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一：改革开放应成为新的大众哲学

艾思奇夫人、九十三岁高龄的王丹一老人。

艾思奇(1910年- 1966年)原名李生萱。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曾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在中国最早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建国之后第一本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日前，“艾思奇与新启蒙运动”专题研讨会，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行。艾思奇夫人、九十三岁高龄的王丹一老人，也应邀赴会。多年来，王老孜孜不倦地推动“艾思奇思想”的研究。她觉得，有关艾思奇一生的文献和舆论，有太多被误会和曲解的地方。王老说，辨明这些，“不仅仅出于个人情感，更是历史真伪的问题”，“历史的真相应当会慢慢被还原。”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王老表示，她的内心早已坦然面对这一切。

不号召牺牲个人体现艾思奇思想人民性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在“艾思奇与新启运动”专题研讨会上，汕头大学文学院院长泰瑞(TerryBodenhorn)教授作了主旨演讲。他认为，“与许多马克思主义普及者不同，艾思奇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没有号召牺牲个人。”这跟我们对艾思奇的一般了解有所不同。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王丹一：泰瑞发现艾思奇没有号召牺牲个人，的确目光敏锐，体现了专业精神。

南都：泰瑞教授的这个论断，跟我们的习惯看法不同。有人认为，艾思奇是一个宣传家而非纯哲学家。是否可以说，实际上，真正完整的艾思奇思想，比如，他并不号召牺牲个人等，是被遮蔽掉或者是没能完整地呈现出来？

王丹一：我觉得，历来哲学家和宣传家的职能并非总是对立的。历史的演变也使人们对宣传政策有些看法。艾思奇终身从事哲学教育，自然也离不开历史。不特别强调牺牲个人，是艾思奇思想中的人民性所决定的。他从14岁就为贫困子弟办夜校。父亲李曰垓的自由民主思想，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自己参加革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与艾思奇的终生理想、知识结构和道德操守，都有关系。

举例来说。“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好多人。艾思奇非常痛心，也很生气。但是他当时处于“下放”挨整的地位，无能为力。当时，河南省登封县的一份文件说，我们这里的亩产要上几千斤。他看后，气得拍桌子。与他一同下放的韩树英教授提醒说，咱们是下来锻炼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权力批评地方政府的做法。(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为提高当地干部的科学思维水平，艾思奇在嵩阳书院办了几期学习班。以县里的三级干部和教师为学员，进行哲学启蒙。在教学中，他不能直接质疑“三面红旗”。只能教给基层干部一些科学的思维方法，劝告干部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为完成高指标给群众施加压力。当时，这样做风险很大。不要忘了，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是戴着“中右”的帽子的，弄不好，是要被定为“右派”或是开除党籍的。后来，他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写信说：“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下放期间看到“三面红旗”政策出现的偏差，他进行了冷静、理智的思考。回京后写了《有限无限的辩证法》一文，提醒干部勿忘实事求是。这篇文章，登在《红旗》杂志上。

自认败于大众哲学是蒋介石在反省

南都：从台湾回来的马璧老人说，蒋介石反思败给共产党的原因时，不止一次地自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他要求蒋经国和台湾军政要员，读这本书。这是蒋为自己开脱，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王丹一：首次听马璧先生这样说时，我们全家都很吃惊。与马先生交流后，有些初步认识。虽然蒋有开脱战争失败责任的成分，但这显然是次要的。

认为蒋介石为自己战败开脱的提法，刻意回避了艾思奇的影响，也低估了蒋介石的智商。蒋从军阀混战之中脱颖而出，统一了中国，是封建帝制后的第一次。他曾以“三民主义”的名义，发动“新生活运动”，力图统一民心。当时，他倡导学习西方文化科学，但更重视民族文化传统。蒋介石于文武之道，绝非等闲之辈。

1933年，艾思奇在《22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指出，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得民心。中国需要新的启蒙运动。《大众哲学》横空出世，是这个运动的思想标志之一。因此，蒋认为它“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显然，“新启蒙运动”深得民心，而“新生活运动”则铩羽而归。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台湾反思，是蒋介石作为“亡国之君”，痛彻骨髓的灵魂自责。能从哲学层次上进行反思，是蒋介石和他的智囊们的政治、文化水平，高于群臣的地方。蒋经国与中共许多领导人同期留苏，使蒋介石自以为了解共产党，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可是，《大众哲学》在1935年面世的时间，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成功恰好同步。这成为蒋介石内心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其后，艾思奇在延安“学习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蒋也通过其情报系统，有所了解。

