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丽人浦熙修
发布时间：2012-05-21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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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19日，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在浦熙修含冤去世整整十年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的领导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共数百人，怀着沉痛、肃穆的心情，伫立于浦熙修的遗像前。
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追悼会，民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悼词里称浦熙修：
……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疾恶如仇……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对党无比信赖……本文摘自《乱世丽人》的部分章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作者：胡平。
毛主席站在她的身边
浦熙修在重庆的七年多时间，是她记者生涯里最辉煌的日子。
她擅长写政治新闻和头条新闻，她先后采写过宋氏三姐妹、史沫特莱和参加旧政协会议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张澜、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王云五、傅斯年、郭沫若、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邵力子、张群等沉重地压在中国现代史双肩上的人物。她与《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大公报》的高集等五人，以抗议信的形式，率先报道了1946年2月10日发生在重庆的震惊国人的“校场口事件”。次年5月20日，南京学生六千余人向参政会请愿，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浦熙修率领几个记者采写了事件的全过程，又努力获得报社负责人的许可，以整版篇幅刊出了这一事件的长篇报道，披露了蒋介石插满和平花束的彩车下，滚动着的竟是履带碾过血肉的真相，当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令南京政府如骨鲠喉。不久，《新民报》被勒令停刊，她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
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号上，即发表了她署名“青函”、发自南京的通讯《改革币制内幕》，揭露了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是一场搜刮民脂民膏的骗局。11月16日深夜，浦熙修遭突然逮捕，她先被关押在南京卫戍总部看守所，继而送宪兵司令部，最后转到国防部保密局特刑厅关押。直至蒋介石佯称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求和，以释放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又经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出面保释，浦熙修才重获自由。
也是在这一时期，浦熙修和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因为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1946年以后，先是在重庆，后是在南京，她把共产党的声音通过自己的笔传达给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周恩来和邓颖超见到她，总是说“熙修是我们的亲戚”。她也视自己是共产党人的当然亲戚。
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市委书记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石西民，告诉《文汇报》驻京记者谢蔚明先生，浦熙修曾经向他表示要离开重庆到延安去，他劝她以党外人士的身份留在重庆工作，起的作用更大。在这之后，1945年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组织新闻界代表团访问延安，《新民报》分到一个名额，本是她去的，那时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经岌岌可危，对她的思想倾向十分清楚的袁子英，担心她一去泥牛入海，便去报社多方阻止，报社才改派了赵超构先生去……她在重庆时的苦闷，其实是源自于政治生活与情感生活的两个层次。1947年，她与袁子英终因志趣各异，在南京宣告分手。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代表中有来自新闻界的徐铸成和浦熙修。他们一位是名闻遐迩的《文汇报》总编辑，一位是正筹组中的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
他们庆幸自己追随一位旷世的巨人，更庆幸《文汇报》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一张百折不挠的报纸，1938年1月创刊，因坚持抗战，于1939年5月被敌伪勾结租界当局加以扼杀。1945年复刊，因鲜明地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为编辑方针，被读者誉为大雾天里一座民主的灯塔，1947年5月又遭国民党封禁。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在盛大的开国大典上，刚刚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竟然注意到了一个记者的存在，他又亲热地称她“熙修”，问起她在北京的工作进行得怎样。两个人正聊着时，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朝这里投来的目光。他当即牵起浦熙修的手，来到毛泽东的身边：“主席，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彭老总的大姨子浦熙修女士。”毛泽东的脸上一下亮堂了：“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记者！”浦熙修万万没有想到，“天翻地覆慨而慷”时代的伟人，毛泽东竟然知道自己这一段的经历。这是她第一次见毛泽东，1945年本有可能随记者团去延安，她极盼望采访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再去会会在抗战中功勋卓著的妹夫，结果一次历史性的采访，连同一份殊荣，给了赵超构，为此几年里她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此刻，毛泽东就站在她的身边，她紧紧握住他那双厚实而又温软的大手，在一片兴奋、紧张、激动之中，言语的功能顷刻间萎缩了，唯有泪眼婆娑。
1955年，浦熙修一定有些纳闷，1949年6月21日在上海复刊的《文汇报》，怎么在自己的历史上又被第二次停刊了？说是为着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的需要，得将《文汇报》改变成苏联《教师报》的性质，原报停刊，报社迁往北京，自这年的10月1日起改出周双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一篇建国后他对中国社会的诸种矛盾，总体把握最为客观、清醒的讲话。其中，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
