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坦白”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全国在当时“四人帮”的控制下开展了气势汹汹的追查活动。

不久盛夏的一天，我被单位从外县文化馆的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叫了回来。一进宿舍，单位革委会副主任原老师就跟着走了进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直而又十分讲原则的老大哥，平时见我都微笑打招呼，这天见我却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小李，你是否传播过一个谣言？”

“没有哇！”我一头雾水。

“你再想想，有人说你给他说过……”

“我真的没有！原老师。”我茫然地摇摇头。

“现在可是全国都在追查反革命谣言，我们地区革委会也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各部委局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专门负责这件事，各单位每天要向上汇报三次。”原老师实话实说，“小李，你可是才分到我们单位最年轻的干部，一定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听党中央的话，不能在原则问题上犯错误！”

最后原副主任还是忍不住提醒我说：“你是否给一位老同志说过‘三多一少’的故事……”

我知道是谁告密了，便说了句：“这可是称赞毛主席的话啊！”

“他将此事汇报到局里了，局里很重视，要我们追查到底。单位让我来负责此案。你讲的这‘三多一少’故事中涉及江青、王洪文，有‘恶攻’之嫌；而邓小平牵扯到毛主席部署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近日‘四五’天安门事件中邓又被……所以，按中央文件定性应是‘反革命谣言’。”原一板一眼地说道。

我记得：那是1975年底，我带了几个作者到西安参加省文化局举办的小说创作学习班。组员中有个从某县来的作者叫景明，老家在长安，消息格外灵通。一天，他对我与另一同事讲了这个故事：毛主席虽年事高，但对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安排十分清晰，他说“恩来要多休息，小平要多工作，洪文要多看书，江青要少说话”。

我觉挺新鲜。那时消息比较闭塞，去一趟省城回来后，会有很多人向你打听“小道消息”，谁知道得越多，谁去省城似乎就有收获。回到单位后我将此事向好几个人讲述了，说主席很关心总理的身体，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关心年轻人的学习进步，同时，也严格要求亲属注意言行。很多同事都这样来理解。谁知我单位那位才入党的老同志，为急于想调回省上工作而讨好革委会，将我和这故事一起当反革命谣言出卖了。

其实，他是“三线建设”时从西安来的下放干部。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文化馆工作时，他对我很是关心爱护，常在晚上散步时，热情向我介绍单位的情况，讲述一些他对革命人生的理解，我对他很是敬佩。但此事一改我以往对他的认识。他由此调回了西安，我没法找他理论。这时，我的处境很被动，一是在组织提醒后才承认有此事，二是还必须交代谁传给我这句话——追根寻源。

原老师对我说：“据公安部门分析，这‘三多一少’也属谣言，必须查清楚造谣者的政治背景和险恶用心。当然，你出身贫民家庭，成分好，现在又是单位的团支部干部，政治背景很好，绝不是你编造的。但究竟是谁给你说的，你要讲清楚。你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我清楚不管是文教局还是文化馆的领导，对我没有半点恶意，从心里讲他们都不愿查此事，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地追谣查得相当严。下面有人打“小报告”了，他们要不管，追查起政治责任来，轻则受处分，重则罢官。原副主任组织原则性很强，就被安排负责追查此事。他则奉行“亲追查，勤汇报”的原则，例行公事而已。

我知道景明老师家庭出身不太好，又是19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臭老九”，如果真实供出他来，我怕他难以承担不说，再逐个逐个地追下去没完没了。但不说出他，得找一个无法追查下去的合理解释。

我只好对原老师说：“这事时间长了，又觉得是一句好话，就没在意，给我点时间，我得好好回忆一下才行。”

下午，原老师特意找到我说，局里同意给我时间，让我回忆，尽快找到造谣者。

那以后的时间是我苦苦思索的日子。白天要同大家一道放下工作，去义务完成城市防洪渠挖掘土方的任务，夜晚回来洗完吃完，就要来思索怎样应对这件事。

虽“文革”及以前的阶级斗争教育，已“无情揭露”、“勇猛打击”了“诚实本分”和“善良同情”，但我父亲、我大哥是个老实本分而又尽职尽责的中医先生，我从小受其熏陶，总想因自己而起的事情，就要自己去息事宁人。如果不涉及别人，我也许会“认罪伏法”；但连累同事，且又后患无穷，那是我极不情愿的。因此，我就得说谎——编造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时间、地点、证人都要具备的谎言，才会让人相信。

我终于想到一个稳妥的谣言“源头”，但还不能很快就去“实情相告”，这样容易让人感觉到你是同别人商量后编造出来的。于是，我在原老师代表追谣办又追问到第三次时，才说“想到了”。他让我随他去他的办公室，他拿出一个记录本来，准备记录。我就款款地向他“坦白”着。

1975年底，省上召开小说创作会，我带了邢敏、常倾、景明、简民等几个作者去西安参加。会议结束，其他人都各自回去了，就剩我与邢敏，我们约好第二天去兴庆公园划船。

第二天上午，我们买票进了兴庆公园，租船下水尽情地荡起来。到中午，我们饿了，上岸在公园的小饭馆吃饭。那时饭馆很少，吃饭人多，服务态度很差。我与邢敏分工，我找座位占凳子，他负责去买饭端菜。就在我占凳子时，旁边餐桌有几位工人模样的年轻人在那儿边吃边议论，只听一青年说了这赞美毛主席的“三多一少”故事……

撒完这个谎，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因为游园划船，吃饭占凳子，邢敏去买饭菜的情节都是真的。这些邢敏都可作证。桌旁几个年轻人边吃饭边传播小道消息也是常有的。

接着，原老师很认真地追问了一句，“邢敏听到这个故事没？”随后他又十分负责任地问，“你认识这几个年轻人吗？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邢买饭菜去了没听见！我哪会认识他们？也不敢随便问，搞不好会挨打。”

事情就到此戛然而止了。原老师如实汇报上去，也没再见继续追查了。我暗自庆幸自己编谎言的能力，既保护了自己又不祸及别人，轻松地躲过一劫。事后，只听一位在局里工作的同学说过，李话无遮拦，又找不到传话人，上面对他有看法了，我们都替他着急……其实，任何谎言都有破绽，只要上面认真查下去，也不难找到真相。但我知道馆里、局里包括公安也都没当回事，说不定他们心中对当时横行的“四人帮”也看不惯，只是政治责任难负，为运动而运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