蒋介石的反思具有双重性，不仅是个人醒悟的一个标志，也是国民党精英集团的明智表现。反思，导致了他对大政方针的新决断。这些，在台湾后来的改革成功、偏安巩固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在思想上，蒋介石也认识到，台湾的官员，必须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才可能获得民心。

艾思奇若在世也恐难过“文革”一关

南都：有这样一种说法：艾思奇是毛泽东的“御用哲学家”。您认同和接受吗？

王丹一：难以认同。理由是：人云亦云的说法，一般不是真相，而是习惯。了解历史背景的变化，才有助于排除迷雾。艾思奇的经历有很强的时间性和阶段性。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君主常有“御用”智囊。艾思奇从未进过中央委员会，连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当过，够不上“御用”的资格。尤其是在建国之后，他只是从事哲学启蒙的教员。按陈伯达的说法，是九品官。因此，他的思想并不能直接上达毛泽东。他的文章也需经过多层领导的审阅，才能刊登。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的学者，“于荣辱安之若素”。

“文革”中，艾思奇的前妻吴瑛被迫害致死。1934年，她在上海“左翼”电影小组，与蓝萍(江青)等明星同组。这些事实，不免使我觉得，艾思奇如果在世，也很难过“文革”这一关，何谈“御用”呢？

“红墙作家”王凡，曾根据流言撰文，说艾思奇去世后的治丧仪式超规格，是江青使然。看到这篇文章后，我就向中组部乔明甫副部长求证。根据乔副部长介绍的实情，我发表文章，澄清事实。后来，王凡给我写来三页纸的道歉信。

艾思奇自幼受“唐代家风”的熏陶，这是很关键的。他像父亲李曰垓一样，具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风骨。严己宽人，坚持真理，不可能被任何人“御用”。他遵守誓言和党章，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艾思奇的为人是这样，当他碰到敏感问题时，就会理智地思考。不习惯像赫鲁晓夫那样，讽刺谩骂、幸灾乐祸。他通过哲学教育，宣传科学的思维方法，维护党和国家真理方向。这是他能做到的。这可能也是造成他一生命运坎坷的原因之一。

举几个例子说吧。解放初，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周文猝死，艾思奇为他仗义执言，不同意自杀的结论。这也是他在后来受批评的原因之一。

在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他奉中央和校党委的指令，写一篇文章想交差，又被要求反复修改。所以当时康生说，艾思奇不能担当批判“合二为一”的重任。

中央党校韩树英教授说：在“文革”前夕，艾思奇等5人被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时，他不但婉拒毛泽东的命题作文，而且表示反对在一个重要会议的《纪要》中提《海瑞罢官》。这件事，充分说明艾思奇不可能被人“御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指向吴晗和彭德怀，是“文革”的导火索。因为艾思奇的知名度高，康生在“文革”中对此歪曲事实并漫延到“文革”后，终于造成了某些群众对艾思奇的误解。(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关于“婉拒”毛泽东约稿事，我并不知情。我觉得，如果是在“官兵平等”的延安早期，艾思奇与毛泽东的谈话海阔天空，并不局限于哲学，还是有可能的。解放后，他不怕坐冷板凳。是当时的环境决定了的，党员只有遵守党章，服从中央决定。在解放初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艾思奇受到马列学院领导的批评，因为他在运动中的表现“不积极”。其后，除了受中央之命写哲学评论之外(比如评胡适、评梁漱溟)，他没有对任何哲学之外的文化名人及作品，主动进行过评论和批评。

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问中共中央党校的李振霞教授：艾思奇是不是专门为毛主席的“左”倾路线提供理论根据的啊？李教授回答说：“你们没跟艾思奇共事过，也没认真看过他的文章。如果你们和他共过事，你们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因为他所秉承的是文化人的良心———无论受到怎样的攻击，我还是坚持我所讲的科学思维方法。

评毛泽东地位形成问题或是被设置陷阱

南都：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于光远先生在纪念艾思奇的文章中提到，在延安的时候，艾思奇出门摔在沟里并没有马上爬起来，而是躺在里面思考，自己摔在沟里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是，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艾思奇曾说过：中国有自己的革命领袖是必然的，但毛泽东成为领袖有偶然性。他由此遭到批判。具体情况如何？

