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文坛，胡风与“宗派主义”，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文学家、评论家、史学家，还是文化界的老前辈和领导人，只要谈及胡风，就要“情不自禁”和“理所当然”地联系到“宗派主义”。而且，每当说到胡风的“宗派主义”，他们就显得无比深恶痛绝，无比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宗派主义”有如“庆父”，倘若它“不死”，则“鲁难”——文化界的种种是非争端，就永远“未已”。胡风在文坛上，一方面因“为了坚持自己认信的真理而‘心安理不得’地勇于承受监禁、放逐和疯狂的命运”，“以自己的血与生命向世界说明历史的过错是何等的残暴”，从而受到历史公认和世人景仰；另一方面则因性格的“偏狭”和诗人的“情绪化”，陷身于“宗派主义”的泥潭“不得自拔”，从而四面树敌和四面楚歌，生前死后都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绿原在《胡风与我》中写道：“胡风先生是写不完的：他的诗教，他的文德，他的气度，他的风骨，他的信仰，他的节操，他对真理的坚贞，他对朋友们的诚挚，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场冤案的前因后果，都需要一写再写。这并不完全是出于感情方面的需要，更因为在文学史内外还存在着一些同代人没有搞清楚、以至后人更不容易搞清楚的难题。我以为，至少有两个问题，还没有受到胡风研究家们充分的注意，或者注意到了，还没有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那就是，一，这拨人(就是所谓‘七月派’)究竟是怎样结合起来的？二，这拨人(就是所谓‘胡风集团’)又是怎样最后被‘彻底粉碎’的？”(引自《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下同)绿原的这段话至今已时过二十余年了，他提出的两个问题，虽然已有一些胡风研究家们注意到了，可答案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还没有达到“比较确切”的地步。笔者以为，绿原的两个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正是因为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由于存在种种禁忌和重重误区，一直未能从事实上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更未能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地弄明白。因此，从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入手，搞清楚“七月派”或“胡风派”是怎样演变为“宗派小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的？弄明白文学是怎样服务于政治和文人是怎样牺牲于政治的？或许能使绿原的两个问题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

一

胡风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因“宗派主义”问题引起中共的密切关注，但由于中共当时还不是执政党，对“目无组织”的胡风也仅仅是关注而已，除了派人与他“谈话”和发动人写批评文章“围攻”他之外，没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他采取什么强硬措施。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的“宗派主义”问题，才“秋后算帐”被上纲上线为一项重要罪名，使他和他的“宗派同伙”遭到严厉批判和残酷镇压。1955年1月，中宣部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严正指出：“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28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而随着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掌控，批胡运动陡然升级，其范围由北京文艺界扩展至“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其性质由文艺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路线问题，其“宗派小集团”也被御批加冕为“反革命集团”。从此，胡风成了当代“焚坑事业”(毛泽东写诗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第一个祭祀品，“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成了中共建国后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导演的第一曲“文坛悲歌”。

在胡风案中，对胡风“欲加之罪”的罪名很多，“宗派主义”虽然只是其中之一，但它是胡风最致命的一个罪名。而且，胡风案之所以牵连那么多有关和无关的人，也正是“宗派主义”派生出来的。没有“宗派主义”，哪有“胡风集团”？没有“宗派主义”，哪有“胡风分子”？

