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曹禺和“新的迷信”

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文艺创作则是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就文艺创作而言，汲取既有的历史教训，在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现代宪政法理的层面上，充分尊重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本身相对独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一价值，防范抵制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新的迷信”对于文艺创作的束缚管制和强力干预，是与文艺创作相关联的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所谓“新的迷信”，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文化概念。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在京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座谈会，他在讲话中专门点名批评了曹禺这个南开中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编》也很苦恼。……《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在周恩来眼里，曹禺真正成功的影剧作品，不是他作为中共党员所创作的《胆剑篇》，而是他早年创作的《雷雨》：“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合乎那个时代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合乎你的思想水平。”

周恩来所说的“新的迷信”，指的是当年整个社会尤其是文化界普遍盛行并且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崇拜，以及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人身依附式的个人崇拜。正是在这种“新的迷信”的束缚管制之下，从事影剧创作的曹禺逐渐迷失了自己第一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由此启动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所检验和反思的正是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新的迷信”。

鉴于演出者和评论者一致认为《雷雨》是社会问题剧或政治宣传剧的严重误读，曹禺先在1935年的《〈雷雨〉的写作》一文中明确表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1936年1月，曹禺在为《雷雨》单行本所写的序言中，采用“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概念进一步回应说：“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笔者在新近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曹禺：戏里戏外》一书中，把曹禺所说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归纳概括为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一种密码模式：“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曹禺通过这样一种密码模式所要表现的，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

返观历史，在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经典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包含极其丰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宣传的。但是，一旦把艺术创作屈从和依附于被周恩来称之为“新的迷信”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操作，曹禺的影剧创作不仅丧失了第一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魅力和独立价值，而且也起不到政治宣传所需要的感动人心的激励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与文艺创作相关联的文化建设以及更加远大的文化强国建设，从根本上是无从谈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