王丹一：于光远的回忆是趣闻，不是史实，是对那个时代的红色首都温暖记忆的重新体验。在艰苦环境中共患难，工作之余开玩笑，是那时的常情。黄土高原无平路，青年人走得快，磕绊也是常有的事。年轻，乐观，敞亮，平等，理想，这些是延安的特色。艾思奇习惯对各个领域的新事物进行比较和探索。这则趣闻，确实符合一个思想家的特质。艾思奇早有“问不倒，难不住”的口碑。他在上海时，有“百科辞书”的绰号。

南都：谈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有偶然性，是在一个什么场合下说的？

王丹一：是在一次讲课中。我们知道，刚建国后，毛主席是救星啊，威望冠全国。议论毛泽东，是会冒极大政治风险的。如果有人安排的话，提问者就有设置陷阱的意图。这种事，在建国后的运动中也常见。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导致了院方发动对艾思奇的批判。批判他“思想懒惰、靠一本书吃饭，不务正业，根本不读书。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等等。

南都：当时有没有被上升到政治错误的高度来批判？

王丹一：当然，有政治错误才会进行组织处理，小事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为了尽快回到讲台、摆脱纠缠，艾思奇在书面检讨中违心地写道：我以后再也不用《大众哲学》来毒害人民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大众哲学》的合同，被撤销了。后来，上头决定把组织上处理艾思奇问题的红头文件，上报给毛主席、党中央。最终，胡乔木和胡绳出面说：艾思奇和你们(指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都看到了，他的检讨，校委(校务委员会)内部传达。至此，这件事才算平息。是出于什么考虑不让公开批判艾思奇，我不清楚。但是，我们遵守组织原则，从未对外提起过。25年后，“文革”结束了，《大众哲学》才能与广大读者重新见面。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大众哲学

南都：最后一个问题：艾思奇参与过很多思想论战，比如他也曾经批判过胡适。近年来，胡适被国内的不少舆论奉为圭臬。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看待“大众哲学”的未来？

王丹一：我不知道两者有何关系，但知道你提的这个问题，有广泛的代表性。对这个问题，我得先讲一些历史背景。从新启蒙运动时期到1942年之前，艾思奇参与过很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评论和论战。艾思奇在云南、上海及延安主持文化工作时期，一直倡导充分发表不同见解，以理服人。但“文革”前，谣言纷起，“文革”后的“揭秘文学”和“回忆录”，也是参差不齐，大作很多，伪作不少。其中，有些是针对艾思奇的。比如说金岳霖大战艾思奇，云云。其实，金岳霖教授的《回忆录》，否定了这种幼稚的说法。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之一，艾思奇是新启蒙运动的象征之一。两人是分属国共两党的思想家，故意把他们放在一起提问，可能有某种倾向。问题的可能来源是：一方面，“文革”后，文化界对百年历史的反思；另一方面，在新中国初建和国民党军叫嚣反攻大陆期间，艾思奇奉命写过批判胡适的小册子。其实，两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前景，在主流方面，并不冲突，各有不同的历史贡献。李一平先生(佛协领导)曾说：中央发动批判梁漱溟时，艾思奇正在发高烧，对上级指令非常为难。这主要不是因为艾思奇在延安与梁有过交谈，而是因为艾思奇显然对强制性批判的方法不赞成。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称“新哲学”)的代表作。他是艾思奇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为了拯救中国免于被肢解的历史命运，也因为“三民主义”的困境，他选择了通过马哲介绍西方的科学思维的道路，融入了老子哲学以弱胜强的核心命题，在中国化的方向上改造了马哲，在心理上给中国人重新塑造了身份(泰瑞语)，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我对哲学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不同时代应有不同的需求。

南都：就是说，改革开放应该出现新的《大众哲学》？

王丹一：对。比如说，80年前出现过《大众哲学》，它适应了时代的需求。“改革开放”30年后，面临新挑战，迎来新时代，需要新理论。把它写出来，又能被大众接受，我觉得，这应该是新任务。（感谢艾思奇长子李昕东先生、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董标教授对本次访谈的帮助。）

◎南都评论记者苏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