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猴年八评”最先透露小平南巡谈话精神

一、深圳媒体抓住了重大历史事件

１９９２年是农历“猴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南国早春，邓小平视察南方，为改革开放呐喊，力挽狂澜，深圳经济特区得到了姓“社”不姓“资”的结论，建设步伐大大加快，中国重新恢复了改革与开放的活力。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全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行动指南”，为党的“十四大”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圳特区报》等深圳媒体及时对外报道了小平南方谈话，得到了中央支持。

美国作家库恩在一本书（注一）中提到１９９２年小平视察南方的情景时，这样描述道：“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小平的南方视察，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方视察’。”

《深圳特区报》等深圳媒体牢牢地抓住这一“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处在这场“政治地震”的舆论中心。那一年，我担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职务。在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深圳特区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从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６日连续发表了八篇重要评论，即“猴年八评”，及时向全国人民传播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精神。这些评论的题目基本上是邓小平的原话。３月２６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陈锡添撰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加坡《联合早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４日社论指出：邓小平不愧是当今中国台前幕后的第一号强人，他的南方视察为中国的沿海经济及经济特区打了一针强心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重要会议，宣布中国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一百年不改变”。美联社北京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２日电：官方的报道今天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支持邓小平发出的更大胆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呼吁，同时警告要防止极“左”倾向。

事后，我们将１９９２年春的这一系列宣传报道工作归结为“五大战役”，即：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６日《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猴年八评”，以及后来《深圳商报》发表的“八论敢闯”；３月１２日《深圳特区报》刊载小平视察深圳大幅图片新闻；３月２６日《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率先详实、生动、准确地记述了小平视察深圳的全过程；３月《深圳电视台》完成了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深圳》的摄制；４月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与深圳》一书。

我们事先知道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小平坐火车南下要到深圳视察的消息。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来深圳视察肯定要讲话，他的讲话全国人民都想知道。我们应该捷足先登，及时报道。可是时间赶得不巧，那年１月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我已做好前往北京参加会议的准备。这时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对我说：“你开会要晚些去，待小平到深圳接见市领导班子、你参加了接见并听了讲话后再去北京开会。”

１月１９日上午，邓小平乘火车到达深圳，下榻深圳迎宾馆的桂园。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和副书记厉有为见到了小平，市委其他常委们都在盼望着小平的接见和聆听他的讲话。这时，有关部门传来邓小平这次视察深圳的“三不”指示，即不接见、不报道、不讲话（指不正式讲话）。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动身去北京开会，但行前按照市委领导的指示部署了任务：小平同志的活动和讲话全部都要记录下来，以便认真学习和执行。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２日下午３时１０分，邓小平与杨尚昆在深圳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负责人并合影留念。这时我正在北京开会，遗憾的是我没在那张合影的照片上。

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小平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市委选派了记者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随同采访，还让李灏书记带上一个小录音机，放在口袋里，希望日后核对讲话记录时派上用场，可是李灏书记不便拿出来操作，讲话全都没有录上。

１月２３日上午９时４０分，邓小平乘船离开深圳蛇口港，前往珠海经济特区。市委马上指示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和记者陈锡添抓紧整理小平同志的讲话笔记，努力把老人家主要谈话精神及时、准确、完整地整理出来。吴松营参加工作小组并具体负责新闻宣传方面的工作。当时，市委负责人和《深圳特区报》领导开始策划在适宜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及时传播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深圳特区报》通过不同渠道，多次请示要求报道，还向广东省委主要领导请示，均未获同意。“禁令”很严，不能违背，而小平的谈话又很重要，这一矛盾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二、“猴年八评”最先透露小平谈话精神

“猴年八评”指的是《深圳特区报》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０日至３月６日连续发表的八篇编辑部文章，这“八评”的发表打响了小平视察南方宣传报道的第一炮。

小平到深圳视察，只逗留了５天，《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很快就把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回编辑部。小平在谈话中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中国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怎样搞，解开了人们心中的各种疑团。《深圳特区报》编委听了以后心情振奋。

陈锡添是被指派为唯一的文字记者，有大量的现场采访资料，政治上的敏感性及高度的责任感使他迫切希望把小平的谈话精神及时传播出去，但是邓小平办公室“三不”（不接见、不讲话和不报道）的“禁令”又不能违背，终于想到可以用评论的形式来报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精神。他将这一想法向时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的王荣山讲了，并得到他和社长区汇文的支持。于是，《深圳特区报》社领导向市委常委会请示，很快得到市委领导的同意。那年春节，我在去《深圳特区报》社慰问时，更明确地提出要写十篇、八篇评论文章。陈锡添在春节期间赶出了两篇稿子，准备在２月１０日（年初七）见报。后来稿子送到深圳市委审阅，我看到文稿说：“稿子我先不看，我们先研究一下生产方式，一个人写是开作坊的小工业，能不能搞个大生产方式，组织一个写作小组，发挥集体的智慧来写？”