胡风的问题为何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龙颜大怒”，并当作“大案要案”亲自批办，数次“愤笔疾书”对该案定性定罪？笔者认为，由舒芜无情揭露和无私提供的关于胡风“宗派主义”的问题及材料，应当是“惹怒”乃至“激怒”毛泽东的一个导火索。正如胡风研究者王丽丽所说：“确实，胡风事件最后的连续升级是身为词人的毛泽东主席即兴挥洒出来的‘惊人之作’，但谁又能说，这一即兴之作不是由舒芜提供了灵感喷发的契机及创作素材呢？”(引自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3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下同)本来，胡风似乎一直是中共不太“欢迎”的人，对他的批判从40年代起到50年代初就从未停止过。从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到重庆的“民族形式”论战，到香港的“现实主义”批评，最后到北京“算总账”——全面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受批判历时之久、范围之广、层次之高，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之最。但正如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所说：“无论在国统区、在香港、在解放后的北京，我们从来都认为同胡风之间的争论，只是由于文艺思想上的分歧，而在政治上，我们是一致的。”(引自《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下同)即使在1952年北京最初发起批胡运动时，按照当时分工主管文化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所定的调子，其范围和性质也只是限于文艺思想方面，目的还是为了帮助胡风“转向”。虽然由周扬等人所主持的批判颇有些“跑调”，无论是林默涵、何其芳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还是周扬等人在会议上的发言，都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但他们当时的出发点还是如周恩来给胡风写信所说的：为了让他对“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而批胡运动为何在1955年发生“事变”——胡风的问题由文艺思想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呢？林默涵认为：“实事求是地说，对胡风的批判，所以由文艺思想问题急转直下地一变而为政治问题，是与舒芜交出的那批信件密切相关的。”“当毛主席看到了胡风背地里写的那些信件(其中并没有攻击毛主席本人的语言)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那种敌视、贬损、憎恶的语言和态度，就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愤慨。我认为这是毛主席将胡风小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从毛主席改写的《人民日报》5月13日编者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胡风事变”中，毛泽东为披挂亲征的元帅，林默涵和周扬则为冲锋陷阵的干将。林、周显然对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和战略部署有“零距离”的了解，尤其是毛泽东对宗派主义极其敏感乃至反感，他们更是心领神会。林把舒芜交信作为“胡风事变”的一个主因，有人认为林“居心叵测”，有“转移矛头”之嫌。从近年来陆续披露出来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林在舒芜交信事件上，确实是起到了“参谋”和“帮凶”的作用。舒芜为何“神差鬼使”地交出与胡风来往的信件呢？原来舒当时正是为了写文章批判胡风的“宗派主义”，才找出信件准备从中发现和引用“证据”的。当书信又“鬼使神差”地到达林手中时，林“如获至宝”，发现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大有文章可做。于是在林默涵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舒芜对书信进行了别有用心的“整理”——用林的话说“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炮制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被毛泽东将“小集团”先后改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林回忆说：舒芜把这个材料交给他后，他看后就交给周扬，两人商量决定在《文艺报》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似应送给毛主席看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5月9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

由舒芜主动提供、周扬和林默涵积极奉送的“创作素材”，被政治家诗人毛泽东一一“笑纳”。毛泽东为何对胡风的“宗派主义”言行如此“灵感喷发”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是以反对宗派主义为武器，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亲苏派”，进行了狠狠打击，从而瓦解了长期以来“亲苏派”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使全党在组织上高度集中于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把宗派主义当作“祸根”，认为必须坚决“铲除”。他说：“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对王明等人的整风，开始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进行的。可教条主义说到底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依靠思想斗争的方式去解决；而宗派主义则不单是思想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则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则视为极其反动和极其危险的东西“应该消灭”。延安整风在思想斗争方面搞了好几年，把教条主义批得可谓“体无完肤”，然而最终解决问题还是“审干运动”(最后还演变为“抢救运动”)，即采取政治手段和组织措施，将“王明路线”及其代表人物和追随分子彻底“消灭”。因此，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史学家在总结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时，总是“念念不忘”反对宗派主义是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

批判胡风是以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而发起的，于是有论者认为这次北京整风就是承接当年延安整风的一次“补课”。当年延安整风主要是解决党内尤其是领导层的问题，虽然后来也涉及到文化界，也“整”出了王实味的“大案要案”(最终成为命案)，但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文化界的整风不得不草草收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不够“深入”的。来自国统区的胡风当年没有“幸运”地参加延安整风，因此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次北京整风的重点人物或“补课对象”。和当年延安整风一样， 这次北京整风对胡风也是首先从思想上进行批判的，前后搞了好几年。可思想上的批判似乎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胡风不仅没有老老实实地低头认错，没有认认真真地接受“思想改造”，反而上书“三十万言”，大有“反攻倒算”之势。因此，当毛泽东看到舒芜提供的“创作素材”，就自然而然地迸发出了“灵感”——捕捉到了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胡风的问题不是靠思想批判没有解决么？那么就应该采用政治手段解决之。反对宗派主义正好是毛泽东得心应手的政治手段，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可谓“一抓就灵”。果不其然，一从宗派主义入手，“胡风集团”很快就“溃不成军”直至“彻底粉碎”了。

