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
他缔造了《南方周末》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将这份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报纸，送上了开启民智、呼告民生的历史航程，他就是《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这是一个经历异常坎坷的传奇报人，幼年丧父，一直在亲戚家寄养；参军后，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特务关押；文革时期，他成了广东省最著名的造反派……直到50岁的时候，他被聘请做《南方周末》的主编，打造出一份充满活力、饱蘸良知的影响力读物，一纸风行；而左方自己，也终于在半生的动荡和反思之后，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本期腾讯大师系列，我们请来左方先生作客，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述他如何在时代的漩涡和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寻找出路。
国难孤儿
我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槎头的乡村里。我的父亲是当时这个村的乡长和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接近广东。父亲将13个乡的民团组成一个抗日民团。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无烟局兵工厂，做黄色炸药，是清代那时候建的。日本来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领着13乡的抗日民团把这个厂拆毁了。
所以，日本人一进广州，就到我们村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当时就灌水。他们把男的关在一边，女的和小孩关在一边。后来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让女人和小孩可以先回去。这时候我妈妈想带我去见我父亲一面，但是乡里的人劝阻，怕日本人知道她是家属。
妈妈只好就叫我的表姐抱着我去，路过父亲受刑的地方，我看到爸爸已经昏迷了，趴在地上。我表姐小声跟我说，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这一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那时我才6岁。我表姐背着我去看我父亲最后一眼，我永生都忘不了。
后来我爸爸给抬走了，关在广州日本宪兵部。我有个二姑妈，她嫁在附近的村。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当了汉奸，他就跟我二姑妈说，只要给100块大洋，就会放我父亲。结果我妈妈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到日本的宪兵部，交钱给那个汉奸。
走到半路的时候，看着一辆车开出来，拉着犯人去行刑。当时我妈妈吓得就坐在地下了。去到之后，把钱交给了那位汉奸。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受骗了，我妈妈碰到的这个行刑的车，我父亲就在这个车上。
父亲被抓时，妈妈已经怀孕，生产时日本兵第二次进村，村民都跑光了，有个日本兵进我家，见我妈妈躺在床上，日本兵便用刺刀恐吓我妈妈，我祖母跪在地上求他，他踢了我祖母一脚，我妈妈产后没奶，只好请人将小妹妹丢在广州街头。
我爸爸在临刑的时候，他留下一个玉镯，叫他的难友以后带出来，这个玉镯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按照我们村的村俗，亲人被关进去，孩子每顿吃饭前都要到门后喊几句：爸爸，回来吃饭吧。据说喊完以后，亲人会放出来。所以，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妈妈都要叫我到门后面去喊。但是，我喊爸爸的那个哭声让全家人都流眼泪。
在证实我父亲被杀前，每天都是这样喊，所以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泪来吃饭的。国仇家恨，怎能忘记。我妈妈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这对我后来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深有体悟的。
野孩子
父亲牺牲之后，我妈妈去广州打工，把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交给祖母。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小学了，只有私塾，我7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四年。这段时间我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抓鸟，钓鱼，抓各种昆虫，我也爱打架。但是我打的都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孩子，他父亲和哥哥都有枪，所以他横行霸道，专门欺负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人生得满脸横肉，村里人都给他一个外号叫“老鬼成”。但是我偏偏就是跟他打架，但是我没有打赢过一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是眼睛肿了，就是鼻子流血，或者牙流血。我祖母就老说我，说人家“老鬼成”是拳头可以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说我看不惯他欺负人。
现在我和“老鬼成”都已经年近八十了。我听我现在还在家乡的堂弟春节来拜年告诉我，说“老鬼成”跟他说，我从小是跟你哥哥打架打大的，但是他没赢过我一次。我堂弟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打我哥？他说都是他挑起来的。撩人口贱，打死无怨。大概，我性格中的野性，叛逆性，就是在这样一种没人管束的生活中形成的。
寄人篱下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妈妈有一个舅父，他很有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想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个女婿只会花钱，不懂做事。
有一年春节，我妈妈带我到舅父家，我叫舅公了。他的孙女比我小几个月，是我的表妹。我第一次在他家里面看到很多外国的童话。像《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木偶奇遇记》，我在农村过去都是看《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这类小人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文艺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后来热爱西方古典文学的一个起点。
当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我一动不动地看了三天书。这个舅公见此很高兴，他就跟我妈妈讲，你整天说你孩子调皮，我看他静静坐着三天都没有动，都在那里读书，你不如将他留在我家，让我供他读书吧，他和他表妹可以上同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我就到广州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因为他这个女婿知道他的岳父的用意是等我长大后接他的生意，所以老是挑他女儿跟我闹矛盾。那时他们家很有钱，有黄包车送饭到学校吃的。我的表妹见到哪个菜好就吐口沫，气得我多了，我就打她。她回来就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又打我又骂我。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在农村很喜欢捉蟋蟀，有一次路过知道有一个店卖蟋蟀的，我就偷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几个零钱去买了一只蟋蟀，结果他就说我偷他家里的钱，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母亲看到我手上、脸上都被打伤，就很气，马上把我带走，叫我回槎头去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是想在广州念小学，我不想回村里。我妈妈就说，你有一个九婶在广州，不知九婶能不能收留你。
后来九婶同意了。九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很贫困的房子里面，大概一个房子住了十多家人。九婶租了一个小阁楼，她跟大女儿推大板车，去黄花岗那边拉一些劈柴，然后拉到西关那边卖。很苦的。没有钱买菜，都是在菜市场那里捡人家剩菜，回来用盐水一腌当菜吃。她二女儿没书读，在家做饭，她儿子比我大三岁，和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连张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地板上，在床上做功课，晚上我和堂哥都是睡在地板上。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第一次审查
七航校是中国的第一家老航校，在牡丹江。它主要是培养飞行员的，但是办了一个绘图班。学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分配我到训练部的绘图室，报到后，我才知道这个绘图室不是搞机械图的，而是搞美术图的。
因为训练部主要是训练战术，绘的图都是怎样跟美国飞机在空中对抗，图下边都是田野、坦克、山地森林。但是我已经去了，他们就分配我跟一个叫张绍良的做助手。给他打底色，他画好我帮他描线条。
那个张绍良是没有军籍的文职人员。他在日本长大，是一个油画系讲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于爱国才从日本回到北京的。那时候他画领袖像维持生活，后来领袖像的印刷品出来了，他就没法生活，空军司令部把他招进训练部绘图室。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文艺。所以我跟他很合得来。他从日本带来很多世界名画册，他教我怎么欣赏，礼拜天他带我到公园去教我速写。但是过了三个月，空军司令部的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
要我的是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因为翻译出版出的都是从苏联买来的书，书的印刷质量很低，书中的图都是机械图，没有办法再制版，这就需要一个绘图员再重新画。
所以，翻译出版处去函七航校，要求派一个优秀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们等来等去怎么没来，后来一查是空军司令部组织部摆乌龙了。他们认为我是绘图班毕业的，刚好训练部有个绘图室，就把我调过去了。这样，我就从训练部转到了翻译出版处。
到了翻译出版处之后，我就画机械图了。到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时，我还是蛮积极的，但是突然宣布我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要关起来审查。我对审查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审查了三个月，每个月拉我出来斗争四五次，要我交代反革命行为。
我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审查，硬跟他们争，因而有人动手打了我，踢了我。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斗争会我看见有两个不是我们处的人，好象是上级单位派来的军官。这天他们斗得特别猛烈，斗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两个人拿出一张照片来，问这是你跟张绍良合照的照片吗？我说是。在哪里？我说在北海。几个人去的？我说只是我跟他。他说你们两人去，怎么有你们的合照？我说先他帮我照，我帮他照，照到最后一张了，他说我们来一个合影，请北海路过的人帮我们按一下快门。他们说你一定要交出这个人，我说我没法交。
但是很奇怪，从这一次以后就没再斗我了。但是还是关起来，不过允许我看书，礼拜六还有人陪同我去看电影。直到一年之后，才宣布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是因为张绍良对空军训练部的一个副部长讲了一句话引起的，那个副部长是第一个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
他的二哥还在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张绍良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太懂中国的政治，他有一次跟副部长讲，你想不想和你哥联系？我可以帮你。那个副部长当时也觉得他是好意，就说他当他的国民党，我当我的共产党，我跟他联系干什么？