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它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这便是不久后提出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出处。
4月2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党的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
此后不久，中宣部分工领导报刊工作的张际春副部长，电邀徐铸成和浦熙修去谈话。谈话里，他正式通知撤去改《文汇报》为《教师报》的方案，希望在一星期之内交出一份编辑方针和一份复刊计划。
顿时，报社里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上上下下忙得人仰马翻。一连邀请首都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开了几个座谈会，征求对复刊后报纸的希望和意见。编委会讨论通过后，由徐铸成执笔写成初稿。
因为解放前两度在《文汇报》工作过、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美洲组组长的钦本立，来报社串门时几次说道：《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徐铸成的办报风格颇为赞赏，认为复刊后的《文汇报》要充满“书卷气”，该是“读书人看的报纸”，徐铸成和此时已任副总编辑的浦熙修便又带着初稿去征求邓拓的意见。
邓拓像老朋友一样接待了他们。看完初稿后，邓拓率直、具体地谈了几点意见：
《文汇报》一向和知识界有密切联系，对开展双百方针，比别的报纸更容易取得他们的信任。报纸复刊后，要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消除思想上的障碍，以更大地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随着文化高潮的到来，应放眼祖国各地，不妨多派记者深入各地，直接下到基层采访，不必由党委层层介绍下去。否则，只看到领导让看的事物，报喜不报忧，看不到真相和全貌。目前，《人民日报》在国际上的影响，还只限于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而在西欧、美洲、日本和东南亚，《文汇报》和《大公报》的影响较大。在这方面，你们要多发言，多组织报道……
不转弯抹角，无浮词套语，这番直截了当的交谈胸臆，使见多识广的徐铸成、浦熙修两人有了醍醐灌顶之感。告别时，徐铸成毫不客套地说道：
“我们将尽力将《文汇报》办好。但要求您两件事：一、经常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二、将钦本立同志割爱给我们。”
邓拓面含笑容，连连点头：“这些不难办，我一定尽力帮你们的忙。”
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如期送到了中宣部。张际春审阅后，要徐铸成先干起来，不必坐等中央批示。当报社迁回上海后，中央的批示下来了，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加了一句话：“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1956年里姗姗来迟的《文汇报》，赶在年底前粉墨登场了，恍如点穴一下到位的武林高手，一开场，报纸就敲响了中国“电影的锣鼓”。
着急上火的《文汇报》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他做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接着在3月6日，举行了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徐铸成先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而且，他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等作为新闻界代表，在3月10日下午，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召见。
他留下了两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丰泽园内，庭院中并没有什么特殊布置，院墙看上去斑斑驳驳，未经整修。再一个是，陪同接见的人里，没有刘少奇、周恩来，或是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有一位康生。一进门，康生就向毛泽东介绍：“主席，这位就是徐铸成同志。”毛主席立即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徐铸成的手说：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呵，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落座后，康生先开口：“各位有什么问题要请示主席的，请提出来。”
沉默了分把钟后，邓拓轻轻地对徐铸成说道：
“铸成同志，你先谈谈吧……”
因敲响了一场“电影的锣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张春桥，表示了很大的不悦，心头正有几分沮丧的徐铸成，便先开口了：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开展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底。抓紧了，怕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办好？”
毛泽东听出了徐的弦外之音，他含笑讲了半个多小时。虽表示明确地支持这场“电影的锣鼓”，却没有明确地给徐铸成一块能不犯错误的“法宝”。但他在原则性谈完防止片面性的问题之后，又说的一番话，真让徐铸成有如听到了天音：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更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在小民主前再加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那天下午，兴致冲冲的徐铸成从中南海里一出来，好似初恋时约会，急于要见到浦熙修并当即拉上在家的谢蔚明、杨重野等几个人，去了中山公园。徐铸成绘影绘神地告诉了下午毛主席的接见，随即再三交代：
《文汇报》本来就持有“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办报方针，在眼下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与宣传中，在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报道中，《文汇报》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与信任，一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地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而首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云蒸霞蔚之地，驻京办事处工作得怎样，采访的范围与角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报纸的分量与影响……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被委以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副团长的徐铸成，带着对浦熙修的完全信任，也带着一身的大红大紫，踏上了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最初几天，知识分子们便有这种“失重”与“晕眩”之感———