从延安整风反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到北京整风反胡风的“宗派主义”，可见毛泽东“消灭”宗派主义的态度和行动是何等地坚决和果断。虽然胡风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也无正儿八经的一官半职，不过是一介布衣和一介书生，可他“享受”到最高级别的“待遇”——由最高领袖亲自定案和断案(据说下令逮捕胡风也是出于毛泽东之口)。其实，“胡风集团”可谓名不副实，那么几个文弱书生自由“集合”的所谓“七月派”或“胡风派”，其规模其能量其影响怎么也不配“集团”的称谓。而毛泽东为何“小题大做”呢？有人认为是胡风对毛泽东不够尊重而“惹怒”了毛，有人认为是周扬等人在毛泽东面前说了胡风的许多坏话而“激怒”了毛。王丽丽则认为：“建国初期的政治领导人和文艺领导人之所以感觉到胡风的威胁，主要的显然并不是因为胡风对他们个人的威信构成了挑战，而是胡风集团这一文化小生态的运作方式对意识形态统一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这一带有强烈公共领域性质的文化运作方式推行开来，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出现‘百家蜂起’、‘主义论争’的局面，这显然不符合当时领导人心目中的意识形态理想。”(引自《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312页)笔者认为，如果说延安整风反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其主要目的侧重于组织上高度集中于毛泽东的领导，那么北京整风反胡风的“宗派主义”，其主要目的则侧重于思想上高度统一于毛泽东的思想。无论是此前的“高饶联盟”，还是此后的“章罗联盟”，以及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核心的“修正主义集团”等等，都与“胡风集团”一脉相承，即在权力和思想高度统一的体制内，任何涉嫌反毛的派别，都在统统“消灭”之列。

胡风做梦也没想到当年文人之间“嬉笑怒骂”的“宗派主义”，竟然成为自己的“弥天大罪”，坐了几十年大牢，最终被折磨成精神病。他的好友聂绀弩赋诗感叹曰：“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引自《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第25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难怪他对审判者申诉说“心安理不得”，因为他可能至死都不明白自己的性格问题(所谓“偏狭”)和态度问题(所谓“宗派情绪”)为何招来牢狱之灾？可怜的“士大夫”胡风，当初上书“三十万言”告御状声讨周扬等人对他的种种宗派主义恶行，希望毛泽东“明察秋毫”和“主持公道”，不料结果是毛泽东把“宗派主义”反到了他的头上，甚至给他加冕为“反革命集团”。胡风获罪而不知何罪，“心安”而又“理不得”，这才是“文坛悲歌”的最可悲之处。

二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历时八年和历经三次才得以平反。一个案件的平反如此历时之久，竟然相当于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八年抗战”，其令人难以置信毫不亚于骇人听闻的胡风案本身。胡风案的平反之路之所以有如“蜀道难”，原因显然与最高领袖毛泽东有关。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并亲自办理的“铁案”，倘若彻底予以平反昭雪了，岂不是有“毁容”——损害毛主席形象，和“挖心”——否定毛泽东思想之嫌么？此外还有一个众所忽视的原因就是与“宗派主义”有关。有些人尤其是当年参与“倒胡”的干将们，认为胡风的“宗派主义”罪名并非“莫须有”，而是“证据确凿”。于是，他们便以胡风的“宗派主义”的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对胡风的平反进行种种阻挠。在胡风案的平反过程中，周扬虽有腹非但“含而不露”，林默涵则“赤膊上阵”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林默涵当年把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当作“大文章”去做，的确为毛泽东一举“倒胡”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当他说“毛主席写的按语，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的小集团，这是出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料的。”分析人士就觉得他有意隐瞒自己“倒胡”的功劳，未免太不“实事求是”了。他怎么会是“出乎意料”呢？应该是意料之中啊！他那样煞费苦心地指导舒芜“整理”的材料，简直就是一发发重磅炸弹，难道不就是为了将胡风彻底打倒乃至“置之死地而后快么”？况且，林默涵对胡风的“宗派主义”之愤恨，与毛泽东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毫不隐讳地说：“老实说，当时看到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这么多党和非党作家抱着这样仇视的态度，带着这样憎恶的感情，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最为气愤。”他不仅当时对胡风的“宗派主义”言行如此“气愤”，事后多年即使在胡风已得到平反时还愤愤不平，竟然认为“宗派主义”是胡风的自作孽乃至罪有应得。他如此说道：“记得1980年8、9月间，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讨论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搞错了，应该平反。但是，胡风在文艺界搞个小集团，对着共产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很难不使人怀疑的，应当引以为戒。’”(引自《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