肃反运动时，敌情观念提高了，都要揭发敌情，他想起这个事，就揭发出来。事情一揭发问题就大了，成了他要策反我们的一个副部长，马上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能他是抓到军法处，经七打八打的，他一会儿说他是日本特务，一会儿说他是台湾特务，后来追问他有没有发展关系，他就说发展了我。
有什么证明？他说我把航校很多情况对他讲了。国民党派一个人到北海和我们去接头。其实军法处的那个人早就清楚审查我是一个错案。他来见我一次之后就交代单位领导，不要再斗我。但是因为张绍良的专案是国防部管的专案，所以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清，我才能够解放。
这次审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文学。特别到了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是机关生活，有星期天，下班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我买几个面包，拿军用水壶装一壶开水，就从他们10点钟开门，一直晚上10点钟关门，都在里面读书。走的时候借两本书，礼拜天还。我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名著也很喜欢，三年内我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一百多本以上。
应该说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些书我当时是作为小说来看的，是一种爱好。但是书中人性跟人道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思想底色。
初恋的打击
审查结束之后，跟我同时毕业的都授予中尉军衔，按部队的规定我们在航校学的时候是正班级，毕业分配之后就是正排级，等于少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要搞军衔制，全军冻结调整级别。所以我还是正班级。
到了两年之后，部队授军衔了，他们原应是正排，误了两年多，应该是提副连级，都授中尉，但是因为我在授衔时还在审查中，所以就没有军衔。这时候领导就跟我讲，那就委屈你授个上士军衔，三年之后给你补偿提拔你当上尉军官。
在空军司令部内，凡坐办公室的，全都是军官，唯独我是个上士，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初恋女朋友后来和我分手了。因为当时审查我的时候，是可以向外通信的，但是所有收到的信和我发出的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看过。当然我和我妈妈通信就无所谓。但是和女友通信，我不想让人家拆。
我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我不许对外泄露受政治审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不能通信，所以你也不要给我写信，我完成任务之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闹三两个月问题就解决，没想到拖了一年。
宣布我问题平反了之后，我就给这个女朋友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她马上就给我回信，也诉说了她对我这一年的思念之情。但是以后我连续给她写信都没接到她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了，向领导要求探亲。领导知道冤枉了我，马上批准我20天探亲假，我就写信给这个女朋友，这是1956年夏天，问她什么时候放暑假，她回信告诉我放假日期，并说她一定要到车站去迎接自己心爱人的归来。但是我到了广州火车站以后没见到人。回到家里等了两天也没见着人我就奇怪了。
我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我以为她学校里面肯定有什么事因而不能出来。她学校领导说她去区里面办的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我说是你们学校要她去的吗？该领导说不是，是她自己临时要求去的，我觉得她在逃避我，因而感到很奇怪。赶紧赶到区里面去。
刚好他们下课，她见到我就借了一个碗打了两碗饭，带我到田头坐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她就哭。我问她是不是另外爱上别人了，她也不说话就使劲哭。我说你如果还爱我，你就点一个头，不爱我就摇一个头，我不是缠住你不放的那种人，只要你摇个头我马上离开。
但是她头不肯点也不肯摇只在哭，一直哭了两个小时。我听他们学习班打钟了，就送她回学习班，找了一辆载客自行车，坐车尾赶回槎头。我就问我们的好朋友，究竟她出了什么事没有。那个朋友告诉我，最近解放军在槎头办了一个转业军人培训班。
有一个贵州的营教导员安排住在我的女朋友家。可能她礼拜天回家和他认识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听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了。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她没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按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她回家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那个营教导员见她又年轻又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就向她求婚。
她可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在空军司令部，不过他现在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通信了。可能那位营教导员对她说现在和平时期哪有什么任务一年不能通信的呢？人家已经到了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哪里会要你这样的一个农村女教师呢？
本来可能她也有这种疑虑，所以就答应了那个军人，可能在结婚报告上签名不久就接了我的信，所以就回了我的信，同时找这个营教导员想收回她的承诺，那个教导员肯定不肯放手，她在两难当中就一直没有给我回第二封信。
后来知道我要回来探亲，所以她又第二次找这位营教导员要收回她的承诺，所以回信要到车站接我，那时候营教导员就采用了很强硬的手段了，可能出动组织的名义，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组织上已安排你们回贵州，工作都安排了，不能再有变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哭着跟我分手。这个事情对我思想打击很大。我没等20天探亲假满，就提前返回部队。
报考北大
我把分手的事告诉了我妈妈，我陪我妈两天，就乘火车返回部队，我对我妈说明年夏天我就复员，我不在部队干了。我回到部队后马上给领导送了申请复员的报告。当时领导还不太在意，以为我是因失恋闹情绪。
确实我那时很苦闷。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摆一些油印的东西。我就上前拿来看，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高考试题，我说高考试题都可以卖的吗？他回答说高考过后试题就可以公开，前三年的高考试题都有。如果你们军人考大学，还不用考外语和数学，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后来我说好吧，四年我都买了。我回来一看这些试题，我答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难。
我去新华书店把所有高中这四门课程的书都买来，卖书的人说你想考大学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教学参考书，是内部发行的，如果你买可以卖给你。这是教育部发给老师参考的标准讲义，我全买了。我就来了一个开卷答题，答完以后我就给一个俄语翻译看，他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
他第二天告诉我，你水平那么高为何不考高考？就凭你这个考卷可以进北大。我说此言当真？他说我保证。我说我是开卷的，他说开卷的那怎么算数。我说不过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将它读完了不就可以闭卷了吗？他说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开始进入高考的准备。我知道每年部队的复员时间大概是第二年4月份，我还有8个月时间。我就先用三个月业余时间，以快读的办法把20多本书读一遍，然后用5个月再细读一遍，果然明年4月份就复员了，我到广州刚好是五一，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再重点地看一遍，就参加高考了，没想到果然就考进北大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是1957年的8月末。
黄金岁月
我们进北大报到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本右派言论集，全校已开展反右派了。但是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十一株“大毒草”、林希翎这个大右派讲的话，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热血沸腾。这不是思想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种有热血的人，我想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我心想坏了，好在我晚点来，否则我肯定站到他们这队伍里面去了。大学的教材我全扔了，只有这本右派言论集至今珍藏着。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突然间学校广播，要大家起来斗右派。我们跑到北大的大饭堂，原来有几个右派学生跑到天津，想通过塘沽港外逃，给抓回来拉回北大批斗。这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我也在喊口号，但是我的心里是流泪的，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抓他们的人强行要他们低头，他们却倔强地在喊口号。这是我进北大后一种最初的心态。
北大给我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反右了，但是北大好的传统还是保留着的。当时还是马寅初当校长，我们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才离开的。我最怀念北大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一个是北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它的大门没有守卫的，所有课室的门也都是打开的，特别是名教授的课，大家去那里上课像去戏院看戏一样，找个座位坐下来就是了，有很多外来我们不认识的人。
第一个学期我学俄语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还是没及格。虽然是从字母学起，但是人家在高中时学了三年，我怎么赶得上，我找系领导要求免修。当时他吓唬我，说我们北大要求学两门外语，如果你不修两门外语是不能发毕业证书给你的。我说我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的档案写明在北大读了五年。单位看你的本事而不是看你的毕业证书。
由于我当过七年兵，跟那些从高中学校出来的同学相比，我的优势是社会知识广，劣势是受过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在许多基础课上，我是没法跟那些同学比的。
但我知道将来工作对我最有用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毕业以后，不可能留在大学或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好在北大不考勤，许多为将来做学术研究用的基础课我都不去上。
我知道北大最宝贵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师级的教授。如果我离开北大，恐怕连见一下这些老师都困难。第二个是北大的图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所以我比那些同学更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我对北大中文系里面的大师级教授讲的课，像吴组缃先生，游国恩先生，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还有王季思先生，王季思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大和北大交换教授，他给我们年级教了一年课，他们都是一级的大师。