其实，在春节之前市委常委会就决定，要集中力量，组织一个写作小组，并授权我负责此事。但是，如何定稿、审稿和最后审定呢？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既然有了分工，我就来负责审稿。如果每位领导都来审查一遍，程序复杂，时间又慢，审稿就我一个人定了。我有实在拿不准的地方，再来请示各位书记。”对于这样一个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决定，我的看法是，集体写作批准难。根据我的经验，集体一起写出的文章，如果每篇都让领导改，那是最苦的事情，一个领导一个看法，一种文风，文章写不出来呀！如果文章一炮打响了，那是市委集体的功劳；如果写砸锅了，市委领导没有审查，是我杨广慧审的稿，那是我个人的责任。

１９９２年的春节刚过，我就亲自组织和带领写作小组进驻了深圳迎宾馆，集中食住，连续苦干２３个昼夜。我白天要到宣传部上班，晚上才到写作小组工作，其他写作人员全部脱产。

参与“八评”写作小组的有：我、王初文（《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钱汉江（《深圳特区报》要闻部副主任）、于德江（市委办公厅干部）、丁星（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刘明如（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

“八评”写作小组由王初文任组长，他的文笔好，文风又符合领导的要求，写出的文章可供大家参考，以统一文风。我亲自坐镇，大家积极参与写作，人人挖空心思，殚精竭虑。我们拿来了上海“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做参考，还借来了《中华思想宝库》等六种辞书，搜寻精辟语言，“现学现卖”。

市委对这组评论要求很高。我向写作组提出五点写作要求：思想上要有新意；理论上要有深度；文章要有针对性；篇幅是千字文；不要授人以柄，后来还增加一条，文章要有点文采。市委领导还强调，不要一篇文章登出来以后就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特别是不要给人抓住把柄。每篇文章在动笔之前，小组成员都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集体讨论和确定文章的题目。然后，再研究文章的具体内容，采用哪些材料，谈什么观点等等，经过大家反复斟酌，商量好了再动笔。

我们还记得，八篇文章除了分别起草外，每篇文稿都是写作小组集体讨论和修改的结晶，篇篇需要经过六道工序后才完成，即：讨论提纲――分工执笔――组长初改――常委认可――集体修改――常委签发。

那时，写作组成员每天闭门谢客，加班加点到深夜，工作非常辛苦。“八评”中三易其稿算是最少的，多的达十几次，有的改得面目全非，但大家都有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精神，坚决丢掉训人的口气，淡化宣传的痕迹。《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和总编辑王荣山在“八评”写作期间，积极地参与了文章的选题和集体讨论修改工作。有些同志为了赶时间写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丁星写《扭住中心不放》这篇文章，正赶上夫人生孩子，特批的探亲假结束了，他回家看儿子，离家时是一步三回头，回到了迎宾馆继续写作。同志们提议给他孩子取名叫“丁扭”，作为一个特殊的纪念。那年我在深圳迎宾馆一住就是５６天，还主持了《深圳商报》“八论敢闯”写作工作。

“猴年八评”出台后，马上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对此，我记得当时《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有这样的感触：“可以这样说，没有小平同志这个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候来到深圳，说了关键的话，不可能产生‘八评’，‘八评’也不可能产生轰动效应。”
 

三、千磨万砺出精品

“猴年八评”系列评论将小平谈话的重要精神巧妙地穿插在评论之中，其文章观点鲜明，文风清新，突破评论写作的老框框，在全国新闻界率先“原汁原味”地传播了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一时蜚声中外，获得了多项奖励荣誉。作者们在评论写作上努力探索，即强化宣传意识，淡化宣传痕迹，增强文化色彩，又得到众多同行的认同。

首先，我们力求文章结构短小精悍，开门见山，原定每篇１５００字左右，实际上都是千字文，最长的一篇，连标点符号在内也没有超过１２００字。

其次，在遣词造句上，我们力戒“必须指出”、“众所周知”一类陈词滥调，不写长句子，不说空话套话。

又如，在文学色彩上，增强杂文、散文的色彩，增加警句名言，把它作为“调味剂”（当时写作组称之为味精与盐巴），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制作标题时，“八评”作者们尽可能用小平同志的原话，去掉八股腔。前几篇文章采用的标题分别为：《扭住中心不放》、《要搞快一点》、《要敢闯》，用的都是小平同志的原话，显得干脆利落，不同凡响，较之原来的标题：《紧紧抓住经济工作这个中心》、《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发扬敢闯精神》，好得多了。“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是小平的原话，写作小组用“多干实事”作了第四篇评论的标题。《两只手都要硬》、《共产党能消灭腐败》这两篇评论的标题，也用了小平同志的原话。最后一篇的标题，也是根据小平同志的一段话定下来的：“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倒，中国一倒便是一片灾难。”他说的很有力量，所以写作小组就用了《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句话作标题。

写作组决定把《扭住中心不放》作为这组评论的开篇，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一组系列评论，既有好的开篇，还要考虑“压阵”的一篇。那么选哪一篇作“尾”呢？小平同志在深圳多次讲到要坚持社会主义，并强调只能走这条道路，所以确定《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结尾。