胡风案的最后一次平反，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是“彻底”的。最重要的当事人胡风因几年前就去世了而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他的患难与共(仅陪同胡风坐牢就达10余年)的妻子梅志作为“全权代表”，公开吐露心声道：“直到胡风逝世三周年的1988年6月，才终于向全体党员下达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中央办公厅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即中办发<1988>6号文件)……这个文件公布后，胡风的所有亲友，所有认识与不认识胡风的人们，以及关心胡风这一案件的人们，都认为它是实事求是的，公正客观的。家属们安心了，可以告慰胡风在天之灵了！至此，胡风的沉冤在三十三年后，才得到了彻底的昭雪！从此，他的一生，他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才有可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引自《胡风传》第785～78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胡风案“彻底”平反了，按说他的所谓“宗派主义”罪名就应该不复存在了。在前两次平反文件中，胡风的“宗派主义”罪名和他的生命一样“依然健在”，只是在第三次平反文件中才进行“补正”式的“撤消”，而此时胡风已在三年前被阎王爷从生死簿上“一笔勾销”了。胡风硕大光秃的脑袋上，还是戴着“宗派主义”的帽子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不知他是否因此而“死不瞑目”？而当最后一次平反的“喜讯”传到九泉之下，不知他是否因此而“闭上眼睛”？然而，活着的梅志和死去的胡风都未免“高兴得太早了”——胡风的“宗派主义”，作为一项罪名确实被“撤消”了，但作为一个问题依然保留着。就是在那份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彻底”平反的中央文件中，对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罪名虽然名曰“撤消”，却并非那么“彻底”地一笔勾销。该文件这样写道：“在我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来说，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因此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这言下之意很明白，胡风的“宗派主义”并非不存在，也并非不是问题。按说胡风作为“思想犯”，当时指控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所谓“五把刀子”，应该算是他的“弥天大罪”，而这个罪在中央文件中倒是真正彻底“赦免”了，没有留下任何“尾巴”。既然对胡风的“五把刀子”就能高抬贵手予以“赦免”，那么为何他的“宗派主义”却被如此“杀无赦”——名义上免于追究，实际上却留下了一条不是“尾巴”的“尾巴”呢？说是“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那么是否就不排除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和手段对这类问题进行“穷追猛打”呢？

果不其然，在胡风“彻底”平反之后，他的“宗派主义”“尾巴”被人死死揪住不放。一些人居然打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号，对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进行“无情揭露”和“愤怒声讨”，大有叫胡风背上“宗派主义”的“千古骂名”、与“宗派主义”一起“永垂不朽”之势。有的人批评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其言辞之激烈和用心之险恶并不亚于当年批胡时。在他们的口诛笔伐之下，胡风的“宗派主义”似乎就是新文学史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影响文坛和谐、破坏作家团结、损害文学繁荣的“祸根”和“毒瘤”……倘若胡风还活着，倘若再来一次“整风”和“文革”，他恐怕就不是像当年只被判处无期徒刑了事，而非要“罪该万死”和“立即执行”不可了！

死死揪住胡风“宗派主义”的“尾巴”不放的，既有官方要员，又有文化名人。林默涵所讲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由于没有指名道姓，笔者不敢妄自揣测，但通过阅读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回忆录，发现也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胡乔木，确实在不少场合表示出对胡风的“宗派主义”的反感和不满。他长期主管宣传和文化工作，在解放前后都参与和领导过对胡风的批判，并最先对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进行“上纲上线”。黎之在《回忆与思考——关于“胡风事件”的补充》中说：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头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胡乔木这样一个处于特殊地位的人物所注意，他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舒芜的文章，并亲自写下了措辞严厉的按语。“乔木亲自加的按语中把过去只在口头上传用的所谓‘胡风派’，陡然升级到‘小集团’，在党报按语中肯定下来。”(引自《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胡风平反后，胡乔木似乎并未因此而改变对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的反感和不满。譬如他在1991年10月25日为准备撰写回忆毛泽东一书而举行的谈话《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中就这样说道：“文艺界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可调和，一说起来就充满仇恨。”(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在《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对巴金一封信的阐释》一文中引用了胡乔木这句话，并借此发挥说：“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道出了文坛宗派主义的严重性。”(引自《书屋》2010年第5期，下同)胡乔木作为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与胡风进行帮助式的“谈话”，不止一次地警告胡风“应该和整个共产党作朋友。”(引自《胡风全集》第10卷第12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下同)胡乔木的话尽管说得比较委婉，但其实就是批评胡风不要搞“小圈子”，也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

被鲁迅称为“鲠直”的胡风，与他不喜欢或不欣赏的文人结怨，因而背上“宗派主义”的骂名。于是乎文坛对胡风的“宗派主义”，更是“民愤极大”，更是与之“不共戴天”。胡风平反和去世后，文坛上掀起了一股“胡风热”。然而笔者翻检了大量文章，发现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从中几乎无一“幸免”，大都被当作“要害”问题予以披露、证实、论述、剖析、反思、批判……正如王丽丽所说：“对于胡风的所谓‘宗派主义’，显然并不是仅仅只有周扬等一两个与胡风素有历史纠葛的人的孤立的感觉，而是许多人强烈的共识。”(引自《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463页)

