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旦：“八十年代”——一场未完成的启蒙

——谨以此文纪念黎澍先生诞辰100周年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一，甚至可以说，其中最高亢的“高音C”部分，是由黎澍先生来担纲的。在那个多有禁忌的年代，他那些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思想，有如地心涌出的岩浆，火红而又滚烫。在某种程度上，黎澍的思想高度，标志着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海拔。阅读他那些锋芒毕露的文字，总给人一种暗夜里挣脱皮肤，噼噼啪啪一层层蜕变的快感。他那些被认为大逆不道的思想，不啻是一道道划破阴翳的闪电，一声声刺疼耳鼓的惊雷。时代造就人，同样，时代的面貌也由其杰出者的精神气质来刻烙。黎澍的思想是八十年代启蒙精神最好的体现者。他的思考，跳动着八十年代的脉搏。可叹的是，黎澍先生已经逝世20余年，他在一场暴风骤雨的前夜撒手人寰，撤出了思想的战场。“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爱好思考的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黄钟大吕。单从当代思想史上来说，这是一个至今无法弥补的豁口。尤其是近20年来，揭橥启蒙大旗的八十年代与翘起无名指拿着绣花针孜孜矻矻于缝补学术衣袍的九十年代形成了巨大落差，黎澍先生的身形在当代思想史上就更显突兀。

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端在于他所追求的皆具普世价值，他所提出的问题，在很长一个时段内不会被国家和民族所超越，因此他的思想也具有长久的意义。20年来，尽管语境已发生了巨大变迁，但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的一座主峰，黎澍仍然挺立在思想的地平线上，为人们所瞻望。虽然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已可睥睨群雄，GDP更是高居寰宇第二，但这是以启蒙的中断为背景的。经济的腾飞不能取代民主、自由、人权，更离不开民主、自由、人权。无论是在莽原上奔腾还是在崇山峻岭之下的暗河中流淌，启蒙都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始终。这也就是20多年来人们总是难以忘怀黎澍的原因。黎澍的思想，仍能穿越时间的隧道，在新的时代里回响。在纪念黎澍的众多出版物当中，笔者以为，王学典的新作《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尤为值得注意。这是一部向黎澍先生致敬的书，更是一部八十年代的精神史。该书以黎澍为中心，深度探析了黎澍思想的启蒙价值，并对整个八十年代的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清晰的笔触勾勒出八十年代的精神旅程，再现了八十年代波澜壮阔的理论风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成名于八十年代，亲身参加了由黎澍先生发起和参与的诸如历史创造者问题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因而对黎澍先生的思想文化观念以及那个时代的理论关怀有着独到的理解。该书由多篇论文组成，这些论文见解深刻，思考邃密，笔锋犀利，其中直接谈论八十年代的几篇文章，更是远迈时流之上，洵为当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论文。

通观全书，全面总结黎澍先生在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作者倾力之所在。书中用《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黎澍：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旗帜》等三篇文章来集中探讨黎澍对当代思想史的卓越贡献。众所周知，“文革”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现代蒙昧运动，在现代迷信的欺骗和束缚下，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然都自愿选择废止思想的器官，丧失了思维的能力，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大悲剧。因此，要将整个民族从这种现代迷信中救赎出来，彻底砸烂箍轭在人们精神上的枷锁，必须依靠启蒙。作为八十年代思想风云的亲历者，王学典是从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来评判黎澍的理论贡献的。这些理论突破具有全局性、关键性特征，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彻底摆脱现代迷信的束缚开辟了道路。在席卷整个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中，王学典赋予黎澍一个盗火者、擎旗人、爆破手的角色。王学典认为，黎澍首先是一位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启蒙者，他率先将对“四人帮”的政治批判深化到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批判，直指“文革”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复辟，从而揭露了那场浩劫的本来面目，打破了长期以来麻痹人们的乌托邦梦想。他提出的彻底清除一切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的主张，为徘徊中的中国思想界指明了方向，并推动思想界、舆论界在1980年前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封建主义”的高潮。黎澍关于帝王思想特权思想余毒未净、封建势力暗中取代社会主义的观点，都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展示出对现代迷信巨大的摧毁力。