四、新闻评论写作的重要突破

采用小平同志“原汁原味”的讲话做评论标题，显示了评论有异乎寻常的“来头”。写作组还议论到，发表这组评论之前，要想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必须突破原有的宣传窠臼，要有新的创意。

首先是文章如何署名？我们原先准备用集体笔名“侯新平”，意即猴年新春评论。后来一想，“侯新平”何许人也？人家以为是一般秀才的文章，缺乏震撼力，便改成“本报编辑部”。

其次是为“八评”发布预告。在第一评见报前一天先造宣传声势，预告《深圳特区报》将发表八篇重要评论，并公布评论篇目。按照时任《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的说法，“这是件新鲜事，报界是没有这么做过的。但为了宣传效果，还是决定试一试。没有想到消息一登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新闻同行，一看这些题目就知道是有来头的。加上小平同志刚走，别人更容易猜到这里面肯定是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谈话。”

在版面处理上，《深圳特区报》社主要领导一致同意，把文章全部放在头版头条位置，大字、竖题、围花、统一格式，给读者一个“评论套餐”的印象。

在文章刊出的时间上，《深圳特区报》社也作了周密的考虑。新闻贵在及时，评论也要讲求时效，以隔一天发一篇为佳，周日不登，确保读者既可消化，又能引起人们关注。

另外，为了争取首都和深港新闻单位的声援，我提出了采用“立体作战”的方案，并向本市电台、电视台负责同志打招呼，希望他们逐篇发预告。深圳电视台还连续三周用“一周述评”专栏对“八评”作了评价。与此同时，《深圳特区报》在每篇评论见报前夕，分别向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提供传真稿，使两家港报能和《深圳特区报》同日见报。这种“立体作战”方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驻北京的几家外国通讯社和报社的记者看到了港报后纷纷打电话索要报社的稿子。邹家华副总理办公室在看到《扭住中心不放》头篇评论之后，派人打电话给《深圳特区报》社，要求把这篇评论电传给他们，还要求把其他评论及时传过去。当时，党中央、国务院正在筹备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紧锣密鼓地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邹家华办公室极为重视这批“原汁原味”传播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评论文章。另外，《人民日报》转载了“八评”中的四篇，“八评”的重要性从中可见一斑。

猴年新春过后，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２日，广东省新闻学会为“猴年八评”写作小组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作者们：“及时宣传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评论观点鲜明，文风清新，在写作上有所创新。为此，决定给予特别奖励的荣誉，以资鼓励。”１９９４年３月，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了首届‘深圳新闻奖’特别奖，荣誉证书给予了“猴年八评”的作者：王初文、陈锡添、钱汉江、于德江、刘明如、丁星和我。

五、《东方风来满眼春》轰动全国

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出台，是继《猴年八评》之后的又一轰动全国的力作。文章的作者、《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年轻人向他讨要赠言时，陈锡添喜欢送人这样的赠言：“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对陈锡添来说，最大的机遇莫过于采访邓小平１９９２年视察深圳，３月２６日问世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使他一举成名。其实，这一轰动全国的重大宣传报道事件中，市委及报社的领导均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此前，１９９２年的３月６日，“猴年八评”的最后一篇《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发表；３月１２日，市委宣传部又同意《深圳特区报》以头版半个版、第四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深圳特区报》记者江式高拍摄的小平视察深圳的图片新闻；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２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篇反映小平视察南方的通讯《小平同志在先科》。宣传报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气氛越来越浓，陈锡添这时坐不住了，他意识到，公开发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想法得到报社主要领导区汇文和王荣山的一致支持。为了抢时间，他采取边写边发排的方式送社长区汇文审阅。３月２４日下午５点，１．１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气呵成。

后来有传言说，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陈锡添写这篇通讯。对这种说法，陈锡添语气坚定地说：“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

事实是这样的。那是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５日上午，陈锡添忐忑不安地拿着《东方风来满眼春》文章小样，同社长区汇文一起来到市委宣传部，让我审定这篇文章。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看这篇文章，而是考虑过后对他们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区汇文社长在审改小样时，《深圳特区报》社刚巧收到了中央２号文件（即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要点），他如获至宝，当即将通讯稿小样中所有引用的小平谈话，均按２号文件的口径订正。这一修订，使整篇文章的理论色彩大为升华了。

文章问世后，引起重大反响，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精神终于公诸于世。有人甚至说，这篇报道与１９７８年《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并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关头的雄文”。

提起当年的往事，我与王初文等作者至今记忆犹新，激动不已，说起来如数家珍。小平同志八次南下视察，其中就有两次是来深圳，而我们赶上了最后的一次，赶上了小平南方谈话宣传报道的历史机遇。这是深圳新闻宣传工作中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章。我们深深体会到：如果当初没有市委领导的正确决策和高度重视，没有深圳新闻界人士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责任感，没有对小平同志和小平理论的深厚感情，小平南方谈话的宣传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并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取得这么好的宣传效果。

（靳萍整理，钱汉江编审）

注释： 美国作家、科学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