我商定（娄培秀在门口挡客）：一、康平路现场由“二兵团”耿金章组织火线指挥部负责解决；二、各区、各基层的赤卫队及其老窝由王洪文、戴立清指挥“工总司”所属造反队去砸掉。

对于这次事件在“动手”时的研究情况，法庭在方剑华于1968年10月所写的一份材料中查获，这份材料里写道：事情发生的当晚，王洪文、戴立清来兵团与耿金章、陆家滨（方剑华后来于1981年4月更正说，陆不在场）和方剑华等几个人决定调动人员进行包围赤卫队闹事的人。调动人员分工是，戴立清调动总部各区人员，方剑华调动“二兵团”人员。耿金章、张虎根指挥。

就在耿金章调人前往康平路时，赤卫队组织人马准备冲击张春桥的家。

耿金章见张虎根去了很久没有多少动静，赤卫队仍然在康平路一带活动，于是便决定调整人员，调孙玉喜到“前线”担任指挥，而将张虎根换下来去保卫张春桥的家。

张虎根、孙玉喜在法庭上的证言证实了这一点。

张虎根在证言中说，耿金章让我带一千多人“去保卫张春桥、柯庆施的家。”

孙玉喜在法庭的证言中说，耿金章叫张虎根去组织围攻，张虎根指挥不力，耿金章又布置我前去，“我是根据耿金章的布置去办的，围攻赤卫队是我组织的”。

29日晚上八点多钟，夕阳已沉入黄浦江，大上海华灯绽放，流光溢彩。荣昌路六十号的大门前驰来了一辆轿车，一个人手中夹着一只黑色公用皮包步出车门，匆匆地朝里面走去。

早已等候在此的耿金章热情地接待了来人。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

在此之前，何秀文突然接到张春桥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是有紧急事情，让他到耿金章那里去一趟，向耿金章当面传达张春桥的指示，一定要想办法将赤卫队镇压下去。

听了何秀文的传达后，耿金章满怀信心地对何秀文说：“是（张）春桥打电话给王洪文叫我们打的。（张）春桥说赤卫队现在提出造反的口号是想抓造反的旗帜，要摘桃子了，胜利果实不能让赤卫队抢去，所以我们下定决心，非干不可，一定要打一仗的。”

何秀文见耿金章信心十足，并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也就放心地回去向张春桥汇报去了。

据朱维铮于1971年7月29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说：徐景贤“派王承龙和我同去，再次向他们（指耿金章）当面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指张春桥）的指示。”

法庭在审理此案时认为，从以上可以看出，张春桥的电话指令已通过各种方式传达给了耿金章等人，耿金章等人的行动，完全是按照张春桥的旨意执行的。

送走何秀文，耿金章再次召开“二兵团”下属各区联络站头头的会议，除传达张春桥的指示外，还向大家通报行动计划和相关事项，要各区都做好准备，随时注意兵团总部发出的各种指令，到时行动要快，不能延误，对赤卫队下手要狠，要将赤卫队彻底打垮，不能让他们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关于荣昌路会议的情况，法庭在审理此案时，获得了一本参加会议的李醒尘的原始记录，这个记录中写道：

孙××：准备组织力量突击，要很好了解地形，要道口截断，人力组织好，多处突击，大部分力量要安排好缺口。猛打猛冲，要采取计策，掌握战机，我们还有后备力量待命，准备出动。

马××：抓他们（指赤卫队）的头头。冲一下，他们（指赤卫队）就垮了。

吴××：要马上抓，是个好机会，主张今晚就冲。冲之前可搞些宣传，谈清楚为什么要冲进去，以后进去辩论。时间要马上冲进去。

最后，耿金章在会上宣布：“在天亮前，赤卫队还不撤离康平路大院，我们就冲进去，把赤卫队赶出来。30日凌晨，我就指挥‘二兵团’的人冲进康平路大院。”

一场充满着血腥的狂风，即将率先在上海滩上刮起，并迅速地蔓延全国。

在耿金章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的同时，张春桥在北京中央文革的办公室里，正心急火燎地向上海方面打电话，四处寻找王洪文。