对他们的课，我是很认真听的。由于我免修外语，还罢上许多专业基础课，因而就有大量时间到外系去听课，我跑到哲学系听了两年冯友兰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我到西语系听朱光潜先生讲了一年的《西方美学史》，听他讲了一年的《美学概论》，我听了翦伯赞老师讲两年的中国通史，我还修了康德的专题和黑格尔的专题。这些中文系其他的同学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按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
因为北大是从来不考勤的，北大是没有作业的。北大每年的考试只需考两门主课，所以我只是听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些主课。这样的话，在北大，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我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特别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书有中译本的我都读了。
北大没有自修课，下课自己找个阅览室，有很多阅览室。星期天往往我们要提前起床，才能找到一个座位。那一代北大的学生是很用功的。北大在学术上没禁区。北大的老师跟同学是能够互相争论的，考题不按老师讲的答，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高分。北大当时那种环境，应该说对我后来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应该说我在北大这些年，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在北大五年几乎没有空过礼拜天。北大还有一个传统，北大无禁书。我知道很多我离开北大不能看的书，我就拼命去读。包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版的《金瓶梅》我都是在北大读的。
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年的校庆都有很多讲座。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个讲座专题本，各系的有名教授都会拿出他们新的研究成果，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喜欢哪个专题就去哪个课室听。这样，我也去听物理系，也去听生物系老师讲的专题讲座，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很有好处的。应该说我在北大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对于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其实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就喜欢写诗。我的诗当然没地方发表，但是我把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诗集。我把胡风分子阿垅的诗论读了很多遍，很爱诗。
50年代曾经有朱光潜、李泽厚和蔡仪等美学家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辩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几乎所有这次美学大辩论的文章，我在部队时都看了，这又让我对美学和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选择中文系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党派到哪里就到哪里，绝对地服从分配，我们根本不会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反正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要学什么，主要是凭我个人的爱好去学。
在北大后期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给我后来最大的一个影响，使我从原来对右派这些人的敬佩，转变为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思想的激进的极左青年，主要是通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九评》是很有煽动力的，报上每发一篇，组织大家讨论学习，然后又再发一篇。
《九评》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通过《九评》的学习，我完全接纳了很左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对反防修的理论，可以说我完全被“九评”洗脑子。
我们毕业那年是1962年，困难时期分配也困难，所以学校是先放暑假，后回来再接受分配，暑假我就回到广州来了。
一稿成名
我的堂哥左文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有一次去参加舞会，《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杨梵也去了，我堂哥问他，你们《南方日报》要不要人。
他说我们很需要人，特别需要编文艺副刊的。因为中山大学今年从四年制改五年制，没有毕业生。我堂哥说他有一个弟弟，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要不要？他说那好极了，叫我明天就去《南方日报》跟他们的人事部门谈。
人事部门马上同意写信到北京要我，就这样调到《南方日报》工作，任文艺副刊编辑。因为从反右的时候，《南方日报》已经停止了文艺副刊了，这个时候才复刊一年，我分配的部门叫理论文艺副刊部，黄每是主编。
部门分三块，一块是文艺副刊，一个礼拜出两期。还有《党的生活》，是理论性的。《星期六》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是属于文艺副刊这一块，受关振东领导。
我在北大我是重点学文艺批评，我工作不久，全国开展文艺大批判，我正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写了很多文艺大批判文章。批《苦斗》、《三家巷》我发表整版的文章，批周炳这个形象，所以当时报社很看中我。那时候我可以说如鱼得水。
为了配合全国形势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大批判组，让我当组长。除开两周出两期文艺副刊，专门做一期文艺批判版，由我主持。但是我总觉得已经进了报社了，就是一个新闻人，我应该懂得写新闻。所以我向黄每要求去采访。
后来，黄每告诉我，省里面通知《南方日报》要采访南海县一个女生产队长，她叫左凤。是佛山地委新发现的一个学毛著先进分子，曾经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讲用报告。佛山的毛著一下子卖空了，很震动，省里要《南方日报》派人去采访她，黄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了南海县委，就问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记成文字后就洗掉了，当时是使用那种圆盘录音机，他们把记录稿给我看。
我一看，讲话根本没有提到学毛著，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讲话能够震动大会把佛山的毛著卖光？我跑去新华书店，我看到书架上这些毛著封满灰尘，我问店员有没有人最近抢购毛著，他们说没有。
我认为这个左凤肯定是假新闻，我回到县委就把背包背起来走，马上就返回广州，准备告诉领导左凤的新闻是假的。到汽车总站，刚好管《党的生活》的副主编饶子持从一辆汽车上下来。
他问我怎么回事？不是来采访，怎么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他，饶子持说你回去肯定要挨批的，人家是佛山地委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你人都不见也不调查研究，就回去说是假的。
我听后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头，就赶紧背着背包，直接下到生产队去，见到左凤。她大概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一听我叫左方，兴奋地说我从八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姓左的人。
连忙把她六个孩子叫过来让孩子们叫我舅父，一定要留我在她家住，我本不姓左，因此觉得很有趣，就在她家住下来，晚上跟她聊起来。她讲她是个孤儿，后来是南海一个老太婆收养了她，这个老太婆是编竹篮子为生的也很穷。
十五岁就把她嫁了，丈夫也非常穷，她生第一个小孩后几天就下田，生孩子前一天还在下田。我问她你为什么六个孩子还要当什么生产队长？人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她说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当我才当。
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合作化的时候是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大队当治保主任，四清运动时，把这些大队干部斗得很厉害，她丈夫得了神经病回到村里。她村里的生产队长也不干了，快立夏了都没有人下田。
她说我的丈夫有神经病，我有六个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种田，我怎么养活一家人？她找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女的。
她当队长，她的朋友当副队长，就把村里面的生产搞起来了，这一年取得大丰收。所以她说你说吃亏吧，如果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比，我觉得我没有吃亏，如果将单干和合作社比，我没有吃亏。
因为我孩子多，当时还有老人，到了成立人民公社我也没有吃亏。她说如果现在大家都躺下不干，这才是吃大亏了，人家有本事的都跑到外面搞副业赚钱，像我这样有一个有病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挺身而出当生产队长，不管多苦我都要干。
那我觉得她谈的话挺有意思的，我问你学过毛著没有？学什么文章？她说学老三篇，我说老三篇是什么？她说有一个什么张思德，有一个外国人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叫雷锋，我一听笑了，我说谁教你学毛著的？
她说我的大儿子给我念过，我觉得报道她学毛著是不真实的。她这个经历很有普遍意义，我就以究竟当干部吃不吃亏的主题，写了一篇通讯。我当时把这个通讯交给主编黄每心里面还是很怕，因为我私自改变主题。
人家叫你写学毛著积极分子，你却写这样一篇东西。后来过了两天，黄每告诉我，黄文俞看了很赞扬你这篇文章。他决定在明天的一版头条刊登，而且他自己给你配一篇短评。
文章登出来了之后，过了一天黄每告诉我赵紫阳打电话来了，说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创刊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而且要全广东都要学左凤，所有传媒要宣传左凤三个月，赵紫阳的指示下来，全省传媒连续都在那里报道左凤，后来还把左凤封为佛山地委副主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大官。
我也因为这篇报道成了广东年轻的名记者。我知道并不是我这篇稿写得多么好，而是四清运动后许多基层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的报道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得意的，大家也都赞赏我。所以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还是读西方世界名著。
候选接班人
文艺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中央指示广东要批欧阳山。当时陶铸要对《三家巷》、《苦斗》拿出一篇定性文章。为此指示组织四个大批判组。
省委文艺处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羊城晚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中山大学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的批判组是黄文俞当组长，组员都是处以上干部，只有我是一个普通编辑。而陶铸交代四个批判组的研究结论都要向黄文俞汇报，最后由黄文俞亲自执笔写那篇定性文章。
黄文俞把全组人带到佛山记者站躲起来，专门研究《三家巷》、《苦斗》，晚上黄文俞叫我到他的房间。问起我在北大读书的一些情况，我讲了我听过朱光潜、冯友兰老师的课。
他很感兴趣，黄文俞告诉我他对文艺评论非常感兴趣，抗战前在香港以写文艺评论为生的。他和他哥住在隔壁房间，有一个地下党员劝他哥入党，他哥不肯入，他跑过去说，他不入我入。