在王学典看来，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的质疑和颠覆，是黎澍对新时期理论界最为重要的贡献。他对长期以来盘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条主义批判之深入，认识之清晰，清理之系统，在理论界无出其右。他第一个站出来划清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马克思主义、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大声疾呼从根本上摒弃一起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把社会科学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正是他对一些流传深广、习以为常的教条的宣战，大面积刷新了唯物史观，促使理论界开始摆脱极端僵硬的斯大林体系而开辟新路，彻底更换了“批判的武器”。他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命题的颠覆，使思想界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实现了飞跃。

对“文革”“封建主义”实质的揭露和意识形态领域教条主义的批判，是八十年代新启蒙攻克的两大堡垒，仅此两端，足以奠定黎澍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但黎澍的理论建树绝不限于此，他对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初步论述，他对暴力革命的反省和对改良主义的肯定，他对学术自由的呐喊和对救亡与斗争史学框架的肢解，他对“封建传统”的诛伐，他对小农意识的清算，他对西体中用论的张扬，无不独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风骚，所以在王学典看来，黎澍是最能准确传达八十年代精神内涵的人，他的思想对八十年代的思想学术界具有笼罩性影响。要了解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必须读黎澍，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完整地准确地代表这个年代。王学典认为，在追求真理时那种根绝一切犹豫，摒除任何怯懦的献身精神，彻底的、不妥协的、没有丝毫奴颜与媚态的大无畏精神，治学时不瞧别人脸色的独立精神，构成了黎澍精神的主要内容，这是对作为思想英雄的黎澍最准确的概括。

为八十年代辩护，是本书努力的第二个追求。将整个民族从一场血污和雾霾般的现代迷信中解救出来的新启蒙，却在最近20年间受到了激烈的否定和拒绝，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最令人困惑的事件。仿佛一夜之间启蒙就被赶下神坛，甚至被摆在“中国崛起”的对立面。“激进”，成为加诸八十年代头上的恶名。最荒诞的莫过于，将“文革”中的“极左”与“五四”的反封建归为一堆，从而将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与它的死敌——“文革”“极左”思潮划起等号。这是对历史最肆无忌惮地篡改，全然不顾八十年代新启蒙起源于对“文革”“极左”思潮的批判这一事实。因此，为八十年代辩护，成为王书的另一关怀。关于八十年代广受诟病的“激进主义”，王学典认为，尽管八十年代存在种种局限，但评价八十年代，应该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去，有无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胸怀，是评价八十年代知识界的基本尺度之一。评估思想史的八十年代，尤其是其中的“激进主义”，要切记“文革”这个大背景，切记“左”是主要危险这个基本语境。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在今天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的缘故。在王学典看来，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思潮最应该置入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的语境中，离开了“文革”这个大背景，没有办法谈论八十年代，也没有资格谈论八十年代，更谈不清楚八十年代“激进主义”的起源。任何把八十年代从具体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应该说，这一看法切中肯綮，彻底动摇了否定八十年代者的立论基础。

对于海内外将“文革”批儒看作是“五四”反孔继续的论调，王学典也给予有力回击。王学典认为，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件，其间的一个重大或本质差异在于，“文革”期间的反孔批儒是以所谓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为背景，而“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则以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为背景，后者以传统与现代为言说框架，前者仍然局囿在传统本身。更进一步说，“文革”的反孔是反奴隶制，不是反封建，而是鼓吹封建，而“五四”的反孔则是所谓彻底的反封建，所以，把“文革”的反孔与“五四”的反孔相提并论，完全是不明就里。

王学典提出，在评价八十年代时，必须牢记，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是“文革”的对立物，无论那个时代的言论和做法在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和不可取，只要把它们放到反“文革”的背景下，就会变得入情入理。任何把八十年代抽离出它的特定语境而对其责难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整个八十年代，都是以政治思想观念反思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的年代”，对几十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基本理论是非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是历史对这个年代提出的要求，而八十年代也确实不辱这一使命。

九十年代以来，陷落于饾饤之学而自鸣得意的学术界日渐丧失了从事宏大理论问题思考的兴趣和能力，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对现实政治的关怀，放弃了在社会转型时代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因此，在为八十年代辩护的同时，王学典还对九十年代以来的学风提出批评。他指出，“放逐现实”与“回避问题”已经成为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的致命伤，躲进象牙塔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倾向。九十年代以来外部社会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多未得到应有的回应。他呼吁学术界彻底扭转这一学风，重新关注重大现实问题，重返历史现场，将学术的双脚插进现实的泥土。

