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冉：为毛泽东诗词配画的傅抱石文革墓地被毁 子女挨整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12月下半期 作者：周冉 原题为：傅抱石：“笔墨当随时代”的困惑

傅抱石没有出生在书香门第，却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家气质。那些带有时代标签的艺术品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到底是艺术妥协于政治的表现，还是政治环境下孕育出的艺术之花，也许是令所有画家和看客都困惑过的难题。

11月17日，北京瀚海秋拍中，傅抱石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毛主席诗意册》从1亿元起拍，以千万元阶梯持续加价，经过数轮竞价，以2.3亿元成交，成为本场最高价。

艺术从来不可能遗世独立，她总是最真实地反映他所诞生的年代。毛主席诗意画是傅抱石最重要的一类代表作品。这些极富时代特色的书画作品，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仿制“赵之谦印”声名大噪

傅抱石出生于1904年，本名长生，他出身贫寒，父亲是南昌街头的一个修伞匠，家里跟艺术根本不沾边儿。

长生从小就在父亲做生意的这条街上打零工，跟着裱画店老板学看画，在刻字摊学刻字，很快显现出这方面的天赋。长生在邻居的帮助下完成高小学业，考上师范学校学习，还有了正式的学名--傅瑞麟。师范学校是免费的，但母亲孱弱多病的身体，却成了17岁的傅瑞麟心头一块实实在在的心病，他必须想办法挣钱。傅瑞麟开始利用自己最擅长的技艺，仿制印章。毛头小子傅瑞麟仿的“赵之谦印”，居然瞒过了很多行家，因为质量高，傅瑞麟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制假虽然利润丰厚但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没多久傅抱石就被曝光了，很多买到假货的人都愤怒抗议，事情闹到了学校。但傅抱石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可以包容他的校长，他非但没有因为这件事被开除，反而因此名声大噪。

因为很喜欢石涛的画，他自号抱石斋主人，后来干脆改名傅抱石。研究石涛是傅抱石一生的重要工作，对于偶像，他不是简单模仿，而是主张学习古人的创作精神，借鉴古人对大自然的感情，这种思想后来也体现在他的画作中。

后来，傅抱石干脆打出抱石斋主人的旗号，以自己的名义刻印，开门迎客，求印者络绎不绝，他们全是冲着他造假高手的名声。18岁的傅抱石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顺利从师范学校毕业。

“贵人”徐悲鸿与郭沫若相助

1930年，傅抱石被保荐到师范学校教书，也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

傅抱石没有大学文凭，在母校教书处处受到同事的排挤，生活并不如意，他听说大画家徐悲鸿来到南昌，便带着一包袱画，特意去请教。徐悲鸿惊异于这个年轻人的才华，鼓励他出国深造。可傅抱石只是一个穷教员，哪有钱出国，徐悲鸿当场表示“经费困难，我给想办法”。

徐悲鸿拜访了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请他资助傅抱石出国留学，将自己创作的巨幅国画送给熊式辉：“就算你们买我一张画吧！”熊式辉终于答应，但资助款额只有一千五百元，不够去法国留学，只好改去日本。

1933年，而立之年的傅抱石赴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留学，拜师于著名美术史家金原省吾，学习美术史和雕塑。留学日本期间，傅抱石拜见了因“四一二”政变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二人自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正是在郭沫若的反复鼓励和热情帮助下，傅抱石在日本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并把自己多年的篆刻作品结集出版，郭沫若还为傅抱石的篆刻集《摹印集》题写了书名。

傅抱石对郭沫若十分敬重，每逢郭沫若生日，他都会或大或小地画上一幅画，以表祝福。五六十年代，郭沫若身居高位，也正是他保护了傅抱石免祸，帮助其提升政治地位。

1935年6月，母亲病危，傅抱石没拿到毕业证书就离开日本回国，之后因为经济问题未能再回到日本继续求学，他的老师金原省吾不得不将毕业证书邮寄给他。一回国，傅抱石就被徐悲鸿安排到中央大学任教。

傅抱石与徐悲鸿并没有实际上的师承关系，但交往甚密，然而二人在艺术理念上竟完全相悖。傅抱石不同意徐悲鸿的所谓改良中国画的观点，而是主张完全尊重中国传统艺术。

打破笔墨约束独创“抱石皴”

傅抱石早年主要是师法古人，留学日本后，研究吸收了日本人的画法，以横山大观、竹内栖风、小杉放庵等人的作品为主。他作品中的大片墨色横刷纵抹，都以大片颜色覆盖。

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曾短暂加入过国民党。1938年，傅抱石进入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随三厅撤至重庆。在重庆，傅抱石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他携全家住在重庆沙坪坝金刚坡，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上常题有“金刚坡下山斋”。