就这样他就入了党，抗日的时候调到东江纵队当宣传科长。解放广州他就当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后来当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是王匡是社长，一年半后，他就调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
他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对1956年美学大辩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多年没有找到一个就美学问题的谈话对手了。
回来之后，我就下去阳江县搞四清，我没想回来之后，关振东偷偷告诉我省委要求《南方日报》要提出两个接班人。第一线的接班人，黄文俞提黄每，黄每同志是一个杂文家，当接班人理所当然。第二线的接班人居然提我。
当时有人说，左方才毕业三年，怎么提他接班人呢？黄文俞说不是三年了，他有七年军龄，按照规定他们调干生大学五年是算工龄的，那十二年，加上来报社三年就十五年了。提接班人也不是马上接，到接班的时候都有二十多年的工龄，怎么不能接班？就把我的名字报给省委组织部。
批欧阳山和秦牧
1966年文革开始了，省委把我要去省委大批判组，当时中央给广东的任务是批欧阳山跟批秦牧。我在大批判组里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当时领导我们这个大批判组的是宣传部的部长陈越平。我第一篇文章是批秦牧的《艺海拾贝》，写了一个版。
文章很快就通过了，陈越平很满意，但是对批欧阳山这个小组就不满意，说他们没有激情。当时省作协在政法学校集中搞批判。他们就去省作协参加批欧阳山，以增加点激情，可是到会场发现他们都是一人一杯茶，在那里聊天。他们后来跟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商量，要求联合批一次欧阳山。
仇志杰同意了，欧阳山批判组由罗源文和黄树森负责，他们来找我，要我们也去批欧阳山，当时们两个组都有一批大学生。到了出发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拿出一顶高帽来。
罗源文说我是省委的干部，你们搞武斗我不去了。而学生则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斗你管得着吗？罗源文是主持人，他不去那怎么办？
黄树森对我说，我也不方便主持，但是我去，是不是由你来主持。我说好吧，但是我跟那些学生讲好，不能随便给人家带高帽，除非欧阳山非常顽固你们才戴，你们要听我的，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戴，我不拍桌子你们不许戴。
结果我们一去到那里，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是个青年女作家，她一看我们戴着高帽去，就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参加。我说我们干革命还要你批准吗？你们不参加我们自己斗。
我们就把欧阳山拉来了，开初我们一直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我问欧阳山，你写的《三家巷》、《苦斗》总题目为《一代风流》，你是要篡改历史，你要交代你是怎么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是在延安亲自听毛主席讲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后来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下乡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毛主席认为很好，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还在那里表扬自己。我无意识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没想这些学生以为我给他们发信号，马上就把欧阳山压在地下让他跪着，给他戴上了高帽，欧阳山很胖。跪了不到两分钟就趴在地下。我这个时候知道坏了，窗户外面作家们都在探头看我们。
所以我过了一会儿说，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可以让你再坐回椅子上，我就把他扶回椅子上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杂文家曾经写文章，说我是广东文艺界最左的，第一个把欧阳山打倒在地上，实际内幕就是如此。
我写的批秦牧的第一篇文章是要送给赵紫阳审的。当时赵紫阳在湛江开三级干部会，陈越平叫我坐飞机到湛江去，我去了见到赵紫阳。赵紫阳就叫他的秘书带这个记者去饭堂，叫师傅给他煮一碗瘦肉面再给他加两个鸡蛋。赵紫阳这个人做事还是蛮细心的。我吃完面回来了见赵紫阳带着两个秘书在那里对语录。
我说赵书记你不用对了，这些语录我们反复对过。赵紫阳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继续对语录，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看来赵紫阳并不关心批秦牧的内容，而是关心语录是否有错，那是政治问题。
他签了字，批示可发，他告诉我有一架专机送你回广州，你告诉黄文俞文章明天就见报，要放在一版。走时没有想到赵紫阳跟着我出来，我以为他送我，我就说赵书记不要客气了，不要送了。
赵紫阳的性格不外露，他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后来送到院子门口了，我说赵书记您请回吧，他还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送出来，我这样一个小记者怎么能让赵书记送。在路上我又说赵书记你请回吧，你这样送我我不好意思。
赵照旧说，没事儿，走走，到了院子大门时我才知道，原来区梦觉先回去。区梦觉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同志，赵紫阳一直称她区大姐，原来他是送区大姐。我这时的脸就要红到脖子上了，是表错了情。
揭发陶铸
批秦牧《艺海拾贝》的文章就登出后，陈越平给我第二个任务，是写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是秦牧在大鸣大放时期写的文章。一天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罗源文跟我讲，你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一百倍，我说什么讲话那么厉害？
他说是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我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他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不敢看。我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我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他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我晚上连续把陶铸这个讲话看了三遍。按照我那时那种左的观念，搞大批判的观念，确实认为他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
星期六回《南方日报》我的宿舍，和我同房的叫黄衍辉，我就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他，他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
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我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他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我想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他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
我把信写好后他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
他建议我们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我们就把这个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这事是后来我陷进文革的一个源头。
巴黎公社梦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我当时很震动觉得究竟怎么回事？也觉得姚文元上纲上线那么高，而且吴晗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明史学者。当时，黄每传达黄文俞的指示，要我们部研究究竟《南方日报》要不要转载？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转载也不好，不转载也不好，我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
这个时候我正是在省委大批判组，我看到这公布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我觉得过去我们整天讲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个等级的体制社会。如果要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砸烂这个体制，要在中国搞巴黎公社。
我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越看越激动。觉得以后中国所有官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老百姓也有罢免权，而且官员们的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所以只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去当官。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这是我对文革的最初一种认识。
一天我到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看到有一张叫高翔的学生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北京的来信》，他贴的这封信是他在北京念书的妹妹写给他的，说当前我们学生不能再让党委做我们的保姆，我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看后认为这信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不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怎么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呢？
我就马上去见高翔，我们俩人一会面就很谈得来，认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要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去华工，知道高翔已经被省委关起来了。
采访红卫兵
后来不久，陈越平关到牛栏里面去了，由省委的秘书长李超来领导我们大批判组。过了不久黄文俞也关到牛栏里面去了，赵紫阳决定李超带一个业务组进《南方日报》。在这之前省委派了个检查组（实际是工作队）管《南方日报》的运动，李超只管报纸。李超走了，大批判组也解散了。我就跟他回《南方日报》。他到了《南方日报》以后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宣传部，让我当红卫兵小组的组长。
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记得我当时跟第七中学的红卫兵去抄广州市副市长，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家。抄了好多东西，其中里面有很多豪华物品，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连卫生间都放有外国的糖，当时我也觉得很气愤，觉得这个人也修得够可以了。
这些学生抄完之后，看到他家有一只小猫，把这只小猫给吊起来。后来我跟红卫兵队长讲这样不好，应该把这只小猫放下来，我说你们走后好多老百姓都会来看的，你们这样做对红卫兵的影响不好，这个卫兵队长听后就把小猫放下来了，他们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把抄来的东西搬到车上。
他们学校后面是一个天主教堂，他们一下车就各自跑掉。由教堂里面的老师出来清理，这些老师将这些东西搬到教堂里面，分门别类地放好登记，我进教堂里面看，放有很多钱、金条、手表和各种饰物、衣服。
那个时候的红卫兵确实他们没有动过抄来的一点东西，抄回来就扔给老师处理。我听说执信女中的红卫兵最厉害，《羊城晚报》有一个记者去采访，被她们把头发给剪掉了。我说真的这么厉害，我偏要去采访一下。
结果我到了执信女中，她们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来采访，结果说带我到一个房间里面去。正中坐着两个女孩，可能是红卫兵的头，两旁站着几个女孩，有点女卫士的样子。
