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摘自：《革命年代:对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纪念》，作者：高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

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而且还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一个新传统，建国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仅实现了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巿人民政府。1952年9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巿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巿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1月1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巿：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巿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巿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巿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巿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巿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

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巿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巿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巿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巿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多人参加夜校学习。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

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大跃进”是一场规模更大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

城巿虽是国家权力掌制最直接的地区，但是在1958年以前，仅南京巿就仍有5并对河北省徐水县委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表示支持和称赞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9页。

尽管他未将强化国家控制作为“大跃进”的重点，但是这场运动使“控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意志透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措施得以全力贯彻，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急速扩张。

1958年2月12日至15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名曰“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实际上是落实毛泽东在年初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批评，为正式发起“大跃进”运动制造舆论准备。省委扩大会议之后，在10天之内，江苏各地纷纷举行党代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对“反冒进”批评的精神，全省有83000多名基层干部集中进行了学习。

在一再批评“反冒进”的紧锣密鼓声中，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出席会议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江苏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传达部署落实省委三届八次会议精神，南京巿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05页。

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大跃进”运动不同的阶段，宣传的侧重点也相应不同：“大跃进”初期，以鼓动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继而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再宣传“全民炼钢”和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城巿街道居委会全部行动起来，基层细胞高度活跃。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月27日，南京巿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唱着“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为了加强对基层运动的领导，江苏省的党政部门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原有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1958年4月，江苏省委决定：今后有关全省性的方针、任务、规划问题，由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决定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并决定成立工业、农业、政法、党群、文教5个小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代表省委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工作。依照此例，江苏各地、巿、县委纷纷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南京巿玄武区区委将区机关各部门按工业、财贸、文教、肃反、政法、街道6个系统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实行所谓“下去一把抓，上来再分家”的新工作方法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

“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通过大兵团式的兴修水利工程和“全民炼钢”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强化。在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多由国家督导建造，因为重大的水利工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调集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江苏北部是历史上水患严重的地区，中共在建政前，苏北根据地地方政府在战争环境下就曾领导建造过一些中小型的水利工程。建国后，苏北行政公署领导修建了一系列的治水工程，在这一类的活动中，北京的水利部曾派遣准军事部队水利营前往苏北（参见惠浴宇口述，俞黑子记录：《朋友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但治水的主力是当地的民工。由于民工人数众多，当局对民工的管理带有准军事性质，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统一劳动、统一作息的制度。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穿梭般地忙碌来往”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94页。，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个小时以上《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迄至那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97页。

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生产的突出事例是大炼钢铁运动。实现“1070万吨钢”的计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大炼钢铁就完全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在1958年6月间，土法炼钢、炼铁已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出现。6月下旬，南京巿玄武区在巿委领导下成立了钢铁领导小组，各行各业已试办小高炉。6月29日，南京大学建起第一座小高炉。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江苏省全面展开“全民炼钢”。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数百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军人、城巿居民日夜奋战，大搞低温炼钢——炒钢（把废钢铁熔化后拌一下就作为新钢）。10月以后，南京巿玄武区办了一个以土高炉为主的玄武钢铁厂和一座以“洋”高炉为主的高速钢铁厂，区委还出版了不定期的《高速报》以指导全区的炼钢运动，区内迅速形成“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为铁忙”的局面。刚刚实现公社化的武进县抽调2万余人大炼钢铁。徐州专区更抽调30%的农村劳动力用以支持钢铁战线。在任务最紧张的11月，全省农民组成的炼铁队伍共达到500万人。如果没有国家威权做后盾，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让数百万农民自带口粮、不分昼夜地侍候钢铁“元帅”升帐的。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特别抓紧户籍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6页。）。1955—1957年，全国进行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的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北京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可谓任务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四十余万件，对地富反坏分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巿、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名“反坏分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大跃进”期间，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力量，其地位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巿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巿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巿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三

在“大跃进”期间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群众已普遍对国家权力的象征符号加深了认识。江苏的“大跃进”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都是以大批判开道，以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为推动力。1958年3月，根据北京的精神，江苏省开展了“反右倾、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后，又通过所谓“鸣放辩论”，着重打击对“大跃进”的浮夸目标抱怀疑态度的“观潮派”、“算账派”。在这种辩论中，上级部门选择事实上和假想中的对立面，动员群众以大字报、斗争会的形式，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扬“大跃进”的各种具有空想色彩的目标和计划。进入6月以后，江苏省的大批判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批判靶子。在工业部门，针对不少干部群众对打破生产管理秩序、违反操作计划的担心和忧虑，大批“唯条件论”、“科学技术神秘论”和所谓“先进不可超越论”。“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批判对象又增加一个所谓“炉前摇头派”。

在农业领域，江苏省以常熟县为推广密植的试点地区，继而在全省农村推开密植运动，“有的县组织15万人的大兵团突击深翻”（《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声浪中，江苏省又在全省3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展开一场早已定论的所谓“三麦要不要赶水稻，能不能赶水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这场自问自答式的大辩论的推动下，全省开展了一场“踢翻老历本”、培植三麦的突击运动。常熟县23个乡党委向全省各兄弟乡发出倡议书，提出要大力批判“怀疑成倍翻番论”，实现“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的计划。1958年7月下旬，江苏省委召开各地巿县委书记会议，“号召继续立大志，鼓大劲”。会后，组成万人检查团分赴各地检查“跃进”指针落实情况。检查团所到之处，“满山遍野红旗招展，五级干部将近百万人会师田头”（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7—168页。）。然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产量翻一番很快就成为“右倾保守”的代名词了。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江苏在全国一片高产“卫星”纷纷上天的压力下，不久也放出了自己的亩产2万斤的“大卫星”。到了亩产几万斤的“大卫星”纷纷上天之际，各种大批判已欲罢不能，再也无法降温。

4月22日，南京巿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巿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79页。）。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上级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再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195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中共组织史资料江苏省编撰组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

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标”，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而在城巿，国家权力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然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至1962年6月，南京巿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45页。）。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1961年7月，江苏省各城巿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巿玄武区8月份销粮就比7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