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梁漱溟1953年当众顶撞毛泽东后是如何自省的？

  本文摘自《“反面教员”梁漱溟》，汪东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9月

  1986年深秋，当笔者同梁漱溟先生长谈，刚开始提到1953年这桩公案时，这位时年93岁高龄的长者，首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开场白。他说：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主席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粗略说几句，而绝不细谈。这倒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将这些细末都公之于众，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桩事并非是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具有回顾这桩公案的条件了。因为：第一，毛主席已故去十年，中共中央已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且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通观全局，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问题，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两条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我身上的这桩历史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前提。

最后说到我这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已行将就木，来日屈指可数，我有责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从我这方面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前后一共10天。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

9月8日，周恩来总理（他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同志）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即在会上发言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所讲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写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

9日下午，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大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他征求大家作大会发言，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梁漱溟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的情形在大会上统一汇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于是章伯钧先生就出来把梁漱溟所在的这个小组所发表的意见，讲了个大概，其中包括本人的发言。其他小组也采用了这一办法。到会议结束时，大致各小组都汇报完毕。临散会时，周副主席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

梁漱溟做事认真，既已应承了第二天要说话，回家后便思索准备一番。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意思了。而且那天小组会上几乎全是中共之外的非党人士，他所说的话是在党外广大群众中间说的，而现在是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说话，他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梁漱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连夜作了发言准备。但到第二天即10日下午，大会发言甚踊跃，而且许多是外地来的，如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商界人士，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梁漱溟便写了一个条子给周副主席，说会议应该尽先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况且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他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恩来答复说，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的。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点说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导火线。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不会扩大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奈梁漱溟是一个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之人，他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损害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梁漱溟一面想，一面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但信未写完，就宣布散会了。

梁漱溟回到家，继续写这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主席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给毛主席。主席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连复述梁漱溟原来的发言内容，时间都不充分。梁匆匆说完后要求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发言，会议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

在16日当天的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主要有：“你（指梁漱溟，下同）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怎么办？依然是倔犟好胜的个性支配着他。梁漱溟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在主席台上的中共领导人讲完后，他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会议主席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

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会场的人数超过以往，大多数是临时列席的；会议进行到中间，轮到梁漱溟发言。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大误会。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主席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主席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毛主席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梁漱溟毫不放松地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还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的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上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台上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主席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

毛主席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又出现高潮，僵局无法结束。

毛主席最后说：“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听主席决定。”梁漱溟回答得很干脆。

但会场再度一片喧闹、愤慨。

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表决时，毛主席等少数人是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的，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

梁漱溟先生对于自己在这一场大波澜中的言行，事后是如何反省，又是如何醒悟的呢？请看他事后即1953年9月底的一段记述：

九月十八日那天的会，给了我很大震动，许多至亲好友来规劝我，帮助我。九月二十日是星期天，宽儿（培宽）、恕儿（培恕）先后返家，我即以近几天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虽言语中有所反省，但仍认为自己被误会，受此打击，实非意料所及。我说完后，宽儿即说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的，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是对你个人，偶然因素、个人因素都不居主要地位。他说：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父亲还记得那年（指1950年）被选入政协委员的一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吗？早在那次就提出种种意见、建议了。我还听说父亲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到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于中央土改法的话。在此之外，父亲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发言，或与主席谈话，或向主席去信，我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一偏差发展而来的。父亲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动须看其所起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怕亦有问题。因为父亲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我愿父亲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对党对政府的态度。父亲这样一次又一次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主席认为父亲有恶意，便不足为怪。我的理解，是毛主席不能容许你这样发展下去。他并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好感或恶感，他一切为了国家当前的建设大业，而没有其他。父亲考虑自己的问题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自己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

宽儿的这席谈话，加上好友、学生的宽劝赐教，包括何香凝先生在会上对我的批评等等，引起我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

我于二十二日当天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

我这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总的说是，觉悟前我总在如何辩解误会上用心思，觉悟后便不想辩解什么，感到的是惭愧、歉惜、悔恨。觉悟前亦有反省，其反省所得便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自己虽知道必须是恻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觉悟后，恻隐之心顿然现前——惭愧得不能自容，便是恻隐之心。觉悟前亦知道“自高自大”不对，却始终扔不开它！觉悟后惊于“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彻底粉碎它才得以救自己，觉悟前正所谓顽钝无耻，心死已久；觉悟后悔恨不已，此心渐渐苏醒……

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又在哪里呢？无疑是在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细情如前所说。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譬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勘问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譬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难道怕言不由衷吗？那倒不是。每当我想及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钹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犟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犟讲骨气的。我之倔犟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说到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亦有很久的历史背景。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成长，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是我年轻时的好朋友或熟人、同事。但我历来对共产党只是同情它的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这一思想经常在我过去写的若干论著和文章中流露，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主张加以反驳。而我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随着我行动。因为这，每当有左倾的朋友批评我时，自己总不服气，心里想着一句话：难道只有你们革命？我也是革命的！自国民党忘记革命、背叛革命之后，我甚至希望长时间吃苦头而坚持革命的共产党，能修改路线，发生转变，与自己走到一起。这种狂妄自负的心理，今天听起来可笑，但却是我当初存有若干年的真实想法。

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九月十八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从道理上说，回顾我一九五三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地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基于上述事后对自己错误行为的认识和检讨，我在事过不久便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毛主席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同志派人告诉我，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自此，我居家读书学习，认真反省自己，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大概过去一两个月的光景，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我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过后便有人批评我，说这样的活动不出席不对。我寻思此意是否来自上头。其实呢，我是认为铸成这场大错，必须认真对待自己，从根开始，系统总结，才能理出头绪来。再说，我等待着政协方面给我一个什么处分，但又久久没有下文……

是的，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9月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以至连一顶在4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的“右派”政治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但是，他同毛泽东主席本人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