她们问我，什么成分？我说工人。又问什么出身？我说革命军人。你来干什么？我说来采访。记者证？我递给她。她一看就把我的记者证扔到地下。你看你这个头，梳得锃光瓦亮的，狗孙子。我说谁去照照片不是把头梳好，我哪里像狗孙子。她说你们都是赵紫阳的走狗，我们红卫兵不需要你们宣传，滚出去。我只好捡回记者证出去了。文化革命中，女红卫兵打起人来比男红卫兵更凶狠，为什么？或许是社会心理学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报纸发表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到七中去采访了，七中是我的点。我就组织他们学毛主席指示。他们都发言要执行最高指示，我说你们学习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你们今天下午要不要去抄家。他说去，我说我要跟你们去看看你们是不是真不搞武斗。
结果去了一条街，他们打门上去了，屋内有一个妇女，大概四十来岁，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他们一到就要她跪在地下了。以当时的情况还不算什么武斗，我也没有吭气。
他们问她，我们来扫四旧，你们家里面有什么四旧交出来，那个女的说，我们没有四旧，他们就动手抄了。抄出了一些金戒指，这个还不算是四旧？一个红卫兵就把个脸盆戴在她的头上，还要剪她的头发。我说，你们不是说不搞武斗吗？话一出口有人在我的背上抽了一皮带。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的红卫兵。红卫兵队长喊不要打他，不要打他，他是革命的记者。
红卫兵队长告诉我，打我这个人是从北京来串联的。我问红卫兵队长干吗来抄这家人的家，他说她家是双料右派。我建议说你们把周围街道的群众都召集来，由你们就宣布她的罪状。让她来交代罪行，不是更有教育意义吗？
红卫兵队长说对呀，一下指令，红卫兵们到处去打人家的门，把街上的群众都给召集起来了。我就叫他出来主持宣布她的罪状。他说是派出所告诉我她丈夫和她都是右派，其他的事我都不知道。群众都来了，我只好出来代他主持了。
我就问他，你丈夫是右派吗？她说是。你丈夫干什么的？她说，是韶关勘测队的一个工程师，说了一些右派言论，被打成右派。她是在一个幼儿园当阿姨，替他丈夫抱怨，说她丈夫从来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也把她定成右派。
她说她丈夫已经摘帽了，我问她你摘帽了没有？她说我没有摘帽。我说你就是最反动的了，你丈夫都摘帽了，你还不摘帽？她说我被开除了，我在家里面当家庭妇女。所以没有人给我摘帽，这个时候我有点下不了台了。
我只好跟群众讲，在你们这条街有右派的家庭，你们以后要注意监督他们，帮助他们改造就宣布散会。
我还亲见一个有关赵紫阳与红卫兵的有趣故事。第一次北京的红卫兵到广东串联，赵紫阳要接见，地点在省党校接，我听说红卫兵是天兵天将，想今天晚上看一看赵紫阳怎么接见这些天兵天将的。
赵紫阳没来前我先到了，看到一帮孩子们在打打闹闹，跟平日见到的普通中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赵紫阳带着省委常委一帮人来了。学生坐一边，赵紫阳及其他省委领导坐另一边。
赵紫阳说我先来讲几句欢迎词。红卫兵的头子说，没有轮到你讲。赵紫阳说那你来讲。红卫兵头头说，什么我讲？是毛主席讲，读毛主席语录。赵紫阳这帮人没有一个人有毛主席语录的。
红卫兵队长高声骂道，怎么你们广东省委通通都不学毛主席语录。赵紫阳从容回答，不是不是，我们今天匆忙没有带。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们和省委领导一个一个跑到红卫兵身边读语录。读完了坐下来，赵紫阳又要讲话了。
红卫兵队长说，没有轮到你讲。赵紫阳微笑说，那你们请讲。红卫兵队长宣布说我们红卫兵开会前有一个规矩，先报家庭成分，这一报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家庭成份。红卫兵们大声喊道，什么，你们广东省委都是黑七类，赵紫阳你给我写一个省委常委名单，要将家庭成分写清楚交来给我们。
赵紫阳说名单我不能写，因为他们省级干部是中央组织部管的。我看赵紫阳谈笑风生，但是区梦觉他们把嘴噘得长长的气得要死。那个时候我觉得红卫兵真是厉害，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北京红卫兵的厉害。
组织战斗队
各地著名的红卫兵组织都派联络站来驻守广州。什么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哈军工等，我是红卫兵采访小组组长，我都跟他们接触，大家都在那里交流文化大革命各地情况。我在《南方日报》一个叫林玲的好朋友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是检查组选定的骨干，她告诉林玲检查组说我是一个危险人物，要监视我，叫林玲要跟我保持距离。
林玲把这个事儿告诉我。我一听危险人物就知道是我写给中央告陶铸的信泄密了，我叫黄衍辉赶紧去省委问一问这个机要交通员的情况。
他回来告诉我，这个机要交通员失踪了。那时候我的判断，他可能被政府抓起来了，但是省委不敢抓我们两人，是怕过早把陶铸的讲话扩散，但我和黄衍辉早晚要进监狱。
我跑去华工找高翔，这时候高翔已经是华工红旗的司令了。他就跟我讲你不要怕，我们绝对跟广东省委干到底的，你如果有什么风险你就进华工，我们保护你。
但是他又说，你也不要坐在那里等死，你应该回去《南方日报》组织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各地的造反派都在反工作队，既然检查组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你就把矛头对着检查组干。我想了想也对，反正不干也要进监狱。
我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找了六个最好的朋友成立了一个“遵义战斗队”，发表声讨检查组执行反资路线声明。没想我们这个声明一出来，《南方日报》就炸开锅了，没有一个礼拜就出现三十几不同名称的战斗队。
总体来分，一些是保检查组，一些是反检查组，《南方日报》的检查组虽属工作队性质，但和高校的工作队表现完全不同，高校的工作队都是和校党委站在一起的，而检查组的成员都是思想极左的人，造反精神十足，他一进入报社就宣布了《南方日报》整个编辑部都是黄文俞的势力基础。
科以上的干部和政工干部都是保黄文俞的骨干因而不能依靠。只有新成立不久的《广东画报》及其附属美术印刷厂是他们的依靠对象。
检查组又认为《南方日报》的印报厂的工人思想保守，文化低。《南方日报》的印报厂本来跟美印厂有矛盾，所以全部成员都加入到反检查组的阵营中来。
后来所有反检查组的组织便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合总部，成为了报社的多数派。我们占《南方日报》编辑部里面的70%，印报厂的100%.保检查组的主要是画报和美印厂及《南方日报》少数编辑记者。美印厂的车间主任、厂长由于本厂工人反对他们也都归到我们这边。
我们联合总部成立一个核心小组，分工是一个叫陆卓文的工人头头，负责工厂的运动，编辑部一个叫张仲芳的头头负责编辑部的运动，我则代表联合总部做对外联系工作。
文化大革命都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产业工人多，党员多，劳动模范多，中层干部多，比较讲政策，被称为保皇派，而少数派则以大学生为主，紧跟中央文革小组，造反精神足，被称为造反派。
那个时候广东已经成立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这些头头跟我很熟，而且我整个思想都是造反派的思想。虽然我们联合总部成员属多数派结构，但由我负责对外联系工作，我还是将联合总部带到造反派的阵营中去。
夺《南方日报》的权
北京传来一个消息，北京的传媒界要发起成立一个全国新闻界造反派的组织。据说是江青的指示搞的，她要以此控制全国的传媒。当时大家都认为谁参加了这个组织谁就是造反派了，所以各个省传媒两派都跑到北京去申请参加。
北京传媒界成立了一个资格审查小组，凡要求参加的两派组织都要在他们面前辩论，再由他们批准哪派参加。我是和工人头头陆卓文赴京申请参加的。我在北京的同学很多，很快就了解清楚资格审查小组的审查标准，他们的审查的标准是三条，一条是封报纸，第二条是反工作队，第三条是反本单位的走资派。
《羊城晚报》被封了。造反派发表了一个封报宣言，我代表联合总部也在宣言上签了名，所以封报宣言的传单里面有我们组织的名字。
我打电话叫联合总部把封《羊城晚报》宣言书和反检查组和揭走资派的主要大字报底稿送到北京来，《南方日报》两派开辩论会时，我发言后把广州送来的材料交给资格审查小组。对立派代表的发言主要是为检查组作辩护，当时北京正是批工作队的高潮，凡是反工作队的都称为造反派，保工作队的都称为保皇派，所以他的话还未讲完，就被资格审查小组视为保皇派赶出会场。我们不仅被接纳了，还吸纳为这个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
这个全国总部的全称是中国毛泽东思想新闻兵，所以我们参加后也将联合总部的名称改为新闻兵。第一次参加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会议时，我才发现这个组织的背后是受清华井冈山策划和控制，清华井冈山派人来出席会议，指令我立即返回广州封《南方日报》。
封《羊城晚报》是清华井冈山驻广州联络站发起组织的，当时广州很多工人起来反对，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工人去冲他们。后来被称作“地总”、“红总”。两个工人组织就是在反封报中成立起来的。《羊城晚报》是没有工厂的，是《广州日报》帮他印的。他都是编辑记者，顶不住冲击，所以清华井冈山要求我回去封《南方日报》，把反封的力量引到《南方日报》来，因为我们人多而且有几百工人。
我当时已经是这个组织的分部，只有同意回广州封报。我买好车票准备晚上坐车启程，就听说陶铸被抽出来了，我赶紧跑去中宣部去看大字报，果然贴满陶铸大字报，更奇怪的是我写给江青的那封信居然也贴在中宣部。
在火车上我一直和陆卓文商量如何封《南方日报》，我一下车看到广州满街都是打倒赵紫阳打倒陶铸的、大标语，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封《南方日报》，如果我们封《南方日报》，人家就会说你早不封晚不封，陶铸揪出来才封。
把保陶的帽子戴到我们头上，所以回到总部在全体成员参加的大会上，我传达了北京总部的指示和我认为目前不宣封报的看法，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没想到晚上《广州日报》一个叫新闻战士的组织打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请我去商量，因为我们和他们同属北京总部的，我就去了，他们把我领到一个放纸仓库的角落里开秘密会。说明天他们报社的工作队的队长来《广州日报》做检查。
他们对立的一派因为参加不了全国那个总部组织，气急败坏想借这个机会把工作队队长扣留，同时封《广州日报》。如果对立派封了，他们就被动了，但是他们因力量不足不敢封，要求我们两家一起封。
我跟他们讲，如果这时候封报的话人家就说我们保陶。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后来我说这样吧，是不是把全国驻广州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儿都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用车把他们接来了。
复旦大学的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儿告诉我，昨天才接到总部的消息，是毛主席支持《文汇报》夺权，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学《文汇报》夺权。我说这个绝对不行，如果我们夺了权对方就不会参加办报了，他们天天在那里挑我们的毛病，我们忙于办报还天天应付他们，报纸不可能挑不出毛病来，那我受得了吗。
会开到天亮没任何结果，我回《南方日报》宿舍睡了一觉，到吃午饭时回报社，总部的人告诉我说文汇报派人来串联，说毛主席支持《文汇报》夺权和介绍他们的夺权经验，动员我们夺《南方日报》的权。
来串联的人说我不知道你们报社两派究竟谁是造反的，我两派都去，就看你们的行动。总部的同志还告诉我说，他们已经通知所有的战斗队长，今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夺不夺权。我一听就很紧张，连忙打电话给高翔。
这时候他已经是广州高等学校红卫兵司部的司令了，我请他到《南方日报》来。他说权要夺但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我们司令部里面正在闹分裂，中大红旗的头头武传斌因为得到林杰的支持，可以直通中央文革小组，所以他要独立成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另外广州工学院的头易作才亦要独立出去成立红一司，你们现在夺权，三家都要插手你们就难办了。我们分裂完之后，大方向还是一致的，我们商量好支持你们，你们夺权才能得到所有造反派的支持。
我觉得高翔讲得有道理，所以晚上开会的时候，战斗队长们多数主张要夺。我不断说服他们，讲现在不能夺的理由。
在争论中突然有人上来报告，我们的对立派贴了一个宣言说他们夺权。我赶紧从楼上跑下来看，他们果然发了一个夺权声明。我想这个权我们非夺不可，如果我们不夺他们夺了，我们不参与办报，他们这个报是没法办的，因为他们没有工人。