张春桥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王司令，立刻向他下达指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赤卫队抢夺了“胜利果实”，如果形势紧迫，有必要对这个组织采取行动，将这个组织打垮。

王洪文得到张春桥的这个指示后，感到上海形势不容乐观，便召集“工总司”的相关头头们开会，商量对策。

上海工人群众组织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一个是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两个组织之间都说自己是最革命的，都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可相互之间却又是水火不容。

这时王洪文已得知耿金章从北京飞回上海，并在组织“二兵团”对赤卫队采取行动，于是便下令“工总司”的各组织组织，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随时准备给耿金章的“二兵团”以支持。

午夜，疲倦了的大上海安静地入睡了。

30日凌晨两点，在各厂区通向康平路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手持棍棒、头戴藤帽的人，如同一群幽灵般地在大街上奔跑着。

这些人在有计划有组织的指挥下，迅速地封锁了厂区到市里的主要街道和各公路要口。

待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只见有一队手持大刀、长矛和枪支的队伍，以很快的速度包围了康平路，封锁包围了“赤卫队”总部。

这是耿金章“二兵团”的人马，他们气势汹地冲到市委大院的围墙外，可是却并没有立刻向大院里的赤卫队发起冲锋。

这与事先商量的行动完全不一样，这里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原来，当耿金章的“二兵团”正准备向大院里发起冲击时，却受到了许多在场的市委机关干部的阻止，这些人围在大院外面，不让“二兵团”的人往里面冲。

双方为此僵持着。

这时“二兵团”的另一个头头王承龙赶来了，他见如此状况，也不同意此刻采取武力攻打，而是先采用政治攻势。

主张冲进去的一部分人则反驳道：“政治攻势就是斗争解决！”

双方为此争吵起来。

正在双方争吵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只听的人喊了一声“老耿来了！”

这一声之后，全场立刻安静下来，人们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耿金章带着一队人马，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跑来。

两边争吵的人仿佛看见了“救星”，都看着耿金章不再说话。

耿金章奇怪地问道：“怎么哪？”

主张进攻的人们立刻喊起来：“工人最有发言权，老耿，我们听你的！”

耿金章看了一眼人群，认为这些人太“右倾”，于是便将手的挥，大叫一声：“上！”

随着这一声号令，成千上万的“二兵团”队员按照早已准备好了的方案，拿着各种各样的武斗工具，向着市委大院里的“赤卫队”发起攻击。

在审理这起案件时，在场的劳××的证言是这样谈到当时的情况的：

29日晚上十一、十二点，我（劳××）到康平路附近的一幢洋房里，……耿金章进来了。孙××说，老耿来了，现在是真正的工人来了，我们听老耿的，你下命令吧！之后，耿金章通过广播对“工总司”进行煽动，命令“工总司”的人马上冲进100号院内，以后发生了冲击康平路的事件。

这也许就是耿金章亲临现场之前的情景，也就是说，在这场争论中以耿金章为首的主战派取得了胜利。

随着耿金章的一声令下，这支队伍就向驻扎在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总部发起了攻击。

“赤卫队”对此进行了还击。

双方战斗是激烈的，冲杀声和厮打声打破了夜的寂静，给平静的上海之夜带来了血雨腥风。

凌晨六点多钟，在“工总司”的猛烈攻击下，“赤卫队”总部终于被“踏平”，全部人员投降。

七点多钟，投降的两万多名“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六路被赶到四马路上集中，将他们的袖章全部扯下来，堆了六大堆。这次武斗事件中，一共伤残91人。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上海的“康平路武斗事件”。

此事震惊了整个上海滩——这完全超过了旧社会里青红帮的手段啊！

后来的法庭审判时，对于这次事件作为一起重大事件进行了庭审。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除当时武斗现场之外，也就是说同一时刻在上海的其他地方也同时发生了武斗。