入川八年，是傅抱石画风大变的一个时期，他的山水画取材大都来自于现实生活，表现金刚坡下、成渝道上的当下美景，反映巴山夜雨的情景意趣，他自己说：“画山水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辜负了四川的山水。”

傅抱石作画，行笔快而富有激情，惯用长锋羊毫散锋画法和破墨点法。在用大斗笔画泼墨时，常常一口气画下去，直到黑枯锋散，却不再蘸墨和水，使纸上的效果由水分极大的泼墨，渐渐转向散锋乱皴渴墨，这种只从真山石感受效果出发的皴法，是傅抱石独创的，人称“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成了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金刚坡后的傅抱石已然是大师了。

当年徐悲鸿聘任傅抱石时，曾告诫美术系的负责人说：傅抱石只宜教美术史，他的画虽好，但不宜教学。傅抱石不仅是画家，还是位美术史家，他的《中国美术史》全稿数十万字，卷帙浩繁、史料丰富，是其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认罪书老手，指导别人“写作技巧”

傅抱石为人豪爽，讲话常常无所顾忌。50年代，各种运动不断，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运动，每一次傅抱石都是重点打击对象。特殊时期，大家讲话都特别小心，傅抱石却“屡教不改”。在学生眼中，傅老师中长身材，面白皙，经常穿一身半旧洗褪色的长衫，右边口袋里总装着香烟和火柴，显出一副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的学者风度。

那时候他曾在人前大讲自己和张道藩、陈立夫的关系。一次在一场关于篆刻的讲演中，他竟然举例齐白石为蒋介石刻印，说“蒋中正印”四个字刻得好极了，听的人都出了一头冷汗。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举这个例子，傅抱石不明就里地说：“我谈得那是印章的艺术啊！”

刚开始时，一开大会傅抱石就呼呼大睡，鼾声震天。因为曾在国民党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多年，傅抱石一直没有获得政治认可，各种检讨不断。他无所顾忌的言谈和行为，也让他常常成为被揭发和斗争的对象，傅抱石时常需要写深刻的“认罪状”，一到运动就写，一写就很多页，以至于他写的认罪状竟然比发表的论文还多。

因为轻车熟路，傅抱石成了写交代材料的老手，还热心指导比他年轻的宋征殷“写作技巧”，告诉他要怎么写才会过关，用什么语言才算合格。不仅如此，傅抱石还在好友的批斗会上坐在第一排给对方打气，在众目睽睽下给被批斗者递上清凉油。如果不是郭沫若的保护，傅抱石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在那个年代下场可能会很惨。

傅抱石的长子小石当时是中央美院的学生，思想积极，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最后造成右手残疾。渐渐地，傅抱石为人处世开始小心谨慎，身心疲惫，他曾无可奈何地自叹：“何以至今心愈小，抵因以往事皆非。”这段时期，傅抱石有一幅《平沙落雁》，画面寥廓，意境悠远，一人望着茫茫大江自在弹琴，似在向大江和天空诉说胸中苦闷，应是画家的自我写照。

傅抱石忙于应付各种政治运动、政治检查，根本无暇过多从事创作。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傅抱石也曾有选择地创作若干政治题材作品。早在1949年，傅抱石就曾画过一幅用朱砂重彩表现海陆空三军的新年画，歌颂了人民解放军，却失去了自己的风格，他试图加入到时代艺术潮流中，但结果并不精彩。

高喊“笔墨当随时代”风行美术批评界

儿子傅二石说：在父亲傅抱石的作品中，其中有一类就是“构写前人的诗，将诗的意境移入画面”，如以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等古代诗人的诗词为题材。

1950年，47岁的傅抱石开始以毛泽东诗词为题材作画。当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们都全力奔赴工农业生产一线体验生活、采风写生的时候，傅抱石正全神贯注进行《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诗意》的创作，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敏锐度。

《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诗意》为傅抱石带来了广泛的声誉。傅抱石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最早探索毛泽东诗意山水画创作的画家。如今，大多数研究者也肯定了他在这个题材方面的开创之功。

瀚海拍卖中天价成交的几幅毛泽东诗意画，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毛主席诗意册》共八开，每开33×46.5厘米，创作于1964－1965年间，八开册的内容分别为“韶山诗意”、“芙蓉国里尽朝晖”、“虎踞龙盘今胜昔”、“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寥廓江天万里霜”、“登庐山诗意”、“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风展红旗如画”。这一时期，傅抱石的作品中没有了文人的忧郁伤感，取而代之的是光明向上，“一看就知道国家生活在光明的时代里。”

