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性情暴烈，在他面前敢于说话的人很少，但张治中是个“另类”。他对拍马逢迎、明哲保身的官场陋习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等问题当面向蒋进言，甚至发生争论。他还多次上书蒋介石，直抒己见。

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问题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内战。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再一次向蒋呈上了一封《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张治中冒着丢官、下狱甚至断头的风险,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和独断专行，指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批评。

蒋介石喜欢兼职，最高峰时蒋曾身兼27个职务。满朝文武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有的还极尽趋炎附势、吹捧逢迎之能事，只有张治中敢于犯颜直谏。如抗战初期，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遭地方实力派驱逐而下台，蒋介石竟要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张治中联合多人力陈兼任此职之弊。蒋听不进，以“没有人能任”作为借口。张治中笑道：“您手下不乏将相之才、封疆大吏，何愁没人？”蒋固执己见，直到后来他到成都两次，亲身感受了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一致排外，很难对付的现实之后才决定辞去四川省主席的兼职，交给他很信任的四川籍人张群继任。

滇缅公路打通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交通运输管制局进行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要“自兼”。张治中则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遂签署意见：“请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张治中对何直言：“您如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不成体制，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没有办法，只好应承下来。张治中硬是反对蒋介石的过多兼职，而不考虑他是否高兴。

有一次蒋外出，看到４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穿便服者，蒋勃然大怒，即命“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把那张批示送张治中看，张在原批后面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又立即给军法总监打电话说：“这不过委员长认为一辆三轮车不能坐４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张治中就是这样挽救了一条被最高统帅在盛怒之下宣布了死刑的生命，可见其不计个人得失、不盲从上司错误决定、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

为了反对内战，维护和平，张治中先后向蒋介石四上万言书，痛陈利害，提醒、劝告蒋介石“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解放前，张治中对蒋介石这样；解放后，张治中对毛泽东仍然这样。

据《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4月18日披露，张治中女儿张素我说，我的父亲张治中，是“惟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虽然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交往颇深，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但是，他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曾称赞他“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建国前后，百废待兴，张治中不仅在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图案等问题上提出真知灼见并被采纳，而且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诸多问题直抒己见，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1952年夏，张治中从西安到北京，毛泽东来到张家，长谈了两个小时。张治中说：毛主席啊，我们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口，我们只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搞贸易，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应该和各个国家搞贸易，做生意。毛泽东站起来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两个人要争论一百年。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认为不妥，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找毛泽东：直言“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泽东虽然没有当场同意，但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发表了讲话。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66年初夏，“文革”爆发，张家也受到冲击。红卫兵翻箱倒柜，砸了花瓶。拿走了张的佩剑，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红卫兵走后，张治中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今后若干年，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文革”中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拉出去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他听说彭德怀被揪斗，便写信给毛泽东为彭申辩；当看到刘少奇被打倒，他也写信给毛泽东，直言自己的意见。

看到国家如此混乱，身体一直很好的张治中心情沉重，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了。在生命的最后3年，他每天晚上都向下班回来的儿子一纯询问运动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张素我说“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非常反感。他对一纯说过，‘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的张治中也许是考虑自己来日无多了，执意要见毛泽东。他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他说：“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接着又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讲到这时，本来一直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一年半后的1969年4月6日，终生有胆有识、敢于直谏的张治中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79岁。

（原载湘声报，201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