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发今：拨乱反正的经济学“急先锋”

——著名经济学家周叔莲的故事

编者按

经济学家研究和掌握经济规律，影响并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已成为一门备受重视的科学，经济学家也成了时代的骄子。

周叔莲，这位改革年代的“急先锋”，曾与胡耀邦、朱镕基、谷牧等中央高层领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与许多经济学著名理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他的家乡常州、溧阳，知道周叔莲和他业绩的人并不多。为此，本报约请周叔莲之弟周叔范（省溧中教师）的挚友、原中共溧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路发今同志，两次赴北京采访这位我国当代名重一时的经济学家，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周叔莲其人和他在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现将路发今同志的文章刊载于此，以飨读者朋友。

一个贫寒子弟的人生轨迹：

溧阳-常州-上海-北京

周叔莲，1929年7月出生在江苏溧阳县城一个职员的家庭里，他有四个弟弟，一个姐姐，家境比较贫寒。周叔莲从小热爱读书，学习成绩很好。1942年，他与二弟周叔炎同时考上初中，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只能供一个孩子念书，父亲让长子周叔莲上了中学，而叔炎却被迫辍学了。这件事情让周叔莲一生记忆深刻，他对弟弟作出的牺牲至今心存歉疚。当时，深感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的他，唯有努力读书，以报答家庭的厚望。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故事、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夏丐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等读物，对他以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读小学、初中时正是抗战时期，家乡一度沦陷，他曾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发奋报国救国。

1946年3月，勤奋好学的周叔莲考上了南方名校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该校当时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校风学风好，师资力量强。在省常中，思想进步、嗜好读书的周叔莲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读到了许多进步文学作品，如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也看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当时的学人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经常刊登有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周叔莲看后觉得费先生谈到的一些社会问题正是自己所关心的。为之周叔莲说，我很佩服费孝通先生，很爱看他的文章，同时也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省常中的数理化水平很高，但周叔莲那时的志向已移向社会科学，在高中三年级时他便转到了文科班。

1948年9月，周叔莲考上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他读了大量的郭沫若、艾思奇、翦伯赞、吴泽等人的著作。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他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据传国民党逮捕进步学生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同时，由于当时国统区货币崩溃，通货膨胀，学校里粮食不足，学生每天只吃两顿，而且吃饭时每桌只有一脸盆饭，他于年底办了休学手续回家乡溧阳了。

1949年2月，周叔莲开始在溧阳城区第一小学做教师（即今溧阳市实验小学）。4月，溧阳解放。8月，他被县教育部门委任为该校生活辅导主任。9月，他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参加了溧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出色，1950年年初，县教育部门委任年仅二十岁的他到社渚小学去担任副校长。但周叔莲顾虑当了校长不能继续上大学，便于1950年2月辞去了小学教师的职务。

1950年夏天，周叔莲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考试，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因为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迟到，周叔莲在同济大学的学籍早已转到复旦大学，于是他上了复旦大学经济系。复旦大学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他在那里如愿以偿地系统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有关知识。

1953年，周叔莲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全国统一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周叔莲从上海来到北京报到，当时经济研究所只有二十几个人，所长是陶孟和，副所长巫宝三、严中平。地址在北京南池子大街上的一个两进的四合院里。经济研究所里只有两个组，一个是经济史组，另一个是现实经济组，周叔莲被分到了经济史组。周叔莲说，我是学习马克思经济学的，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不太熟悉，所里就安排他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听课，同时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

1954年，狄超白（溧阳人，著有《经济学讲话》等书）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狄超白说年轻人要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就把周叔莲从经济史组调到了现实经济组。这样，周叔莲就搞起了畜牧业调查、手工业调查和水土保持的考察等工作。周叔莲曾到山西考察过一年。1956年起，周叔莲开始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写了一批有关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农业扩大再生产、级差地租等方面的论文。这使他接触了许多生产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理论联系实际不足的缺陷。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受到了批判和错误的处分。孙冶方是1958年到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的。经济所分来了许多优秀的大学生和干部，后来又从苏联回来了一批留苏学生，到上世纪50年代末经济所已有百多人了，其中有张卓元、吴敬琏等。周叔莲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曾参与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研究工作。这段工作使他收获很大，事后他说，孙冶方让我懂得了应该老老实实地做人，搞科学研究工作不应该从概念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应该有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