对于这种转变，傅抱石自己很是认可。1958年，傅抱石拜访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时说：“'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话，害了我大半辈子”。

1959年，傅抱石观赏贺天健画展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石涛不止一次地说：“笔墨当随时代”，脱离时代的笔墨，就不成其为笔墨。贺老的成功处，我想就在这儿吧。他还大声疾呼：“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帮助，笔墨！笔墨！我问您有何用处？”

“笔墨当随时代”一语自傅抱石使用后，从此风行于美术批评界，艺术家创作毛泽东诗意画的风气也刮遍全国。有观点认为，大量的毛泽东诗意画，真正接近诗人气质情怀的却很少。过于强烈的个人崇拜，造成了艺术家无法以平常心看待毛泽东诗词，也就无法设身处地感受和理解诗词所蕴含的真实意境。因为总在力图表现出毛泽东诗词的宏大气势，画法相对单一，这些作品又往往显得强悍奔放有余而精妙含蓄不足。

从1960年开始，已经较少描绘“时代标签”性的作品，而是以他习惯的诗意化的方式来表现新事物、新生活。他的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生产建设的实景写生作品，多是在建设工地上的速写，仅作为绘画创作的素材。

1960年9月，傅抱石率领江苏国画工作团开始了二万三千里的旅行写生。在长达三个月的旅行期间，这批江南画家瞻仰革命圣地，参观祖国建设成就。傅抱石的“韶山组画”走红，画韶山、画延安、画其他革命圣地，成了中国画家们描绘的主要题材，画家们开始由一般意义上的风景写生，转变为专门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创作。

从1950年初直至1965年9月去世，傅抱石将当时发表的36首毛泽东诗词全部进行了诗意的诠释，而他的毛泽东诗意画不下一二百幅，事实上，毛泽东诗词也为傅抱石的个人创作提供了一个适合的舞台。这些画中最著名的，要算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他与关山月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好画都是醉后而作

傅抱石得意作品上常印有一枚方章：往往醉后，他的好画皆是醉后而作。傅抱石作画前必须一瓶酒下肚，作画时也要喝上几口。他家中有一口大缸半埋地下，装满泸州大曲。抗战时期，由于烦闷，傅抱石有时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不吃不喝，入口的只有大曲。

1959年7月，傅抱石与关山月一起应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山水《江山如此多娇》。那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都十分紧张，哪还有酒喝。喝不到酒，傅抱石一点创作灵感都没有，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酒，连笔都拿不动，挥不开。”

没办法，傅抱石只好写信给周恩来“要酒”。周恩来特地派人给他带来好酒，《江山如此多娇》才顺利完成。但这幅画他并不满意，因为长期画小画，他认为最后的成品反而不如他之前画的小稿。1961年，国家经济好转，傅抱石也有了好酒，他到北京提出想重画这幅巨作，但周恩来考虑傅抱石年纪大了，画这样的大画很耗费精力，就说：“我看算了吧，这一张已经很好了。”据说当时傅抱石从南京坐火车到北京，一路上酒不离身，火车到站后，卧铺下堆满了酒瓶。

书画史上，饮酒作画的名家也不在少数，吴道子曾为了一壶美酒，无偿为寺院创作壁画。王羲之书写自己最得意之作《兰亭序》也在微醺之时，醒来后这位大书法家发现，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此般佳作必为偶成。

1963年时，友人劝他为身体着想少饮酒，他说：“悲鸿只活了五十八岁，明人大画家唐寅还不如悲鸿，我今年已是虚度六十了，即使死也不算短命。”1965年，傅抱石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已禁止其饮酒，但没用，因为没有酒就没有傅抱石。他作画时“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这一年，傅抱石应邀为新落成的上海虹桥机场作画，作为享誉全国的大画家，主人给予了热情招待，每日觥筹交错，加重了病情。回到南京家中没多久，傅抱石突发脑溢血身亡，死时只有62岁。

傅抱石死后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美术界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很多画家不是坐牢就是被打成“右派”，甚至被活活打死。死去的傅抱石被江青点名，他在雨花台的墓地被捣毁，家被查抄，子女挨整。

傅抱石没有出生在书香门第，却有与生俱来的艺术家气质。他生性随意，把酒当歌，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难得地保留了自己特有的那份细腻和美好。那些带有时代标签的艺术品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建融说：“傅抱石有幸而早逝，如果天假其年，他的艺术又将成为怎样的一种面貌，实在不能不让人担心。”笔墨当随时代，这到底是艺术妥协于政治的表现，还是政治环境下孕育出的艺术之花，也许是令所有画家和看客都困惑过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