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陈锡添回忆采写经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世界形势风云突变，中国国内姓“资”姓“社”争论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头，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６日，《东方风来满眼春》横空出世。这篇刊载在《深圳特区报》上的长篇通讯，洋洋洒洒一万多言，生动地记录了邓小平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在深圳的所行、所思、所想、所讲。《东方风来满眼春》如“春雷”涤清混沌的争论，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邓小平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改革的胆子要大一些。

近日，《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现任香港商报总编辑的陈锡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了当年那段采访小平视察深圳的难忘经历。“正是小平同志２０年前的南方谈话，使深圳找到了方向，也让深圳人看到了希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富民强国的一条必由之路。”２０年后的今天，在陈锡添看来，深化改革依然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话题。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２０周年，就是要继承一代伟人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魄力，在新时期继续发扬敢闯敢试的精神推进深圳新一轮的改革发展。

难忘当年不寻常的采访经历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９日到２３日，邓小平视察深圳时，陈锡添被深圳市指派为本地唯一的文字记者，全程随同采访。尽管当时规定了“三不”（不接见、不讲话、不报道）的要求，然而政治上的敏感性和高度的责任感，使陈锡添迫切希望把小平的谈话精神及时传播出去。３月２６日，署名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正式见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２０年过去了，谈起当年的那次采访，陈锡添仍然是历历在目：“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下午５时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立即赶到市委宣传部。宣传部负责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明天到深圳，市委指定你去采访，是本市派的唯一文字记者。明早８时，你随李灏书记等市领导，到车站去接小平同志，此事绝密。’”

小平同志在深圳５天，没有作任何报告，在国贸大厦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余时间只是在参观，在车上与陪同的省市负责人随便聊天、谈笑风生，谈话的形式随便轻松，但内容却非常重要，而且每次谈话所谈的问题都不相同，涉及面很广。

陈锡添回忆说，在这“随便聊天”中，小平同志一有空当便讲话，但聊的不是闲话，全是重大话题，针对性、指导性非常强，所谈的话综合起来，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将来一定有机会报道出去的。我当时没有放弃采访，继续认真努力地做好记录。”陈锡添回忆说，小平同志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谈话慢悠悠，吐字清晰，有条有理，表达准确。大家坐在一起时，陈锡添几乎是屏住呼吸，调动自己的记忆力并快笔疾书，将小平的谈话记录下来。“在通讯中引用的，基本是他的原话。边参观、边谈话时，我用纸片急速记下片言只语，再把其整段话刻在脑中，晚上在宾馆立即趁热打铁，通过片言只字勾起整段话的回忆，迅速整理下来，写成大事记，我是有闻必录，他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详细记录。”

当时的场合，作为一名记者争取走近采访的对象，是一种责任心的驱动，但如果论资排辈，靠近的先是中央领导、省领导、市领导……记者岂不是排在十万八千里之遥？这样写出来的只能是“他说、他又说、他指出、他又指出”这类干干巴巴、不生动不具体、没有现场感的报道。陈锡添回忆说，参观时人很多，他只能尽量往里挤，争取靠近小平同志，力求听到他的每一句话，如参观仙湖植物园，他摸摸天鹅绒芋的叶子，问这芋长不长芋头；当听到一些竹子是从四川悄悄弄来的，他幽默地说：“这也是产权问题，你们要赔偿啊”等，很多细节都是因为靠得近才能看到听到的。

材料是非常丰富而又烂熟于心，动笔写作前，陈锡添苦苦构思，进行谋篇布局。开始想，设几个小标题吧，又包含不了太多题材，会漏掉一些重要谈话和细节。后来决定干脆来个“流水账”，按时间顺序写，时间和地点明确，现场感强，给人以全景式的感觉。在构思过程中，陈锡添又进行了跟踪采访，进一步了解和核实细节，以准确交代背景，整篇通讯的格局已定，再对邓小平讲话的重要内容、活动细节、背景交代等作了大概编排。至此，整篇通讯的写作也就成竹在胸了。

“南方谈话”凝聚改革开放共识

“小平的南方谈话内容极其丰富，题材极其广泛，但最为关键的，是打破了“姓社姓资”这一束缚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推动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鼓励人们敢闯敢试，使改革开放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在陈锡添的记忆里，当时小平的谈话中涉及比较多的是姓“社”姓“资”问题。针对一些对办特区、引进外资是搞资本主义的谬论，小平驳斥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了，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小平在深圳、珠海等地看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十分高兴。他说：“８年过去了，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那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特区建设的成就，有力地回答了那些认为办特区是搞资本主义的人。小平当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

小平还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别是非，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离开深圳前，李灏书记向小平汇报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几个新措施。小平勉励说，要大胆干，要总结经验，“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有个小插曲，最能反映小平对经济建设尽快抓上去的迫切心情。”陈锡添依然清晰地记得，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３日上午，小平在蛇口乘船离开深圳，他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转头来，大家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原来，他走到李灏书记面前，把手一扬，“你们要搞快一点。”只说这么一句话，便又向码头走去了。

当记者问起可曾料到这一次采访最终产生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通讯时，陈锡添坦言，当时并未料到，但是第一感觉告诉自己，光“邓小平到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每出台一项改革新举措都显得步履维艰。先行尝试市场经济运作的深圳，就是要带头敢闯敢试的，对于改革开放的前景，大家都看着深圳。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同志要来深圳视察，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深圳是在他亲自关怀下迅速崛起的经济特区，是他亲自设计的改革试验场。当时，离小平上次视察深圳已经过去８年了，８年来深圳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一向倡导实事求是，前来亲眼看、亲耳听，肯定会发表关系我国改革开放走向的重要观感。

敢闯敢试的精神不能变

２０年来，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陈锡添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加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走向繁荣富强的发展历程，带给深圳最大的变化就是开风气之先、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也有所不同，发展重点也不同，但敢闯敢试的精神不能变，“现阶段深圳经济体制已经比较成熟，但仍需继续完善，同时还要探索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深圳是经济特区，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可以探索，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圳应争当这一领域的排头兵，在稳定的大前提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比如改变政府职能、加强监督体制建设、加大力度惩治腐败、改革选举制度，可以尝试差额选举等等。”

“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到‘要再造几个香港’，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嘱托，对全国人民，对深圳的嘱托。”在陈锡添看来，深圳最有条件实现小平同志的这个嘱托。他分析说，深圳在地理位置上毗邻香港，为深港合作和学习借鉴香港成功经验提供了便利。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正在拉近与香港的距离，深圳应当有危机感，但同时深圳有一个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极富发展前景的前海，“深圳一定要抓住开发前海的机会，在法律、规章和政策方面通过前海为深圳新一轮改革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说到香港的话题，作为香港商报总编辑的陈锡添自然颇有体会，他认为，未来深圳应当继续密切与香港的联系，学习香港在社会、城市以及企业的管理经验，同时借鉴香港法制建设、法制社会的成功理念，从而更好地推动深圳依法治市的进程。

“南方谈话精神实质是与时俱进，是把改革和发展作为硬道理，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深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谈及深圳新３０年的发展，陈锡添认为，深圳初期是依靠特殊政策来发展起来的，但后期需要内力来实现更加可持续性的繁荣，这种内力来自再创新的优势。“深圳是一个弹丸之地，资源特别稀缺，后发优势并不明显，又面临着全新的外部环境，过去的政策优势已经弱化。深圳之所以在最近１０年仍然保持高速发展，得益于高新科技产业异军突起，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而未来的发展还是要与时俱进，继续探索创新，包括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思想创新等等。”（记者 孙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