就在耿金章率“二兵团”和“工总司”近两万人的队伍，对进驻市委大院的“赤卫队”进行围攻时，另一支队伍也在上海滩上秘密公诉公诉地开始了行动。

位于杭州路的上海“工总司”总部，负责值班的王腓利急急忙忙地走出大门，直朝上棉十七厂跑去，见到了正在那里的“司令”王洪文，将康平路发生的情况向他汇报。

王洪文没有想到耿金章下手如此之快，便对前来的王腓利挥挥手，说了一声“走”，很快就冲出了厂门。

王洪文带领几个人跑到位于闸北的“工总司分部”，立刻对早已调集待令的人员进行安排，要他们迅速占领“赤卫队”闸北分部，同时将他们的物资缴获过来，全部搬到“工总司闸北分部”，归造反队享用。

王洪文为什么首先要带队去闸北呢？因为上海火车站在这个地方，交通方便，为了防止被打散的“赤卫队”人员外逃，更为了防止他们乘机到北京去告状，揭露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人打击群众的残酷手段，因此首先必须得占领这个地方，以便封锁消息，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在打垮了闸北“赤卫队”分部之后，王洪文立刻下令，由他带领一支队伍，去西藏路一带堵截，千方百计阻止“赤卫队”的人去火车站。

接着，王洪文又令另一部分队员，前往康平路协助攻打“赤卫队”。

据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交待：29日晚，我（王洪文）和王腓利从上棉十七厂去闸北区分部，同曹德宏调人包围西藏路一带的“赤卫队”，收缴“赤卫队”的袖章，解散了他们的队伍。

曹德宏在法庭上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证言中说：29日晚，王洪文、王腓利、廖祖康到各区指挥点检查。王洪文说：“你们负责外围阻止任务，要是赤兄（指“赤卫队”）来增援部队，如果发现，要很好揍他们一下，决不能让他们冲进去。”“要阻止，要狠狠揍他们一下子。”

30日早晨，部分“工总司”的头头接到通知，让他们到位于衡山宾馆二楼的现场指挥部去开会。

王洪文向大家下达了命令：你们回到各区后，尽量迅速地彻底摧毁“赤卫队”的区联络站。

从此，王洪文便以武力打击、迫害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群众组织，在上海制造了几件血案。

1966年12月31日，在张春桥支持下，为了不让工人“赤卫队”“死灰复燃”，在经过秘密策划之后，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发出特急通令。

《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特急通令》称：

……把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县分部的头头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各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头头中，有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罪行者，也一律抓送公安局。

“赤卫队”被打垮之后事情却并没有完。

“康平路事件”在全国率先挑起武斗，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为了推卸罪责，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上海的余党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就在这次事件的当天，一直控制着整个事件局面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便从北京给徐景贤打来电话。姚文元在电话里传达了张春桥和自己的指示：康平路事件“是市委造成的”，“是挑起群众斗群众”。并要求徐景贤针对这种情况，必须立刻采取措施，将“各个组织找到一起快点商量”。

姚文元在电话时同时还给出主意说：“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

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家伙是多么的有心计，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们随时都会拿出“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来打击别人，为自己开脱罪责。

法庭在调查时获得一本当时有关人员陈斌的笔记本，据陈斌的笔记本记录：30日12时，张春桥给市委“丁学雷”来电，“把斗争口号提得响一些，观点鲜明一些，曹荻秋是12·30事件的罪魁祸首。”

只可怜一个被打倒的曹荻秋，此时早已失去了人身自由，对于这次事件根本就毫无知晓，却硬被打成了一个“罪魁祸首”，其冤不知向何处去诉。

徐景贤对此心领神会，他必须得想办法将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安在市委曹荻秋等人的头上。

徐景贤立刻在衡山宾馆召集相关群众组织的联络员进行传达，要他们将一切都栽赃在市委的头上。

紧接着，他又以“丁学雷”的名义，打电话给“工总司”的董兴茂，要他将以上情况报告“工总司”的头头。

法庭上姜延良的证言证实了这一点：30日下午三、四点钟，徐景贤到衡山火线指挥部，传达张春桥的指示（朱玉佩也在场），要宣传“赤卫队”的“暴行”，宣传的旗帜不要撑（称）“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矛头要对准陈（丕显）、曹（荻秋）。