结果是我们破坏了毛主席支持夺权的指示，如果我们参与办报我们受他们指挥，我们是多数派不服气啊。所以我就改变主意决定马上夺权。其实夺权很简单，就是起草了一个声明，选几个强的编辑记者另外找了两个工人成立一个办报领导小组，由这个小组向李超领导的业务组宣读我们的夺权宣言，李超马上表示愿意交权。我是管外联工作，就派车将本地和外省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都接到东湖招待所开会，宣布我们夺权，参加会议的头头对我们的夺权都很支持，说他们要出一个联合声明登在报上支持我们的夺权，由《羊城晚报》的造反派头头负责起草，明天下午再来讨论宣言稿。第二天我去讨论的时候，他们首先不是讨论这个稿，是讨论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进入报社，我就说那不行。
报纸最后的审稿权、财务权、记者的派出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上。你们派进来的只能是顾问小组，给我们出主意，提供情况。因为我心里想，你们派进来的人到文革结束时都跑掉了，最后出的问题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坚决拒绝。
没想他们马上在会上宣布我是混进造反派里面的真正保皇派。会后他们晚上就派人进来把我们总编办公室占了，我们也不管他，照旧出我们的报纸。他们在我们的总编办公室住下不走，竟然住了一个多月，到广东实行军管时才跑走。
派性较量
我们是1967年1月10号夺的权，还是广东第一个夺权单位，十天后造反派派代表拿着一条消息稿来见我。他们说《文汇报》夺权第二天北京三报一刊就发社论支持，你夺权十天了中央都没有表态，原因是你们夺权没有大动作。
他说最近广东的保守派的工人组织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一个10万人的批陶大会，实际上是假批陶，煽动工人搞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如果你们敢于批这个保守派的工人组织，中央就会支持你们。
当时我急于取得中央的表态，也知道反封《羊城晚报》就是这一工人组织所为，在我心目中也将他们视为保守派，因而同意将他们带来的消息稿登在报上。登了之后第二天，造反派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保守派的工人要来围攻你们。当天傍晚果然就来了两个工人代表，由我接待他们，他们说我们诬蔑他们的批陶大会，要求我们明天在报上道歉。
我不同意，跟他们在那里争辩。后来有个同事送来一张大样假装叫我签名。我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报社被包围了，叫我立刻逃脱。我应付了他们几句之后，说我要到卫生间，便跑到铸字车间躲起来了。
他们这天来了大概几千人，把整个《南方日报》包围了，后来发现我逃走了，工人们就冲进来了。但是这些工人很守纪律，他们宣布来的目的只是要道歉，保证会保护生产，宣布所有生产的车间工人都不许进，怕有人混进来破坏生产将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还宣布编辑、记者在三楼可以自由办报，但是不许下楼，而印报厂工人带着工人的臂章就可以自由进出。到了半夜有工人给我送来了一个稿子。原来是一个叫省革联的组织夺了赵紫阳的权，要我们《南方日报》明天登他们夺权公告。我那时候就傻了眼，知道我上当了，造反派要我们登他们送来的消息稿，是把这些工人头头都引到《南方日报》来，好让他们顺利夺赵紫阳的权。
我问送搞来的工人都是哪些组织夺的权，那工人说送公告来的人不肯讲，只回答省革联就是省革联。夺权公告究竟该不该登，我就只好在车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处的人接的电话。
我把情况告诉他，广东有个叫省革联的组织夺了省委的权让我们登公告。我们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登不登，他说我们把你们的情况报告中央文革首长，如果中央文革首长有指示，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你们，如果没有指示我们就不打了，登不登由你们自行决定。
我等了几个小时没见他们回电话，又有一个工人给我送来了一篇新华社发的两报一刊的社论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我就明白了这次省革联的夺权是响应中央文革号召的统一行动。
那就不能不支持了，我就让工人叫一个写评论的编辑穿着工人的工作服，戴着工人的臂章到我这个车间来，他叫王初文，我们坐在机器底下写了第一篇支持省革联夺权的社论，题目是《这个权夺得好，夺得有理》。
早晨来包围的工人都回工厂上工，而这时省革联则派人来了，说我们已经夺了省委的权，你们是省委机关报理应由我们来接管。我说毛主席号召的是群众夺权，没说谁服从于谁。
你夺你的我夺我的，都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且我们夺权是完全支持你们造反派，你看我已经发了社论。以后你们可以给我发出指示，但是报纸还是由我们负责，我们不同意你们进来，如果你们一定要进，跟我们搞僵了，我们就不会听你们的指示了，也不接受你们的领导。
他们后来怒冲冲走了，并声言要抓我。我们连续写了三篇社论都是支持他们夺权的，没想到1月25号省革联送来一个公告。原来公安系统一个叫1.25总部的群众组织对省革联进行反夺权。
省革联就宣布他们这次反夺权是反革命行为，宣布1.25总部是反革命组织，要我们将公告登在报纸上。我马上把一些在外边跑的记者找来了解有关情况。他们告诉我一二五总部反夺权是广州军区在背后支持的，而且他们是市公安系统的多数派，全省基层公安部门都受他们控制。我就想，如果我们登了，整个公安系统是反革命监狱，里面的犯人算什么呢，他们造反有理那我怎么负这个责任。我决定不登这个公告。
《广州日报》已被省革联接管，它公开发文章批判我们，我们也不点名批省革联夺权是唯我独革派性夺权，省革联也每晚派人来报社捣乱。
正在这个时候广州军区派人来了，给我们送来一篇稿叫《解放军战士致广州日报的公开信》，省革联夺权后广州军区不表态支持他们，他们就组织大批人马冲军区。《广州日报》发消息说许多战士支持他们冲军区。
所以公开信说《广州日报》的报道是造谣，我们解放军战士过去不支持，今后也不支持省革联，语气很强硬。我当时不在报社，接待广州军区来人是总部头头程生，他说你们致《广州日报》的公开信为什么不送到《广州日报》？
他们说送去《广州日报》他们不肯登。程生说我们也不方便登。他们就亮出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公函要求我们登。我们总部核心小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我说广州军区直接出面了不登是不行的，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登公开信，干脆就跟省革联彻底决裂，在一版以通栏标题批判省革联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时发文章公开揭露省革联唯我独革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的行为。这天的《南方日报》连续加印了三次，不断有电话来要求加印，可见省革联很不得人心。
当天广州军区派人到报社把我接去广州军区，由广州军区的宣传部部长李树夫接见我。一见面就说们小小的新闻兵敢于跟大大的省革联较量，我们广州军区对你们表示敬佩。
他询问了《南方日报》夺权和夺权后的情况，接着告诉我说广州军区完全支持你们，我现在马上派车送你到八一中学三军支左办公室。那里的主任是个军级干部。我到了八一中学，这个军长就接待我，他给我一个电话，是他们军区作战部的电话，24小时有人值班。他说如果省革联派人冲击你们，你们打一个电话来我们就派部队来保护，你们不用怕。
我当时住在沙面，沙面珠江边有一间鹅潭酒坊已经停业。他说你遇到风险就躲在这个酒坊里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已经通知由沙面派出所负责保护你。
后来有人来报社捣蛋我一打电话，军区的摩托车就围着报社转，在附近有两三辆卡车的解放军停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不怕了。过了一段时间军区又把我接去，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向我宣布毛主席指示广东实行军管，省革联算完蛋了，晚上就取缔他们。而且派军管小组进驻《广州日报》，军管小组组长是李树夫。因为你们表现很好，所以我们就不派人了，报纸还是由你们办。
第二天我就拜访军管小组组长李树夫，他告诉我，你们办报不能没有群众基础。我说群众基础在哪里，他说是地总、红总，地总。红总是拥有几十万产业工人的群众组织，原来包围我们报社的就是他们，我说他们不是大老保吗。
李树夫说什么大老保，他们全是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广州军区支持的就是他们，他拿了一篇稿给我，叫我明天就登在一版上，题目是《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广州工人阶级》，内容是赞扬地总、红总两个工人组织。
我箭在弦上，回去就登了这篇文章，地总的头头来祝贺我们，我对他们仍心存疑虑，因为我知道四川的工人赤卫队也是由产业工人组成，后来被宣布为保守组织解散了。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们长期支持你们，你们必须把你们的组织的头头名单交给我，你们总部的会议记录我要看，他们坦然接受了。
我看他们送来的材料，他们的头头都是基层的工人，会议记录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反封《羊城晚报》，是认为老百姓爱看，反对冲军区，是认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我看不到有谁在背后控制他们所以我就决定支持他们。
广东实行军管后，造反派称军管是三月黑风，因为他们的骨干组织是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广医红旗，所以统称为红旗派，而多数派认为三月军管是东风诰盘，自称为东风派，我们的新闻兵组织就这样从红旗派阵营转到东风派阵营。
军管后环境好了，我们新闻兵总部开展一次整风，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我提出两条。第一条，我们把地总、红总召开的批陶大会说是保陶大会，造成了那么多人包围，虽然我们已经参加到东风派里面去。但是我们的报纸必须按照党的办报原则去办。不能把我们的报办成一张派报，两派对骂的稿件我们一律不登，他们抓生产或搞大批判的文章我们登，但是要平衡。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对我们的冲击。
第二条，我们要保持我办报的独立，绝对不能参加到任何一个社会上的大组织里面去。接受参加北京全国新闻界组织的教训，他们要我们封报，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今后必须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大概这可能是我在文革当中最聪明的一招，有了这两条《南方日报》没有发生过武斗，我的权也没有被夺过。
我们新闻兵组织人数虽少，但掌有一张《南方日报》，所以很受东风派组织敬重，所有的会基本上都请我们参加，而且我在那里面发言都有一定的权威性，跟他们的关系搞得很深。
东风派高参
1967年六七月广州开始出现大武斗，两派都抢枪，局面乱得很。但是我还要经常去东风大楼开会，印报厂修理车间的工人好心，给我做了一把匕首作为自卫。有一天开会，这个匕首丢在地下了，这些工人头头们都笑了，说秀才也拿刀了。有个工人头头说，匕首有什么用，我送你支手枪。他给的是一支左轮手枪，几十颗子弹，我觉得这个手枪很可爱，也就拿了。
但是我这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想我绝不会先开枪打人。如果人家先打死我，枪有什么用。如果打不中我，我还手把人家打死了，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作交代时我是打死了一个造反派，还是打死一个反革命，还是打死一个群众。而且身上有枪，别人知道就来抢，我想要这个枪是百害而无一利，第二天就把这个枪交回去了。
当时两大派抢枪的时候，解放军都不阻拦，打开武器库任他们拿，所以有很多枪都流失了。这时候东风派说要给《南方日报》送一部分枪，我说你们抢来的我不要。广州远洋轮船公司有一个组织叫红海员，他们说我们的枪不是抢来的，是从远洋轮船上搬下来的，你们要多少我们送给你们多少。
我们总部的人知道了，有些青年人吵着要。我想不能要枪因为你有枪首先要有人来保护这些枪，否则人家会来抢，而且当时我们报社在市中心，如果要打即使我们有枪也守得不住。
但是他们都说要，我就想了一个计谋，我说这样吧，你们谁要枪都要来登记，条件就是枪发了给你，你不能离开报社，你要做到枪不离身，你要在报社吃，在报社睡，不然的话丢了怎么办，看有多少人登记。
结果只有四五个人登记，我说只有四五个人要枪有什么用，结果我们就没有要一杆枪。后来的武斗越搞越激烈了，广州军区原来是支持东风派的，但在江青的压力下，广州军区的司令黄永胜下令改为支持红旗派，红旗派趁势对东风派大举进攻，大武斗不断发生，东风派的头头们为了我的安全，建议我进东风派的总部东风大楼躲避。我想我一进去必然会参加指挥武斗，因为他们都把我称做高参，所以我拒绝不去。
一天东风派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红旗派要冲《南方日报》，要我赶紧躲避，我去了我姐姐家，这天晚上广州市全城都在打劳改犯，有传闻说公安部门把劳改犯全放了，劳改犯要大抢广州，市民都自发组织起来，打劳改犯，保卫家园。我早晨起来给总部打电话，总部接电话的人说，总部的头头都跑掉了，叫我千万不要回报社。