对胡风的“宗派主义”骂得最起劲的当然是那些与他结怨颇深的文人，其代表人物当属夏衍。夏衍与胡风结怨的主因是“两个口号”之争，夏衍是周扬“国防文学”的铁杆支持者，胡风则是与鲁迅、冯雪峰一道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发起人。而夏衍与周扬、田汉、阳翰笙被鲁迅斥之为“四条汉子”，结果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夏衍一直以来把“两个口号”之争归罪于胡风、冯雪峰的“宗派主义”，由于他不敢直接对毛泽东高度评价过的鲁迅表示不满，便把胡风和冯雪峰当作“出气筒”，尤其是当胡风被毛泽东钦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之后，便理直气壮地把胡风当作“罪魁祸首”。夏衍与胡风“本是同根生”的文人，且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可夏衍对遭遇比他更惨的胡风“相煎何太急”。他在1979年5月发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虽然其“矛头”主要是针对冯雪峰的，但也把胡风“捆绑”在一起，夹棍带棒地“敲打”之。譬如对于田汉当着鲁迅说胡风是“内奸”，这本已证明是“空穴来风”，鲁迅也在当时和后来对此予以驳斥，可夏衍仍然坚持认为：“对于胡风这样一个在‘左联’里面结帮营私，进行挑拨离间的人，向鲁迅提出一些劝告，请他当心一点，尽管田汉的话讲得冲了一点，但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我认为并没有做错。”(引自《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下同)他在文中极力污蔑和谩骂胡风，什么“胡风的那一伙人”；什么“胡风千方百计地通过和他接近的一些人，对‘左联’的各支部进行各种拉人、以至挖墙脚等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进行分裂”；什么“胡风跟他的同伙进行大量的破坏活动，现在说来，这可能也就是所谓‘乱中夺权’的一种方法”……如果说夏衍在写这篇文章时胡风还没有得到平反，因而他对胡风的“敌视”和“放肆”尚“有情可原”。那么他在胡风“彻底”平反后的1991年3月25日接受周健强的访谈时，却仍然对胡风不依不饶，似乎要让胡风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息”。他竟然把“两个口号”之争的污水泼在胡风一个人头上，认为“假如知道是鲁迅提的，就不会有这场风波”；他还信口开河说“我也怀疑”胡风是否日共党员；他甚至还指控“而且胡风这个人，有的时候宗派主义不比周扬弱。”(引自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第25页，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

即使是同情和支持胡风的同辈文友，抑或是敬仰和赞美胡风的后生同道，他们也对胡风的“宗派主义”问题“不敢苟同”，也“不留情面”地予以解剖和批评。只不过他们与夏衍等人对胡风的“敌视”和“谤伤”不同，倒是不无真诚不无友善地为胡风受累于和受伤于“宗派主义”而痛心不已、惋惜不已、感叹不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作者李辉，他在该书附录了一篇题为《一棵结出苦果的怪树——关于左翼文坛宗派主义的随感》的文章，对胡风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苦果”表示出五味杂陈的感慨。他说：“不可否认，宗派情绪和宗派主义，在许多时候是一种致命的毒素，它会激发憎恨，把理性烧得发烫，导致精神悲剧的发生。在这一点上，胡风无疑又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读过李辉的文章，笔者不得不这样认为：胡风的“宗派主义”，不仅“毁灭”了他的前半生，也“毁灭”了他的后半生；倘若胡风没有“宗派主义”的“致命伤”，那么他的形象就更高大、他的精神就更伟大，他的价值就更巨大。李辉如是写道：“他在1955年被捕入狱之后，由于性格等原因，他的思路始终陷入与周扬等人宗派矛盾之中不得自拔。胡风本质上是个诗人，所以情绪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历史的总结和理论的深化。结果，二十几年后，他的想法，基本上还停留在入狱之前。在这方面，他和顾准有着显著的差别。我有时设想，如果胡风像顾准、或者俄罗斯、欧洲的一些思想家那样，能够在苦难中冷静下来，利用在狱中的特殊性，沿着鲁迅的一些思路把问题想得更深一些，或者，将自己的文艺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那么，他的人生悲剧的价值也就会更大一些。”(引自《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352、35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2月版)尽管李辉声称“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近乎苛求的良好愿望”，但其实有不少文人与他“心有灵犀”。陈漱渝在《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对巴金一封信的阐释》中，从“两个口号”之争说起，历数文坛上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最后下了一个结语：“宗派主义是一种罪恶”。他满怀激愤地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文坛‘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愿望不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未能实现，而且沿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风的冤案、冯雪峰的冤案、丁玲的冤案之所以发生，固然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跟三十年代文坛的宗派主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沉重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该深刻记取吗？”