当事人李醒尘在法庭的证言中也谈到：30日，徐景贤传达姚文元打来的电话，“这场群众斗群众是市委挑起的”，“主要矛头要对市委反动路线”，“抄张春桥的家不能作为口号，要针对曹荻秋、陈丕显”。“12月30日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是市委反动路线，发生了要抓住，对准市委，要赶快找革命组织把精神透露出去”。“要赶快把矛头对准市委，要紧紧抓住这个事件，抓住市委”。

在法庭获得的董××当时的电话记录上明确地写着：

丁学雷传达春桥来电，12月30日的流血事件是曹荻秋一手挑起来的群众斗群众的罪恶行动。现在的口号应当提得显明一些，不要以围攻张春桥的家为口号，要针对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30日事件是市委反动路线的结果，完全是市委曹荻秋挑起来的，“赤卫队”是市委一手炮制的组织，例如……。要我们把矛头指向曹荻秋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工人“赤卫队”大部分是被蒙蔽的，不要上曹荻秋的当，继续和“赤卫队”干下去，市委就可以捞到稻草了。

接着，王洪文便根据这个要求，在“工总司”内部召开大会，对这件事情进行了传达，要求大家能够“统一认识”。

法庭在查获的参加会议的黄金海的笔记本上，看到当时所做的会议记录是这样写下王洪所要求的几点的：

（1）在发动群众，不能以张春桥、柯老家抄了。（2）因为市委挑起群众斗群众，×××（这三个字模糊不清）在曹老头。（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要提得高。（4）不要抓太多人，各派负责人应该下来研究一下形势。（5）如果发生群众斗群众，曹老头××（这二字模糊不清）。

在经过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为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一文一武便开始了行动。

徐景贤组织几个秀才，挥动笔墨，炮制各种混淆是非的文章，在全市各地散发。

徐景贤在法庭上交待，他本人写了《“赤卫队”为什么大闹龙宫》，还审查并修改了另一篇诬蔑攻击市委的文章《炮口对准阎罗王》。这些文章主要矛头是指向市委，内容是提出“打倒曹荻秋，揪出陈丕显”，并说“造成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阎王殿里的陈、曹一伙老爷。”同时还编印了《机关炮》传单。这些文章，大都被刻印在他们一伙所办的《机关炮》上，每篇都印了七千份，在全市广为散发。

在《机关炮》第五期上，这伙人还写道：“‘赤卫队’还居然派人冲柯庆施同志的家，冲张春桥同志的家。”

王洪文则组织力量，将“赤卫队”的组织层层砸烂，并下达通令对“赤卫队”的人员进行威胁。

在法庭获取的陈×的原始记录和陈×在1967年1月5日整理的记录，里面都这样写道：

王洪文、陈阿大等五人在1967年1月3日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四十五分，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康平路事件的情况。

曹德宏在法庭的证言中说：30日晨，杨国胜通知我去衡山（宾馆）二楼现场指挥部，王洪文主持会议，在场的有潘国平、戴立清、王腓利……。王洪文说：“你们回到各区后，尽量迅速地彻底摧毁”“赤卫队”的区联络站。”

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交待说：（康平路）事件结束后，“工总司”发过《通令》。

据耿金章交代：30日上午，王洪文对耿金章说，还要提高警惕，防止“赤卫队”重来。

孙玉喜在法庭上的证言中称：耿金章还布置抓“赤卫队”区以上的头头，抓到后送市公安局。

这是两个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将“赤卫队”的这些人送公安局？

1967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法院上班，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我代表市高级人民法院去参加市公安局召开的一个会议。

会议地点设在建国西路七十五号北楼一楼的一个会议室，由市公安局的代表主持，主要是根据张春桥的旨意，对当时被认为是“保守组织”的上海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等人的判刑问题发表意见。

这次袭击，工人“赤卫队”被彻底打垮，负责人王玉玺等被王洪文命令抓了起来，后关押在市公安局。

会上首先由公安局代表说明“案情”，然后叫我和检察院的代表发言。

检察院代表是我早就认识的胶东老乡，曾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李栋，他坐在我旁边，听完后小声地对我说：“这个‘案子’有些奇怪，你发言千万不要同意公诉。”

