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响应陈云号召为彭德怀平反

本文摘自《萧克回忆录》 作者：萧克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1979年2、3月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也反映到学院来，但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如有些人对地富摘帽、改正错划的右派、退赔“文革”中没收资本家的财物等政策不大理解，担心变右了；有些人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来，从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到底好不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对还是不对，解放思想应该不应该等，产生了疑虑。

我们在全院范围内反复深入地进行了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大家认识到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各级干部对解放思想感受很深，能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党的政策，敢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思想活跃了。总之，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也随着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三中全会的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是，当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军委有位领导人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话，说有人反映政治学院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中全会的路线，军事学院也差不多。这个讲话传达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听说是某报社记者在参加政治学院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听一位学员讲的，他就整理成“内部参阅件”上报了。

为了实事求是地摸清情况，我们在全院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同总政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在机关、教研室、学员队召开了12次座谈会，还听取了10个党小组的思想总结。在此基础上学院党委于1979年9月10日至12日召开了全委会，汇报分析三中全会以来在职工干部和学员的思想情况。我在会上提出，对于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要有名有姓，有具体事实，不能估计和推测。经过三天的汇报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全院绝大多数同志是衷心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有8个同志对于纠正过去的冤假错案，对于落实政策，对于理论务虚会，有过怀疑，其中有5个人更严重些（有4个是学员）。

会后，我们将全院干部的思想情况向总政治部写了书面报告。对这件事的处理，军事学院党委统一了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也使我感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最重要的还是肃清“左”的流毒，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伤害革命同志。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要负责三个学院的落实政策工作。因为三个学院是从军政大学分出去的，而历史遗留问题又都是军政大学以前的。我们在原军政大学复查的基础上，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一些重要的案件，我常常亲自去翻阅材料，分析研究。比如原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林浩，在“文革”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把他的材料调来看，罪状无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不满。如有个材料揭发他说过“拿着语录像菩萨念经”，还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像读总理（孙中山）遗嘱一样，还得背下来”。我感到，他说的是心里话，也不夸张。因此，为他平反，还向军委作合乎事实的建议。

我们除了解决“文革”中的问题外，还对“文革”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进行了清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因为牵扯到50年代中后期。十二届六中全会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始终掌握一条原则：实事求是。

记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我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惊奇，因为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使我蒙受的冤屈尚未平反。我认为，不论彭德怀过去对我怎样，庐山会议批他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又置之于死地，都是党内“左”倾错误制造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昭雪！

同样，我也始终认为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那条思想路线和做法，是错误的。当时，总政虽然撤消了强加于我的“反党宗派集团”、“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等诬蔑不实之词，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平反。我感到，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错误处理了许多同志，20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应该让这些同志解放出来。于是，我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要求平反。军事学院在1978年和1979年两年，先后为756人平反昭雪（其中一部分是错划的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另一部分是1958年以来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被冤屈的同志）。这样做，既有利于党的工作，也使他们本人和家庭成员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我们还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全面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

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还没有明确提出，但对连年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上下下都很反感了。我总感到，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科学家不搞科研，国家就失去了经济命脉；同样，当兵不习武，军人不学军，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而军队院校是搞军政文教学的，理所当然应该以教学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