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磊：一份迟到25年的无罪判决

50年前被判集体偷粮罪

1942年，钟枚生出生在沅江共华镇宪北村。当时，这里叫赤山公社宪成大队。

1960年，钟枚生在大队里担任基层骨干民兵和仓库保管员。这年年底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大面积缺粮。即便是在沅江这样的鱼米之乡，粮食短缺问题都非常严重。

一个寒冷的晚上，生产队长冷某找到钟枚生和另一个社员李某，说要转移几百斤粮食。

“当时，队长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钟枚生没有任何迟疑。3个人一起挑出了几百斤粮食，随便堆放在草堆里。钟枚生说，他一粒米都没有分。

不久，当地45户社员利用送粮的时机，偷走粮谷1512斤。集体盗粮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公社派人追查，目标锁定了钟枚生，因为他是保管员，他之前偷过粮，开了先例。钟枚生被带走了。

钟枚生觉得，自己之所以出事，是因为牵涉到自己的感情纠纷，有人要整他。他被抓后，有人提出要判他十年徒刑，但当时公社的武装部长不同意，说他家是贫下中农，不好判，除非把“阶级（成分）”提起来。

于是，他父亲的阶级成分由“贫下中农”变成了“地主”。他就“顺理成章”地被判了十年。

在狱中多次立功

听到宣判时，钟枚生还是坚信自己无罪，只是觉得很委屈。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冤情总是会被洗清的。

带着这种虔诚，1961年，钟枚生进了位于澧县的劳改农场。几个月后，妻子和他离婚了。

他以加倍的热忱投入到劳动生产中，表现特别积极：

修复垮掉的大堤，他1个人上土；仓库着火，他鼓动大家灭火。

一次洪水袭来，他涉险把6头牛赶到大堤上。结果牛保住了，但他的所有物品，包括一直保留的一审判决书都被洪水冲走了。

在服刑期间，他先后立过特等功2次，大功3次，其他的小功也很多。但这些荣誉并没有为他换来减刑。在农场服刑之初，钟枚生不敢写申诉信，因为很多写申诉信的服刑人员反而被批斗。

1971年初，钟枚生获释。

被影响的生活

钟枚生回到家里时，母亲已经过世。身负“地主子弟”和劳改释放者的双重身份，钟枚生说，自己总有一种被人歧视的感觉。

回家后，他学了一点医疗知识，有时帮社员看看病。但是，大队干部不点名地批评他“用小恩小惠骗取群众信任”。

1975年，在别人撮合下，钟枚生做了上门女婿，妻子比他大几岁，已有5个孩子。第二年，他们的孩子钟天安出生。

他一直没有放弃申诉。“文革”结束后，钟枚生以为自己申诉成功的希望大了。

不料，1978年，当时的平反工作组找到他，叫他别再翻案，否则，就不解决他的家庭阶级成分的问题，他被迫同意了。

1982年，原沅江县政府在复查之后，说钟枚生家的“地主帽子”属错戴，予以纠正。这固然是一个喜讯，但钟枚生高兴不起来。

判决书迟到25年 不排除人为原因

2000年以后，6个孩子相继成家，钟枚生慢慢从家庭重担中解脱出来。

回望过去，钟枚生觉得非常屈辱，那个有罪判决一直是他的心病。年纪越大，他越觉得要洗掉那个罪名。

2009年春节，在长沙开了7年的士的钟天安回家，看到父亲郁郁寡欢，决心帮父亲一把。钟天安找到了法律界人士，但是由于一审判决书已经遗失，后续工作无法启动。

2010年4月12日，钟天安陪父亲找到沅江法院查档案。原始判决没有找到，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

判决书说：“钟（枚生）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与生产队长冷××、社员李××等人盗窃本队稻谷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是实。但钟本人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难，可不以犯罪论处。原审认定由于钟盗谷影起（应为‘引起’）四十五户社员利用送粮之机盗走稻谷一千五百一十二斤，并非钟的行为所引起，而是生活困难时期群众自发性的盗粮。”“对钟枚生宣告无罪。”

拿着判决书，钟枚生浑身发抖，泪流满面，呆呆地把判决书看了又看。25年前，法院已经宣告他不是劳改犯了。但是，这份判决书却迟到了。

19岁以后，钟枚生一直生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现在看到光明，却已近古稀之年。他不明白，为什么法院当时没有通知他？

今年8月19日，沅江法院公开回应说，1979年以来，针对在特定的年代发生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在全国展开。当时的沅江县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共宣布平反案件3700多件，钟枚生案件就是其中之一。现存证据表明，自1978年以后，钟枚生没有再向任何部门提出过申诉。1985年12月18日，沅江法院对钟枚生宣判无罪，属于主动落实政策。

由于平反判决书数量多，因此大多数判决书被委托给当时的乡政府送达。由此分析，不排除由于当时的一些人为因素（层层转送、相关被委托人失误），致使判决书一直没有送达。

档案丢了 补助费被冒领

8月19日，沅江法院成立钟枚生事件调查处理小组，同时决定在沅江市电视台发布公告，寻找知情人。

在共华镇档案室，调查人员发现，在其中的一份钟枚生父亲的材料中，发现有“此材料摘自钟枚生档”字样。这说明，钟枚生本人是另有档案的，但遍查整个档案室，没有找到。

8月25日，调查组在沅江市档案馆查找到了一本卷宗，卷宗中有一份沅江县法院在1987年8月27日呈送给“沅江县委政策落实办”的报告，报告名称是“关于请求解决部分撤判人员冤狱费的报告”。报告后附一份花名册，钟枚生名列第三位，拟发补助费400元。1987年11月5日，“沅江县委政策落实办”作出批复，决定“由县财政局在落实政策经费中拨付”。

但钟枚生坚决地说，他没有领到这笔补助款。

目前，钟枚生已向沅江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对方给予国家赔偿51万多元，精神赔偿100万元。据潇湘晨报、新京报

今年69岁的湖南益阳沅江农民钟枚生，见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浑身发抖，十多分钟里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直流。

50年前，19岁的他被以集体偷粮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50年后，他偶然看到了25年前的无罪判决。

“人生有几个50年？人生有几个19岁？”钟枚生在心里，一直痛苦地追问。

50年来，他一直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他不明白，无罪判决书为什么没有送达？档案为什么丢失？沅江法院在1987年给他的补助费被谁冒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