1964年，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批倒了孙冶方以后，接着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周叔莲对这段可笑的历史总结说，当时我们也积极参加了这些运动，以革命的名义，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最后我们自己也挨了批，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后来经济所集体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从1969年到1972年这三年间，经济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从1974年到1979年，周叔莲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谷牧要周叔莲等几位经济学家研究中国工业现代化、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和经济效益等问题。而那时周叔莲所在的经济研究所还在搞“清队”（即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能搞研究。周叔莲在这个研究室恢复了研究工作，能全面地了解国内外的经济情况和国内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能看到在经济研究所接触不到的世界经济、科技方面的资料。周叔莲等一批专家和国家建委的同志，还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和建设基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通过这段工作，他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和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危害。粉碎“四人帮”后，周叔莲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了接触实际工作的历练，饱读经济理论的周叔莲积极投身于经济界的拨乱反正工作。

胡耀邦的夸赞：

“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周叔莲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积极投身于经济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连续写出了《科学、技术、生产力》、《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把轻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等一系列重要论文，敢于接触实际，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进行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批驳，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层领导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堪称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急先锋”。下面我就围绕这三篇理论文章的形成和发表讲三个故事。

1977年春天，我国学术界还是一片春寒料峭，经济学人们由于孙冶方等人的被批、被整，都还惊悸未定、噤若寒蝉。但周叔莲有胆有识，敢说敢做，撰文《科学、技术、生产力》，在1977年5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在全国首先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去年年底的一天上午，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周家书房里，暖和、温馨。周叔莲坐在沙发上，操着带有浓重溧阳口音的普通话，对着同坐在沙发上的笔者说起了这篇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所发生的故事——

1975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科学观点。“四人帮”为了破坏四个现代化，攻击《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人帮”的“理论”在当时有相当的迷惑力。我认真地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钻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写成《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发表在1977年5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论证了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文章说：“最新的现代化技术，如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有机合成技术等等，无一不是自觉运用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物。”“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是无法想象的。”《汇报提纲》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也是完全正确的。这篇文章写成后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编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但在有些观点上又把握不住，不敢贸然发表。所以在发表之前，就把这篇文章的校样送给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对此稿非常重视，他利用“五一”节的假日时间，对原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这篇经过耀邦同志精心修改的文章，在1977年5月30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头版头条发表。此文发表后，胡耀邦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对我的文章和报社同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说到这里，周叔莲从办公桌抽屉里找出胡耀邦信件的复印件递给了我。我一看，信共有三页，是用铅笔写的。信中写道：“经过你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要彻底清除‘四人帮’这帮骗子、流氓、恶棍这些年来散布的大量毒素，提高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还要我们做极大的努力。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还有更大的勇气吗……”

周叔莲同志很谦虚，关于《科学、技术、生产力》这篇文章没有再说什么。但我知道，这篇论文在1984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粉碎“四人帮”不久，首先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科学观点，是对我国经济理论界做出的一大贡献，恢复全国高考和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都与倡导“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关。限于篇幅，我就不多细说了。

叙说了《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发生的故事之后，周叔莲接着为作者讲述了《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一文的形成过程——

我国经济界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是于光远组织的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仅1977年就开了三次。之所以由此破题，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尖锐的经济政策问题，也是事关职工劳动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四人帮”诬蔑按劳分配会产生资产阶级，取消了计件工资、奖金制度。就在1975年冬天发表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里，还有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提法。在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会上，我和吴敬琏、汪海波三人准备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左”，还有一篇是从正面论述应该恢复奖金制度。我借调在国家基建委工作时参加过工资奖金的调查，那时装水泥的纸袋子，本来回收时可以付给工人五分钱，但由于“四人帮”“左”的思想影响，却被人专门用刀划破掉，不让它作为回收品。类似的例子很多，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于是我在1977年7月起草了一篇题为《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一文，经过和吴敬琏、汪海波讨论修改，然后联合署名发表。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先印成16开本的小册子。