、我想我离开后总部的头头都跑了，局面一定很紧张，我姐姐家住在西关很闭塞。我妹妹刚好在中山纪念堂对面住，便于了解情况，我就到我妹妹家里面。后来我果然看到很多队伍到向越秀山体育场那边走。打的都是东风派的旗号，我想去那里可能会看到我们总部的头头。果然在大会主席台上见到了我们总部的工人头头邓锦芳。他们告诉我说，那天晚上接东风派的电话，说红旗派马上派人到报社抓人，所以总部的全部头头开了一辆车先到地总的基地广州造船厂躲难，第二天就开车到肇庆市记者站，大家开了一个会，工人头头觉得我们这样跑掉不是个办法，时间长了队伍会散掉，主张回广州郊区的太和镇，在那里《南方日报》有个备战厂，但编辑部的头头都不肯去，全部工人头头去太和了。他趁着开大会的机会坐太和郊贫联的汽车进来广州，准备把我接到太和。商量怎样应付这个恶劣的形势。我到太和《南方日报》备战厂后，就和工人头头们开了个会，大家认为我目标大就留在太和，他们全部返回报社，防止队伍散掉。
我在太和备战厂没住几天，东风派的头头孙亦武给我打电话，说周恩来要两派的代表上北京谈判。东风派的工人组织对东风派的干部组织和学生组织的头头都不信任，唯一信任的是我，一定要我作为东风派代表团的成员赴京，他们准备明天派车用武装护卫我回广州。
我说现在武斗那么严重，到处都是红旗派的据点，你们派武装接危险更大，不如我化装成农民骑自行车回来。我到东风大楼后才知道，几天前周总理就派了一架专机来广州接两大派代表赴京谈判，代表名单都是由广州军区通知的，结果到机场东风派发现红旗派的代表多我们几个人，东风派肯定不干。广州军区说名单是周总理定的，东风派的代表说人数不相等我们就拒绝上飞机，那时红旗派一批送机的人拿出手枪。指着东风派代表说你们敢不上飞机。当时东风派的团长孙亦武就拍桌子，你们几支破枪算什么，我们早有准备，我们郊贫联的民兵营早已架了四门炮在机场旁边。
你们枪一响，我们就炮轰跑道，把飞机也炸掉，看你们能怎么办。广州军区也摸不着头脑，郊贫联的民兵是有炮的。所以广州军区只好做出让步，叫红旗派的代表先上飞机赴京，东风派的代表留下来谈。在商谈中，东风派要求代表数量要同等。代表名单由我们自己定。同时提出东风团代表团长改为地总的另一个主要头头莫起海来当，因为当时莫超海被红旗困在省总工会大楼，红旗派不放人就拒绝赴京。
广州军区向总理报告后，周总理答应我们的条件，明天就派专机来接我们赴京。我们在北京两个多月，总理接见了我们六次，每次都和戚本禹一起接见。第一次要派总理联络员到广东平息武斗。让我们两派各派十个人跟总理联络员回广州，实际上把两派代表都作为人质。哪里发生武斗，东风派由东风派的赴京代表去制止，红旗派亦是如此，总理就用这一招把广州的武斗压下来了。第二次接见是是逼我们签订上缴武器的协议，后来大部分的武器也交了。第三次要我们签订停止武斗的协定。
后三次接见是讨论广东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协商参加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名单，同时要两派签订实现革命大联合解散山头的协议。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周总理前几次接见都是在批评东风派多，偏袒红旗派。
没想到最后一次接见，总理大批红旗派，批得很厉害。当时把我也搞蒙了，后来才明白，毛泽东“武汉事件”之后，他知道打倒多数派是不可能的。文革前期他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全力支持造反派打倒大批老干部，接着又想通过解放军支左打压分化他视为保守派的多数派，让造反派一统天下的成果，认为这样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为江青接班扫清道路。但是通过这个被称为保守派的武汉百万雄师叛乱，要打垮多数派是不可能的事，不仅多数派力量强大，而且支左的解放军多数反而站到多数派一边，搞不好就会天下大乱。
所以他发出最新指示，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要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实际上是毛泽东把屁股转了，所以周恩来的屁股也转了，从支持红旗转为支持我们东风派了。
造反派一直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成为天之骄子，突然被毛泽东抛弃，心理上无法接受，便起来反抗，而毛泽东又拿出江西苏区时反AB团的办法，开展一场根本不存在的反五。一六运动，矛头指向全国的造反派，历受打击的多数派成了最后的赢家。昔日的亲兵成了当今的坏人，昔日的坏头头成了今日挂名的高官，这正是文革中两派争斗的诡异之处。
人性的觉醒
省革委成立后当了大官头头对我说，左高参我们都当大官了，你要当什么官？我们代你向黄永胜要，黄永胜是革委会主任。我说我要一个不管人也没有人管我的官，你们给我去要吧。他们说哪有这样的官。我说怎么没有，五七战士就是。
我还跟他们说。现在你们在台上都当大官了，我是无意再过问政治了，所以我不再跟你们交往了。你们也不能再找我，我也不跟你们交谈了，什么时候你们再当回老百姓的时候，我们再当做朋友。我告诉他们说我决心到五七干校去做五七战士。
为什么我当时会有这个思想呢，因为在北京我的同学很多，加上原来来广东串联的红卫兵头头都是北京天派、地派的重要人物。他们把很多中央文革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告诉我，我这才知道原来文革是一种阴谋，是一种争权，是一场丑恶的政治表演，和我原来想的巴黎公社原则根本两回事，我受骗了。
所以这时候是我真正觉醒了，我从北京回来尽管在人数上我们占多，形势又对我们有利，但我以完全平等的条件和对立派实现革命大联合解散山头，主动要求到干校去。
我去了英德的黄陂干校，原来是个养马场。我任二连连长，第一天晚上是住在一个拖拉机房，睡在有稻草的地上。晚上开会，当时黄文俞还有几个审查对象都在我这个连。他们是没有政治生活权利的，我要把他们赶出去，开完会之后我叫他们进来，我见到黄文俞跟行政处长邓德辉两个人抱在一起取暖。
我心里很难受，我那天晚上在想，就算他们是走资派也不能这样啊，都是快60岁的老人了，把他们冻坏怎么办。而且如果下雨，我们开会他们不能参加我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出一个主意：建一个工具棚让他们有个栖身之所。于是我就把几个审查对象召集起来，再派派几个工人帮助他们搭建工具棚，他们也明白我的意思。高高兴兴地拿甘蔗竿扎了个很结实的工具棚。
邓德辉患有严重的胃病，向我请假，我连忙请一个干校的女医生给她诊病，那女医生说没大事，吃几片药就好了。
睡在邓德辉旁边的是原来《南方日报》医务室的医生，因为当过国民党军医也成了审查对象，他把我拉到门外，告诉我那女医生是误诊，邓德辉是胃出血，不尽快抢救有生命危险，我立即派人用马车将邓德辉送去干校附近的一家部队医院，并交代不要暴露他是审查对象的身份，就说是我们干校的五七战士，后来医院给他开刀，把生命挽救过来。
连内驻有军代表，他说你为什么不叫黄文俞上山扛木头，上山的路很陡，有一段路有一个悬崖。但是我又不敢不派，我就跟着黄文俞上山，就选了一根很小很小的木棍。叫黄文俞扛，我一直跟在他后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掉到悬崖，即使他是一个走资派，我良心上也过不去。
所以我说，阶级斗争的思想支配了我前半生，但是人道主义、人性论挽救我的灵魂。在文革我没有逼害过一个人，甚至我没有写过一张揭发报社任何一个领导的大字报。我不是要保谁，我不知道他们有三反言行，我不能诬告人，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干校的时候，我带领大家上山砍木材。踩泥砖，准备建房子。大概在干校三个多月，李树夫是省革委会的宣传办主任，整个宣传战线的干校都归他管，他到干校来视察时找我谈话。说我去参加一个军以上干部的学习班，你怎么就偷偷跑到干校来了，你怎么能到干校，你要回去。我说我坚决不回。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五七战士。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连队都宣誓要终生坚持当五七战士。
回到《南方日报》
李树夫对我说，在宣传战线那么多群众头头里面，我最看中的是你。他说我们军队现在是支左，我们总是要回军队的。以后这些权还是要交给你们的，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你就到我们宣传办来。我明白他暗示将来由我接他的班，我坚决加以拒绝。
后来他就下了一封公函到干校。说要开全省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了给省革委会的主任起草大会的报告，要借调我回宣习办参与报告的起草。这个我没辙了，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全省的政治大事，能不回吗，我就回宣传办。李树夫开什么会都拉我在旁边坐，出外视察也带着我去。真有点培养我接他的班的味道。
省革委会开会讨论大会报告提纲时，参加会议的全是广州军区的军级干部，李树夫陪着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进来。刘兴元一进来，这些将军们都起立敬礼，而且手还不敢放下来。刘兴元走到我旁边时李树夫说，刘政委你前几天问起左方，这个就是左方。刘兴元跟我握手说，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呢。你最近有写文章吗？
我说没写。他说你怕啦？我说我不是怕，我是不会写文章。刘兴元说，左方不会写文章笑话嘛。《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战略策略》不是你写的吗？我还读了两遍呢。
刘兴元指的文章是我们东风代表团回来时，因为所有代表都要向自己的总部汇报，大家说要写一个统一的汇报稿，有利于统一左派的思想，由我负责执笔。这个汇报稿后来在东风派的《东风战报》上刊登，可能刘兴元看了。我就问刘兴元，文章刊登时署本报评论员，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刘兴元说，你知道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是谁吗？是我刘某人。他的意思是说，你瞒得了我吗？他说听说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我看这样不好嘛，你还是要回去三结合嘛。你回去如果遇到有什么困难，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派车接你来我家，你拿笔记本记上我的电话。这时候那些将军们都用很羡慕的眼光来看着我。会后我问李树夫，刘兴元怎么会问起我。他说南方日报的军管组长孙部长和他一起去刘兴元家，汇报南方日报成立革委会的成员名单。
刘兴元看着名单就问左方呢？到哪去了？孙部长说到干校去了。刘兴元问怎么跑干校了？李树夫说，现在我们借调他到宣传办正在为你起草学习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报告。刘兴元说他留在你宣传办好还是回《南方日报》好。我看还是回南方日报吧。所以我才知道我回《南方日报》是刘兴元定的。李树夫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因为刘兴元的话讲了是必须执行的，我也不敢留你了。
后来他就下了一封公函到干校。说要开全省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了给省革委会的主任起草大会的报告，要借调我回宣习办参与报告的起草。这个我没辙了，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全省的政治大事，能不回吗，我就回宣传办。李树夫开什么会都拉我在旁边坐，出外视察也带着我去。真有点培养我接他的班的味道。
省革委会开会讨论大会报告提纲时，参加会议的全是广州军区的军级干部，李树夫陪着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进来。刘兴元一进来，这些将军们都起立敬礼，而且手还不敢放下来。刘兴元走到我旁边时李树夫对他说，刘政委你前几天问起左方，这个就是左方。刘兴元跟我握手说，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呢。你最近有写文章吗？
我说没写。他说你怕啦？我说我不是怕，我是不会写文章。刘兴元说，左方不会写文章笑话嘛。《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战略策略》不是你写的吗？我还读了两遍呢。
刘兴元指的文章是我们东风代表团回来时，因为所有代表都要向自己的总部汇报，大家说要写一个统一的汇报稿，有利于统一东风派的思想，由我负责执笔。这个汇报稿后来在东风派的《东风战报》上刊登，可能刘兴元看了。我就问刘兴元，文章刊登时署本报评论员的，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刘兴元说，你知道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是谁吗？是我刘某人。他的意思是说，你瞒得了我吗？他说听说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我看这样不好嘛，你还是要回去三结合嘛。你回去如果遇到有什么困难，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派车接你来我家，你拿笔记本记上我的电话。这时候那些将军们都用很羡慕的眼光来看着我。会后我问李树夫，刘兴元怎么会问起我。他说，南方日报的军管组长孙部长和他一起去刘兴元家，汇报南方日报成立革委会的成员名单。
刘兴元看着名单就问左方呢？到哪去了？孙部长说到干校去了。刘兴元问怎么跑干校了？李树夫说，现在我们借调他到宣传办，正在为你起草学习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报告。刘兴元说他留在你宣传办好还是回《南方日报》好。我看还是回南方日报吧。所以我才知道我回《南方日报》是刘兴元定的。李树夫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因为刘兴元的话讲了是必须执行的，我也不敢留你了。
