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梅：学者朱维铮因提“应允许怀疑张春桥”被关地下室

本文摘自：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1期，作者：廖梅，原题：《从“是什么”到“为什么”》

如果自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算起，朱维铮研究历史的时间长达57年。他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贡献卓著。同时，又因其观点鲜明，直言不讳，在中外史学界留下“有学问”“有个性”的口碑。2012年3月10日，朱维铮因病去世，享年76岁。

朱维铮193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在陈先生引导下，他从读原典入手。在2004年为《南方周末》撰文中，朱维铮回忆了陈先生指点他精读《资本论》时的情景，并重申，“结合我50年来的治学历程，能向贵刊读者推荐的一部常读书目，便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可见，直接了解马克思的方法，使其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受益匪浅。后来，朱维铮又师从周予同先生，并参与其主持的《中国历史文选》编写工作。“周先生引导我从做基本功入手，系统掌握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繁琐的查找、阅读和编写题解、注释初稿这些基础工作，使其对历代典籍了熟于心，并从中掌握了学问方法，打下了扎实的治学基础。

1963年，27岁的朱维铮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府兵制度化时期西魏北周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解决：兼论府兵的渊源和性质》。此文甫一发表，便引起重视。1964年，他作为惟一的非中共党员，被选入由金冲及、朱永嘉等五人组成的早期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研究边疆史地，撰写反“苏修”文章。1966年，毛泽东担心北京的红卫兵与军区联合，难以掌控，命上海派人赴京，观察红卫兵动态。朱维铮即被派赴《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数月，负责联络红卫兵领袖，向中央汇报情况。此后，他因为“应允许怀疑张春桥”的言论而离开写作组，并遭批判，一度被关押在苏州河畔原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室内。

被关押的朱维铮已不辨日月，某日问看守，方知正是1971年7月14日，自己的35岁生日。他整天在囚禁室中踱步，终于想明白：我有一颗属于自己的大脑，我要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日后他多次告诉学生，自己曾是个很听话的人，就是从这天起，他决定做他自己，再也不用别人来替他思考。

了解朱维铮的“文革”经历，就能理解为什么1980年以后，当他能够再度著文发言时，其治学的立场非常坚定：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历史本身说明历史。有些学者朋友说他脾气大、爱批评。确实，他对于不顾历史事实的臆测“疾恶如仇”。他反对“混淆历史与现状的区别”，反对“以古律今、以今律古或者借古讽今”，他认为这些做法“必然扭曲乃至背离历史实相”。

朱维铮认为，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第一步该做的，是要知道历史“是什么”，然后再追究“为什么”。他非常喜欢引用马克思的话：“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也就是说，要澄清历史“是什么”，必须详细占有大量材料，通过对材料的分析、研判和阐幽抉微，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追问历史“为什么”的时候，则应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概括的内容：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视角出发，探讨思想文化的变迁。

在澄清历史“是什么”的过程中，他深感材料杂乱，真假难辨，因而把大量精力放在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对上。20世纪80年代，他发掘整理了章太炎从《书》到《检论》等典籍的不同版本。章太炎是晚清古文经学重镇，其文字以佶屈聱牙著称。朱维铮的整理、校注和论述，揭示了章太炎思想的流变脉络，拓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度，为更多年轻学者进入章氏研究破除障碍。

1980年，朱维铮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全国高校中第一家以“思想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室。他和庞朴等人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直接开启和推动了那个年代的“文化热”。这套丛书首次将余英时介绍进大陆，并为国内中青年学者提供展现平台。

《走出中世纪》是朱维铮学术成就的代表作。他将晚明视为走出中世纪的开端，认为除了当时中国内部已酝酿出不同往常的变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传教士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他用大量篇幅考证明清耶稣会士和中国基督徒的政治与文化活动，率先提出要重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互动，这为思想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西方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以在华外国人作为研究切入点，朱维铮的著作使他们发现可以和中国同行切磋砥砺，共同推进学术研究。1990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后，立刻引起海外学者好评。英文书评赞赏朱维铮开辟了以往中国学者甚少涉及的领域，并评价其治学方法深受马克思影响，又融合了中国传统乾嘉学派和西方圣经诠释学的长处。

朱维铮于多所欧美及港台等地的重要大学受邀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2006年，为表彰其不断将“传教与科学的历史纳入研究”，“著述产生了至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尤其惠及德国的中国史学”，德国汉堡大学授予朱维铮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是该校授予中国人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晚年他将视角转向近代政治史观察，为报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2010年结集为《重读近代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