三

胡风背负“宗派主义”的骂名和罪名，在“没有硝烟的战斗”中遍体鳞伤乃至九死一生，成为新文学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从最高统帅到文坛将士，在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激烈交战中，似乎都是那样“同仇敌忾”，那样“横眉冷对”，那样“咬牙切齿”，那样“恨之入骨”，那样“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笔者不禁想起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故事。倘若打破种种禁区，拨开重重迷雾，重新审视胡风的“宗派主义”，就会发现它原本就是一架“风车”。

王丽丽对胡风的研究颇有独到之处，尤其对胡风的“宗派主义”的看法与众不同。她没有陷入文坛的人云亦云，而是以“去蔽”的方法拨开重重迷雾，让人们看清胡风的“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她说：“‘胡风事件’之所以显得如此扑朔迷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笼罩着一层浓重的人事纠葛的迷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风事件’中，‘宗派主义’的指责是相互的，而双方又对对方的指责矢口否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胡风心理的追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胡风对周扬的‘宗派主义’指责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他的错觉，那么，周扬对胡风的判断是否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呢？如果胡、周之间的相互指责最终都证明基本上是虚妄的话，那么，胡风身上那种在事件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又被许多人都感觉到了并指认为‘宗派主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引自《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463～464页)

追溯胡风“宗派主义”的历史，他最初是因为编辑《七月》杂志而被人称为“七月派”，进而被骂为“胡风派”和“宗派主义”的。胡风第一次对“宗派主义”作出反应是在1941年9月18日给聂绀弩的信中，当时他正因皖南事变撤退到香港，准备筹办《七月》香港版，由于得不到文友们的理解和支持，杂志筹办很艰难，因此他“牢骚满腹”地说：“实在想不干了，一走了事。文豪们断定我是想造宗派，而战友又不把这当作一件小事，我何必苦苦地做恶人呢？”(引自《胡风全集》第9卷第426页)“文豪们”为何“断定”胡风“造宗派”呢？胡风此前给路翎的信中有所透露：“到此后，才知道‘文坛’仇恨得那么深，因为我不‘拉’他们写稿。”(引自《胡风全集》第9卷第186页)胡风所说的“他们”，无疑是指那些“文豪们”，大文豪茅盾就曾嘲讽说“胡风口袋里有一批作家”。(引自《胡风全集》第6卷第624页)其言外之意，无非就是不满于胡风只厚爱他所喜欢的青年作家比如路翎、绿原、阿垅等人，而轻视他们这些老作家特别是党员作家。不仅如此，胡风还毫不留情地对他们的创作提出批评，其一针见血的洞见和辛辣尖刻的文风，颇让被批者难受且难堪。譬如他毫不客气地批“茅盾的作品有具体的描写，但那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点刺激性的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引自《胡风全集》第7卷第276页)还直言不讳地说茅盾“他已被当作左翼头面作家，但他对反动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仇恨，对人民的爱心，不能和鲁迅相比，对穷苦人民的生活和革命实际的了解，又不及一些从生活中成长的青年作家。”(引自《胡风全集》第7卷第90～91页)……也许，胡风对“七月派”的青年作家们的厚爱乃至偏爱确乎有些过分，对茅盾等老作家或党员作家们的轻视乃至批评确乎有些过火，于是乎，以茅盾为代表的老作家或党员作家们，便对胡风“群起而攻之”，给他扣上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

毛泽东当年在那个著名的按语中写道：“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如今似应“篡改”为：真的就是真的，真相应当恢复。历史的真相是，胡风由于以“主观战斗精神”等富有创见的文艺思想(且是进步的)而吸引、培养和团结了一批青年作家(也是进步的)，形成了所谓的“七月派”。这本来是古今中外文坛上的正常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值得大做文章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的宗派主义相提并论。提出“这拨人(就是所谓‘七月派’)究竟是怎样结合起来的？”的绿原，自己这样回答道：“‘七月派’也罢，‘胡风集团’也罢，流派也罢，‘宗派’也罢，这一群普普通通的文化人是围绕胡风一人结合起来的；他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共同性，有些人彼此甚至并不相识……”(引自《胡风与我》)事实证明，“七月派”只是一个松散的结合体，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纲领，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由于“七月派”的成员当时处于极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即使建国后也因工作分配而分散各地，相互之间聚少离多，几乎从未开展什么正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甚至由于“七月派”崭露头角时就遭到文坛内部和延安中共的严厉指责以及刻意打压，尤其是建国后成为文艺整风的重点对象，成员们如“惊弓之鸟”(他们在通信中之所以使用“暗语”，大约就是因为环境紧张的无奈之举)，根本不可能有正宗文学流派那样的地位和影响。因此，把一个尚未完全成熟或尚未形成气候的“七月派”，高看为“宗派小集团”乃至高升为“反革命集团”，似乎太过于“抬举”胡风他们了。他们哪有什么势力和实力进行“反党”、“反革命”？何况他们压根儿都是忠诚于党和热衷于革命的啊！也正因如此，当胡风及其骨干成员入狱后，公安部门在补办案件材料时，竟然难以找到可供作为法律依据的罪证，结果只能以毛泽东的按语所定的调子罗织罪名。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胡风案体现得淋漓尽致，堪为“文字狱”史上的一个标本。