因为有过上一次和胡耀邦的交往，1977年10月7日，我又把这篇文章通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递给胡耀邦。10月18日，我收到了胡耀邦的回信，稿件第一页上是用红铅笔写的字：“粗略地翻了一遍，你们敢于接触实际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感到很好。内容从总的方面说我也是赞同的，个别地方有点小意见，请酌。退周叔莲同志。”再往下看，他在文稿的十多个地方用红铅笔划了道道，在一旁写上了按语。比如：在第二部分讲计件工资处，他写道：“全文四大标题很好，是供读者去讨论的口气，但文中有些论断和所引用的材料没有完全注意到这种口气，建议有些地方压缩一些，留有余地。”在第三部分，他批注：“听说今年7月大庆劳动局长在全国劳动工资会议上有篇发言，不赞成奖励制，理由也很多，并且很坚决。请你们注意研究，使你们的文章说服力更强。”文中我们引用了一篇调查报告，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鞍钢工资形式历史资料》。在这里，胡耀邦写道：“调查报告说好处有些条，帽子很大，分析不够，使人感到说服力不强……”

说完耀邦同志对此稿的修改情况，周叔莲抬头看着窗外，遥望蓝天，若有所思……我看得出来，他是在深情地怀念着胡耀邦同志。隔了一会，只见他嘴里喃喃地赞叹说，“四人帮”组织的文章和观点混乱而牵强，没有逻辑，但是，对我们的批评文章，胡耀邦一再强调要有说服力，要实事求是，要以理服人，耀邦同志严谨的工作作风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我听了赞同地说，耀邦同志作风民主，工作踏实，为政清廉，因此，他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周叔莲点点头，接着说道，我们三人很重视胡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对文章又做了修改后，在当年10月底召开的第三次按劳分配会上，由吴敬琏作为代表发言。而全文则分成两次发表在1977年12月5日和12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成为粉碎“四人帮”后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党中央、国务院对理论界讨论的职工工资问题和“按劳分配”的原则问题，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接下来，全国开始强调实行按劳分配，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中国迎来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时期。

学界的公认：

洞开工业经济理论天窗的先驱

197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叔莲同志到了这个新单位，并历任副所长、所长。从此，他的专业方向确定为研究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

周叔莲对我说，过去我国社会上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开始；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这种说法最初来自斯大林，在我国学术界和经济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人们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等同起来，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立起来，致使不敢放手发展轻工业，社会上轻工业产品严重断缺，人们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关于《把轻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一文，周叔莲嘿嘿地笑着对我说，最初的灵感竟是到商店去买一只电灯泡。周叔莲说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天家里电灯泡坏了，我就到商店去买，可是跑了好几家商店，就是买不到一只灯泡。回家的路上，我由买灯泡联想到当时买什么都得凭票证，买布要布票，买粮食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有时候有票还不一定能买得到，还要凭关系，走后门。物资紧缺，生活真是非常的不方便。我曾看过作家张贤亮写的一本书，开头写的就是那个年代凭票生活的事情。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那段时间的凭票生活都会有深刻印象的。针对当时社会上轻工业产品严重断缺的现象，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提出应把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放在首位，批判“优先发展重工业等同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观点。1979年8月31日，由我主笔、和吴敬琏联合署名的论文《把轻工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从历史和理论等方面剖析了这种说法，指出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方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认为“决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要把优先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关于发展轻工业问题，我还写过几篇理论文章，比如发表在1979年第6期《中国经济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我特别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一般先要经过优先发展轻工业阶段；发展轻工业对社会主义甚至比对资本主义更加重要。”这些观点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也为我国工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说到这些，周叔莲同志颇感欣慰地笑了，他谦虚地说：我的几篇强调发展轻工业的文章对我国走出轻工业品短缺时代起了点作用，可算是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取得的真正的、但也是微薄的工作成绩吧。我听后想起了吴志菲同志说过的一段话：“的确，我们今天享受到丰富的物质生活，这与周叔莲等人当时大声疾呼‘优先发展轻工业’有着直接的关系。”我认为，吴志菲对周叔莲的评价是十分准确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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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莲同志多年从事工业经济、经济改革、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主要著作有：《利润范畴和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论经济管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周叔莲选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改变》等等。许多著作和论文获得多种荣誉和奖励，比如：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以表彰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贡献的经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和论文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等等。所以，鉴于他在我国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和威望，他除担任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外，他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规划组成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研究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评审组成员。2006年他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如今，周叔莲同志依然在从事着他热爱的经济学工作。近年来，他主要在研究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问题，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小康社会和可持续社会主义探索》等著作。

最后，我来介绍一下周叔莲的家庭：周叔莲同志的夫人叫彭韵倩，也是溧阳人，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资深编审，现已退休在家。他俩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在美国。两人都是爱静的人，平时总是各捧着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畅游于自己的书山文海，自得其乐；有时也听听音乐，这是读书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爱好。他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