我也觉得这个“案子”如此处理不合法律，就首先发言，我认为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武斗，单纯判处被打垮的一方，这样是不公正的，也是违背法律原则的。这样的事情，根据中央最近的指示，在运动初期发生的案件处理问题，不能急于判处，要等到运动后期再处理。因而，现在对王玉玺等人不宜公诉判刑。

我的发言刚说完，公安局的代表就开始发言，表示可以处理。

我正要与他们争论，这时李栋开始发言。他说，根据运动发展情况，对工人“赤卫队”头头王玉玺不宜公诉为好，放到运动后期再说。

这样一来，公、检、法三家对同一个“案件”就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种认识的对立便引起了争论。

两票对一票，会议形成了僵局。

这时，只见大家的目光都朝门外看去。

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外，车上走下两个人来。

待这两个人走进屋后，我才看清一个是当时在上海滩上早已家喻户晓的王洪文，另一个是他的保镖，后来听说是警备区的一个团级干部。

他朝公安局的代表看了一眼，看样子会前他俩早已商量过了。

王洪文说：“我因为临时参加一个会议，来晚了。你们讨论得怎么样了？”

主持会议的人对王洪文说，刚才讨论时，法院的代表说现在不宜对此“案”公诉和判刑。

说着，就用手指着我说，他是法院的。

王洪文立刻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显然有些不高兴。

四目相对，双方都相持了一会儿。

虽然王洪文当时已经“红”遍上海，逐渐成了一名在上海滩上跺地有声的人物，但作为一位法官，我必须得按法律办事，绝不能在权势面前扔掉法律原则，我这人就是这么个性格，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王洪文接着开始讲话，他说，我们“工总司”研究了对王玉玺等人是要判处的，春桥的意见也是要判的，你们三方有不同意见，待我回去向春桥汇报再说。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洪文。

我的感觉是他很恃权自傲，说话的口气很大，一派目中无人的样子，对于我这个有着不同意见的法院代表，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到了1968年1月，上海市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在机关地下室遭受迫害，1970年又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

后来，王玉玺等人仍然被不问青红皂白地判处了，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以平反。

那时别说是在上海，就是在全国也都没有了法制，他们这伙人可以任意地给人定罪，可以任意抓人、关人，乃至于判刑，他们那时根本就没有将国家的法律放在眼里。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曾经飞扬跋扈、无视国家法律的王洪文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那个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我这个小小的“法院代表”，13年之后会成为一名审判他的特别法庭的法官，代表共和国和人民对他实行历史的审判。

1980年12月6日，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此案进行法庭调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公诉书指控王洪文在1966年12月底，伙同耿金章，组织指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攻打“工人赤卫队”群众组织，伤残91人，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

根据调查，这次武斗事件，不光是王洪文一人所为，在他的后面还有那个“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在支持。

康平路武斗事件是张春桥为了镇压上海工人“赤卫队”这个群众组织，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指使王洪文伙同耿金章，组织指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所挑起的一场武斗事件，在全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致使“文化大革命”几乎整个地失去了控制。

徐景贤等人在1966年12月28日起草并经张春桥修改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初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鉴于旧市委有抛出曹荻秋，达到既保了市委，又支持了“赤卫队”、缓和整个局势等阴谋，张春桥同志深夜来电话，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要警惕陈丕显之流及“赤卫队”一小撮坏头头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

张春桥1967年3月8日接见山西太原市代表的谈话记录中说：“……我们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可担心了……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后来造反派就冲了，把‘“赤卫队’打垮了，赶走了。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我作为这次事件的主审法官，认为对公诉群众于“康平路武斗事件”的法庭调查相对比别的事件要顺利一点，这主要得力于在此之前的预审工作做得很细，在整个预审过程中，与12名（包括放在后面进行审判的几名）嫌犯谈话101次，审讯297次，其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五名骨干谈话49次，审讯108次。这些过细的工作，无疑都给以后的法庭审判打下了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