我心里明白刘兴元为什么要我回南方日报并留电话给我，因为他知道我跟两派的头头都熟。他是要我做他的内线，掌握这些群众组织头头们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内线我是绝不会当的，但是我又不能不回。
我回《南方日报》报道军管小组的孙部长就告诉我，现在《南方日报》三报合并之后，只设了三个组。第一采编组是管农业的，第二采编组是管经济、商业的，第三采编组是管意识形态的，包括文艺、理论。三个采编组都不设组长，只设第一副组长，你就当第三采编组的第一副组长。
我说我只懂文艺不懂理论。当第一副组长我不合适。我只管文艺这一摊。第一副组长你另外给人当吧。孙部长说，左方同志你太谦虚了。我说孙部长啊，你一定要我当，你以后要后悔的，我可是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我的话立即引起负责政工工作的符立的警觉，他向孙部长建议说，我们就暂时不宣布左方第一副组长，但他回去还是把全面工作抓起来，等他认为工作熟了，我们再宣布好不好。当时第三采编组只有饶子持、马振昆两个副组长，我就对他们两人说其他两个采编组都有第一副组长，唯独我们采编组没有，总要有一个人出来抓全面工作，我们三个副组长就选一个吧。结果就选饶子持负责抓全面工作。军管小组对我们私自任命第一副组长很不满，就将饶子持调到梅县记者站当站长，将原来由军管小组直接管的评论小组合并到第三采编组来，任命其组长黄浩当第一副组长。
到批林批孔时，我觉得批林批孔是个大阴谋，明说批孔，实际是反周恩来，江青要夺权了。我放弃不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声明，把东风派的莫超海、红旗派的邓元桂两个主人头头串联到一起，各带一批骨干连续开多次秘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周恩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江青则是野心家，只要毛泽东一死，江青就要夺权，中国就要天下大乱，现在就要做准备，决定各自派人到基层将群众串联起来，成立个反江青的地下山头。
他们几个目的串联后回来汇报说，如果江青上台我们可以调动十万人上街。后来天安门事件出来，我们吓坏了，赶紧宣布停止一切活动，而且做好进监狱的准备。没想到后来没事，这时候赵紫阳回来广东当省委书记了。
我们有个地下组织他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反正我们安全没事了。到四人帮垮台时，我很高兴，我不想立功，但证明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江青就是反革命。
第二次审查
但是没想到1976年过完元旦，宣布要我参加四人帮篡党夺权骨干学习班，这是将我立案审查，我说我是反四人帮的，你们这个班不适合我，我不会给你们交代一句话。后来为这个事情僵持了半天，负责领导我这个专案组的人叫何文，是文革前《南方日报》管政工的副总编辑，这个人是老政工，很有审干经验。他就说好吧，既然你说你反四人帮，我们放你一天假，你就好好做准备，我们听你来讲你怎么反四人帮。
我说我根本不用准备，现在就可以讲。他说你就讲吧。我就把我们怎么串联起来的整个过程，开会有哪些人参加全部都讲出来。我以为四人帮垮台了，公开也没事了。没想那么一讲坏了，我这个专案成了省委直接抓的专案了。
而很多原来没办班的都关起来办班了。我才知道我以为自己经历十年文革学了很多东西，从这事来看我根本不及格。你想想，省革委会怎么想，你有十万人的地下山头，你反江青反四人帮。
现在江青四人帮垮台了，如果不彻底打垮你这个山头，你也可以反省委，这就成了一个严重问题了，我再不许回家。关在报社里，日夜24个小时两个人守着门，而且我的专案组有两个人陪我睡。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看守我的人交班的时候说，左方今天是9点钟坐在走廊上抽了一支烟，然后去了卫生间。就上床睡了，很快就睡着了。到现在没听他有翻身的声音。我在心里直发毛，可能我说梦话他们都要向上汇报。
这次审查审查了一整年。何文确实很有经验，没有打过我，采用的完全是延安时期审干的方法。
他们先要我自个儿交代，他们做记录。每一次讲完之后，他们又要我把交代的写下来，但是他们给我的稿纸是编号的。而且告诉我你可以改，但是不能涂掉，更加不能撕掉一页。
我将整个过程交代完。他们又要分事件来审查，要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进行交代，也同样地讲了回去要写。然后，按与我有关的人来审查，一个一个人来讲来写。然后又按日期一个月一个月来讲来写。最后还要从认识的角度将整个过程讲写一遍，他们反复地要我讲写，就是从我讲写的材料中找出矛盾。
一个星期天，我我坐在房内看书，听到门外争吵声，我出门一看，原来我妈妈带着我的外甥女要来看我。守我的人就推我妈妈，我当时很气愤，一手就把看守的人抓住了，我说你敢碰我妈一下，我就把你从楼上摔下去。
他说不关他的事，是报社的领导规定我不能见任何人。我说你马上报告给丁希凌，我今天非要见我妈。如果他拒绝的话，我会采取他意料不到的行动。
结果派来专案组两个人监视我和我妈会见。我妈来无非是讲很久见不到我的两个女儿，她每次由外甥女领他到我家，门都是关着的，是我妻子将女儿带回娘家。平常外甥女要上课，没人扶她她不敢来。今天她来我家的门也是关着，所以她就想要我通知妻子把孙子带去让她见见面。
另外，他们开一次全报社的斗争大会，我中午起床，他们说有一个重要中央文件宣读，你可以去参加听。我到了大会堂一进门，打到我的口号声震天响。，他们想在精神上给我一个的突然袭击。接着就拉我到各个部门轮流批斗。还有，就是抄家。其实我经过在空军那次审查我有经验了，不再写任何日记，我所有朋友来信看完就撕了。
有文字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但是我知道都是没用的。没想到我妻子下班回来，他们从她的钱包里面抄出了一张图。
我看到他们喜形于色，我心里想坏了。这是什么图呢？是一个老搬运工人，我叫他文叔，此人讲义气，他和我是最好的朋友，在文革时认识的。我对我妻子讲，在我受审查期间，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来帮你的。
文叔经常来我家，但我妻子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是一个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不好找，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地图。我肯定他们认为这张图就是收藏黑材料的地方。
结果抄家后第二天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看守说丁希凌要找你谈话。要我马上去。我看见丁希凌的办公室里没有灯光，我说老丁不在啊。看守说老丁在会议室等你。
我一进会议室，原来《南方日报》的处以上干部全部集中了。主持会的人是一位副总编辑，他说今天的会唯一要你交代的是你的黑材料转移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没有黑材料。他就拿一张纸给我，要我记下来一个日期，他说就在这一天要在这个会议室开你的黑材料展览。
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好在我心里有数，确实没有黑材料，如果我真有的话一定会吓倒过不了关。我说那好吧，如果我有黑材料你们就开吧。后来这个会就转为一般性的批判了。
到中秋节。专案组的人员请我到天台去吃月饼，给我忆苦思甜：你是个苦孩子，你爸爸被日本人杀害，是谁供你读大学，你今天还不好好交代问题，你对得住党吗？
另外有一次，看守把我带到专案组，我发现房间的摆设变了，中间摆着一张桌子，其他的桌子都靠墙。专案组的人都忙着整理材料，每人桌子上都有一些卷宗。摆在中间的桌子两边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工人，中间放着一把木椅，我知道这个座位就是我的了，对面坐着专案组的组长。
专案组长说你拿笔记下来，你有多少黑材料？是从哪条线送给四人帮的？我记下就让我回去；要求明天9钟点将答案交到这里来。我知道他们又是恐吓我了。就是说如果你明天不老实交代就进监狱了，专案组在那里已经匆忙地整理我的材料往上送了。
但是我觉得我没事，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两个没有就去交卷了，交卷后就没事情了。所以，那种政治审查是很恐怖的，但是我的记忆力特好，他们没挑出毛病来。
我的专案组副组长黄峨几年后对我说参加审查你一年，你成为我心中最敬佩的人。
资料室六年
1978年1月，审查结束叫我到资料室当资料员，先是剪报，每个礼拜有两天去挖防空洞。后来大概过了几个月就不叫我挖防空洞也不剪报了，要我每一周给报社社委会写一个全国的报刊动态。
有上一次在空军受审查的经验，我觉得一个人在逆境的时候无非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自暴自弃最后沉沦，一条就是把痛苦变成动力，在空军审查那次审查也是一年，把一个初恋情人丢了，我极度痛苦，但是我以考北大作为目标，作为我的兴奋点，把所有的痛苦都转移到这个兴奋点上面去，所以我觉得现在也应该找出我的兴奋点，把我低沉的情绪转移到兴奋点上。
我当时确定的兴奋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我就带着这两个问题在资料室读了6年的书，资料室的同志文革时是参加新闻兵的，我曾是他们的头头，所以他们都很同情我，凡是我想读的书《南方日报》资料室没有他们便帮我向省党校、省委资料室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借。因为我们和他们有交流资料协定的。
因而我过去不能看的很多灰皮书他们都帮我借来看。所以通过六年的阅读和思考，我思想来了个大的转变。想清楚很多事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存有空想的成分，说社会主义不能从资本主义的母胎中孕育产生，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是生产力，说资产阶级依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没有根据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在落后国家首先实现是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则的。苏联搞的计划经济是一个颠倒的经济规律，经济发展规律是农→轻→重，而计划经济倒过来是重→轻→农。这就像水应该是往低流的，要水往高处流就要建个水塔，用外力把水压高。计划经济以行政命令来稿经济就是如此，但是你这个水塔始终要崩溃的。
中国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启蒙终断，失去了提高中国人民民主思想的机会。回过头来看，革命不能救中国。打江山就要坐江山，就出现了特殊化，就开始堕落和腐败，又会引来新的一场革命，像古代的农民起义一样，只会带来朝代的更迭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当然思考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我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如果巴黎公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战了。因为毛泽东讲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会出现，就是说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几十亿人曾经参与过的“乌托邦”社会改革试验必将结束，所有按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必将全部崩塌。我还认为十九世纪是个发明主义的时代，二十世纪是个主义斗主义的时代，二十一世界将是个没有主义的时代。
第二个结论，为什么那么多人跟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都是共产主义的教育，认为这个社会是平等公正的幸福的社会。但是现实我们却是生活在一个政治和经济都是非常严密的等级社会，官僚机构、特殊利益、专制统治、腐败堕落、贫穷落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群众对当时的生活现状是很不满的，这里存在理想跟现实的巨大落差，我觉得毛泽东就是利用了这个落差，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有人搞资本主义当走资派。
就像三峡大坝一样，只要闸门打开，水就会狂泻下来。第三个结论是为什么文革那么血腥？ 就是因为用阶级斗争这个理论包裹了人性的恶，红卫兵打人，打死人认为是神圣的，是阶级斗争理论包裹了人性的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存在两派？我跟红旗派的头头很熟，知道他们是拥护文化大革命拥护毛主席的。后来我转到东风派这边，我觉得他们也是百分之百拥护毛泽东，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为什么势不两立呢？我想清楚了。多数派是忠于文革前的毛泽东，他没读懂毛泽东已经变了，他这时候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他要为江青接班扫清道路了。造反派是读懂这个，所以两个大派都拥护毛泽东，但是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文革前的，一个是文革中的。可能这些就是我在资料室这些年思考的收获了，也就是为我后来办《南方周末》奠定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