厘清“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八十年代精神谱系，是王学典本书的另一个目标。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这是实在的历史最大的无奈。那些活得足够长久的人，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那些顾盼自雄喜欢将探照灯光打到自己身上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好恶来书写历史。当代史的书写尤其如此。遗憾的是，刚刚逝去的八十年代，也已在各路史家笔下变得扑朔迷离面目全非。因此，实事求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发掘八十年代新启蒙这艘思想之船的龙骨，勾勒出八十年代的精神肖像就显得尤为重要。即使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代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段。因为，改革开放起源于八十年代，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开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八十年代的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清道夫，是推动改革开放前行最有力的力量，它记录着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因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对它的谱系的编绘必须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歪曲记忆比丢失记忆更加可怕。王书中收录的《“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一文就试图纠正目前学界有关八十年代论述的一些偏颇。这篇文章是研究八十年代殊为重要的一篇文献，长达两万余言，以辩驳的姿态和高度概括的笔触对八十年代的内部构成和自身演变做了细致的梳理，对八十年代不同时段不同群体中的风云人物的地位与贡献做了实事求是地定位，尤其对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文化热的主体是谁，文化热中的主流思潮是什么，都做了有力地澄清。作者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避免“文革”的重演，中心论题是“反封建”，整个八十年代是按照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文化热的环节层涌叠进的，而所有的环节都围绕着启蒙这一中心来展开。启蒙是整个八十年代的基本属性，在八十年代具备统领一切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王学典对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地图的捍卫，决不是意气之争，更不是党同伐异，而是要保护思想史上一段光辉岁月的原貌。在他眼中，任何对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地图的改窜，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还会影响到人们对八十年代的思想状况做出正确的整体性判断。

八十年代不是寿终正寝的死亡，而是外力掼击下的休克，因而八十年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说，八十年代是一盘未下完的棋，是一场未完成的启蒙。王学典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对八十年代进行凭吊，而在于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八十年代，重新开发八十年代的思想资源。人们需要弄清的是，八十年代是否已经被超越，八十年代留下了哪些理论遗产，八十年代又有哪些问题必须在当下得到延伸。当今的中国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淹没，经济发展似乎成为唯一的寄托和要求，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或者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化约为经济问题，是现在流行的一个选择。过去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现在则是用GDP消解启蒙。然而，当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失掉了健康的神经支撑的时候，这个经济体将走向何处，并不是一个需要费力破解的谜题。一个膨胀的胃再大，也不能取代大脑。由于启蒙总是被外力打断，中国的启蒙远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得到尊重的价值，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更别奢谈围绕这些价值来设置制度保障。当前，中国庞大的经济体与宪政未立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未来发展的主要威胁。比起八十年代，启蒙在今天更加迫切，也更加重要。八十年代，因为有“文革”的痛苦作为参照，启蒙的合法性容易得到承认。而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官方刻意的回避和民间飞蛾扑火般对财富的追逐，启蒙的主张与实践都已显得落伍。“中国模式”似乎已有足够的底气来傲视普世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自我欺骗。实际上，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众多社会矛盾都归结为民主政治的缺失，其状如冰盖崩塌难以遏制的腐败正是民主制度缺乏的例证，特权的毫无顾忌地膨胀也与启蒙的瓦解密不可分。历史将会证明，中国的转型不能没有启蒙作为支撑，否则，今天所有关于繁荣的努力，都不过是为了制造一座伟大的废墟。所谓“中国模式”，其根本仍是发展源自西方的现代工商业文明，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民主与自由等普世价值也必须注入“中国模式”中。今天的中国必须认识到，缺少启蒙的社会转型绝不会成功，将启蒙从社会转型中剔除出去是彻头彻尾的买椟还珠。启蒙必须内嵌在中国崛起的方案之中，未来中国发展的模式和路径选择都必须建立在启蒙的基础之上。金耀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绝不止是军事力量，甚至不止是经济力量，毋宁更是知识力、文化力、特别是它拥抱一套现代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公义、多元、王道、环保等），说到底，它必须有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见资中筠著《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总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在启蒙缺席的前提下，这样一个文明范式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改革遭遇新的瓶颈，需要新的动力助推的时候，启蒙又将成为中国复兴大业的主旋律。

黎澍先生千古，“八十年代”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