即使“七月派”有幸发展成为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文学流派，那么也应该是文坛之幸事而不是祸事，也应该热情鼓励而不是冷眼相待。而在如何看待文学流派的问题上，许多人却“谈派色变”，仅有极少数学者对众口一词的“宗派主义”进行了辩驳。鲁迅研究者林贤治说：“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丁玲等在内，不少作家学者都曾把此间的混乱与荒芜，归结到宗派主义上面。并且每每提起来，总不免痛心疾首。……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除了新文学运动起来时尚有几个小小社团，我们什么时候产生过像西方一样独立的、自由的、面貌鲜明而力量强劲的团体、主义和流派呢？”(引自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谢泳编：《思想的时代》第14～1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王丽丽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风的本意，是要通过建立一个活跃的文学和思想流派，来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但却被误认为宗派主义的头目。就这一点来说，胡风事件是一个大大的‘冤案’。”(引自《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319页)

许多人之所以一口咬定胡风有“宗派主义”，除了因为他有“派”之外，还因为他性格“偏狭”。有人甚至以“性格即命运”为由，把胡风的悲剧归结到他个人身上。就连他的“宗派同伙”绿原竟然也如此认为：“无庸讳言，胡风本人性格上的弱点，也是促成这场灾祸的主观因素……胡风在长期被压抑、被阻碍和被忌讳之下所形成的逆反心理，偏激情绪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步步把他引向了有人奉命为他挖掘的深坑里。”(引自《胡风与我》)胡风性格的问题最让人诟病的是他批评别人尤其是批评那些党员作家太辛辣尖刻，简直让被批评者“孰不可忍”。周扬、茅盾等人大约就是在“忍无可忍”之下，痛骂他为“宗派主义”的。甚至连胡风的朋友吕振羽对他批评人的态度就看不过去，曾经很严肃地给他提意见说：“批评人的时候过于尖锐，使人不愿意接受；对敌人固然严厉，但对自己人的态度不够友好。”(引自《胡风全集》第10卷第115页)

然而笔者认为，拿胡风的性格说事，尤其是将他的批评当作“宗派情绪”的表现，何止是如王丽丽所说的对胡风的“误读”，简直就是对胡风的歪曲和污蔑。胡风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出于“一腔战斗者的慷慨”，不惜“置身败名裂于不顾”，对文坛的种种谬误和“丑恶”现象表示强烈不满，予以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本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不错，他的批评确实尖锐，而惟有尖锐，才能入木三分；他的批评确实刻薄，而惟有刻薄，才能击中要害；他的批评确实伤人，而惟有伤人，才能触及灵魂；他的批评犹如猛药，而猛药确是良药，虽然苦口但利于病……无论怎么形容胡风的批评之无情之严厉之猛烈都不过分，惟有“恶意”二字不能强加于他。胡风首先是个诗人，他给诗人的定义是：“什么是诗人？是由衷地抒写出他的喜怒爱憎来的，而且顶好是不是其赤子之心的喜怒爱憎的人。”(引自《胡风全集》第3卷第76页)而胡风作为批评家，其“主观战斗精神”与诗人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批评岂有“恶意”？都是满怀“赤子之心”啊！

对于胡风的性格，“文豪”谓之“偏狭”，鲁迅称作“鲠直”，有人认为二者几近，笔者认为相差甚远。胡风被公认为与鲁迅最亲近的人，他也确实堪称鲁迅最得意的“弟子”。尤其是在批评的态度和方法上，胡风似乎是“鲁迅第二”。鲁迅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4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要说与鲁迅比起来，胡风“骂人”的水平还是“稍逊风骚”。即便是引起林默涵感到“惊讶”、“意外”、“气愤”的那些针对进步作家或党员作家的“骂语”，与鲁迅针对也是党员作家的周扬那些“骂语”相比，也更是“略输文采”。先看胡风的“骂语”：党的负责人是“官们”、“权贵”、“钦差”、“猛人”、“老爷们”；周扬是“昆乙”(意指混乱)，丁玲是“凤姐”，舒芜是“无耻”，林默涵是“木头”，郭沫若是“夸大狂”，茅盾是“抬头的市侩”，叶以群是“抬脚的作家”，侯外庐是“政客哲学家”，何其芳和刘白羽是“两位马褂”；其他进步作家是“蛆虫”、“僵尸”、“豪绅们”；党领导的文艺活动是“跳加官”……再看鲁迅对周扬的“骂语”：讥讽他是“元帅”、“英雄”、“工头”、“大人物”、“指导家”、“横暴者”、“奴隶总管”；嘲笑他“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是那类“哗哗啦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指责他“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借革命以营私”，“喊口号，争正统”，“左得可怕”，“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大半不是正路人”；抨击他“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用联络手段”、“招揽扩大”搞小圈子，以“诬陷别人”为能事，有明显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纠结了一伙“大布围剿阵”的“群仙”、“大纛荫下的群魔”，他们“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两相对照，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其实，鲁迅和胡风所发表的这些“骂语”，都不过是文人的“嬉笑怒骂”。而且，鲁迅除了“骂”自己人，还大骂国民党及其“走狗”式的文人如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等，可中共没有指控他的宗派主义罪名，国民党也没把他捉将官府里去。鲁迅之子周海婴曾在回忆录中说，国民党军统头子沈醉在1992年曾向他透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楼里着人监视了多日……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引自《鲁迅与我七十年》第5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沈醉所说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而鲁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只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破帽遮颜过闹市”，但他没有被捕没有被暗杀乃是铁的事实。由此可见，文人的“嬉笑怒骂”，即使对当局和统治者发表不满言论，也是可以容忍，可以不以言治罪的。

胡风没有鲁迅那样“幸运”，因为他毕竟不是鲁迅。正如夏衍说“两个口号”之争，如果他们“四条汉子”早知道是鲁迅提出的，就不会发生那场风波。因此胡风的“骂语”，被他的“怨敌”和“朋友”(舒芜之类)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不仅被当作“宗派主义”言论，而且被当作“反党”、“反革命”言论，最终因言获罪进了“自家”的监狱。鲁迅当年在《死》中写下一段名言：“……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胡风的“怨敌”也“可谓多矣”，倘若胡风九泉之下能听见那些“怨敌”还在一个劲地骂他为“宗派主义”，他恐怕也会像鲁迅那样“一个都不宽恕”。

不是结语的结语

胡风的一生，可谓“宗派主义的一生”。他前半生背负的是“宗派主义”的骂名，后半生背负的是“宗派主义”的罪名。即使死后也与“宗派主义”脱不了干系，其罪名虽然在平反文件中被撤消了，而其骂名却仍然与他一起“名垂千古”。

然而，笔者认为，所有文坛的“宗派主义”论战，都是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的荒唐之举。宗派主义，无论怎样解释，都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政治领域的产物，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在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方面，产生的只是流派和学派，如果非要把它们当作宗派(按《辞海》对“宗派”的释义，是指包括学术在内的派别)，那么此宗派与彼宗派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七月派”也好，“胡风派”也罢，它们是文学流派而不是带“主义”的政治宗派。把文学流派与政治宗派即宗派主义混为一谈，这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的最大“奇谈”。

纵观从古至今的文艺史，凡是文艺兴旺之时，正是各种流派兴起之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魏晋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从唐朝的“边塞诗派”、“田园诗派”，到宋代的“豪放词派”、“婉约词派”，从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到近代的“鸳鸯蝴蝶派”，从当代的“太阳社”、“创造社”，到胡风的“七月派”……正因为有形形色色的流派，文艺大花园才丰富多彩；正因为有各种思想的交锋与碰撞，文艺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放眼当今文坛，随着胡风的“宗派主义”被“彻底粉碎”，文艺流派也就销声匿迹了。当今所有文人都“紧密联合”在一“家”组织之中，而且其思想都“高度统一”在一个“主义”之下。文人们奉行“不争论”和“讲和谐”，文化界的种种是非争端便烟消云散了。然而，文坛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其实是“一潭死水”。毛泽东曾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而本应是“诸子百家”的文坛，竟然“无派”，岂不更是“千奇百怪”么？因此，不彻底纠正文学流派与宗派主义混为一谈的问题，不彻底解决文学服从政治甚至盲从政治的问题，文人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文坛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南宋诗人王十朋是苏轼的“粉丝”，因不满“江西派”的诗人们“重黄(庭坚)轻苏”，便满怀激愤地赋诗云：“东坡文章冠天下，日月争光薄风雅。谁分宗派故谤伤，蚍蜉撼树不自量。”王十朋诗中的“宗派”，当然不是“宗派主义”的宗派。笔者走笔至此不禁感慨万分：当文坛宗派不与政治混为一谈，即使因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而产生“谤伤”诗人之类的“苏轼事件”，可绝不会发生当代的“文坛悲歌”——“胡风事件”！

2011年11月1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