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能这样说吗？
江苏、成都一些党外人士认为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教授们似乎约定俗成，全部“金人缄口”，害怕“零存整取”，将来算总账。
对此，在《文汇报》里，没有比钦本立、浦熙修两位更着急上火的。
徐铸成访苏前夕的嘱托，邓拓电话、信函里的一再肯定，已经使他们食不知味、寝不能寐了，何况在这之后又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夜访。那是在4月份，上海市委办公厅通知主持编务的常务副总编辑钦本立，说是毛主席要来《文汇报》看看，交代他这段时间里不要外出，同时还得严格保密。一天夜里十点多钟，走进报社的是陆定一。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生气，有情况，有办法。”
“这个位子是谁坐的？”“是徐铸成坐的。”陆定一两手往扶手上一摊，又打量了办公室一圈．似乎被这房间里浓浓的纸墨气息所陶醉，又问钦本立：
“你看我来当总编辑好不好？”
陆定一是来鼓励《文汇报》积极投身于大鸣大放的。事后，浦熙修听说本来是毛主席准备在经过上海时，亲自来做这番鼓励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来成，才特意委派陆定一前来。
自5月中旬起，全国知识界大鸣大放渐成燎原之势。为毛泽东的真诚与信任所打动，并竭力去为他老人家打消知识分子顾虑的，新闻媒介里，首推《文汇报》和由储安平先生主持的《光明日报》。而在《文汇报》里，浦熙修真不愧是个鞠躬尽瘁的马前卒啊。
或许是杯弓蛇影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指出：
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的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
两家在过去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的报纸，何以会在一个短时期内，突然窜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上呢？
中国搞市场经济是这几年的事情，可政治上的市场化早有年头了，只要斗争需要，一批批优质的“揭发”便很快从流水线下来上了市：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根据社长章伯钧的授意办报，于是民盟内揭出了第一条纵向反党之链“章伯钧———储安平———《光明日报》”。《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对罗隆基言听计从，于是民盟内又揭开了第二条纵向反党之链“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
在这之前，6月9日至14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了》等五篇社论。
然而，不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一下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列车上被甩了下来，浦熙修便是其中一位，她还俨然端坐在车厢里，只是随身子的猛烈摇晃而惊讶：这列车何以作如此急、如此大的转弯？正当浦熙修诚惶诚恐、如坐针毡之时，石西民来见了她一面，他正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告诉她，《文汇报》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她可以放心。鉴于他是柯庆施的亲信，后者带着他一道来上海走马上任，而柯老是人所共知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石西民的这一消息无疑是“通天”的。当她把这一消息转告徐铸成、钦本立时，恍如前一阶段本报只是戴了一副蒙上水汽的眼镜，现在只要揩去水汽，本报一样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走得山青水绿……
6月18日晚，决意要跟上新形势的浦熙修，将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孟泰、王崇伦等人邀来了办事处。在一起聆听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广播后，劳模们当即举行了座谈———
王崇伦说：葛佩奇说工人生活没有提高，我们工人很生气。国民党统治时，一面袋的钱只能换一袋高粱米，而我们今天能吃肉、大米和白面。鞍钢的工人们现在有四所业余中学，一所业余大学，一百四十六个浴室及许多幼儿园。右派分子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叫我们警惕，现在不能睡太平觉……
孟泰说：领导干部过去流血流汗，今天负的责任又重，他们生活多受到一些照顾，我们工人决不反对，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工人一样。如有人问：“猪肉少，谁吃了？”我说，是因为我们工人和劳动群众吃了，因为大家生活都好了嘛！葛佩奇说只有党员干部生活提高，我认为他是糊着两眼说瞎话……
座谈一直进行到午夜，临别时劳模们又叮嘱浦熙修，要《文汇报》转告全国人民，工人阶级坚决拥护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愿付出生命和他们作斗争！
不见黄河心不死的浦熙修，如同她将孟泰、王崇伦等全国劳模视为一支精干的救火队，请进了《文汇报》，便以为自己的报纸能火海逃生一样；她本人，还有《文汇报》，已站在悬崖边上，冷风嗖嗖，她却不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堂堂两位政府部长(注：章伯钧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部部长，罗隆基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森林工业部部长)，会给一脚踹下万丈深渊。在她眼里，眼下或许只是杯弓蛇影，还有知识分子们为了解脱自己而撕咬别人的一场没有章法的混战。
她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不要被报纸上那些弥漫了火药味的话给弄慌了神，问题并不严重，回到北京该检讨的检讨一下就行了。
浦熙修与罗隆基他们相识于1946年初，这又是一出令人唏嘘不已的爱情悲剧。他们始终在期盼他和她的名字能公开列在一起，以展示于世人；结果他等到的这一天，并不是在大红的婚礼请柬上，而是在把她和自己绑在同一根耻辱柱上的《人民日报》上……
两帅之间还有一帅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锋芒料峭，可谓字字千钧：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浦熙修看了这篇社论后，好长一段时间浑身冰凉，呼吸也像是停止了，恍如成了幽深、远古的金字塔里一具不知外面是何年的木乃伊。在这篇社论里，毛泽东一而再地点到罗隆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5月
中旬作第三次或第四次汇报时，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令人难解的是，《光明日报》与《文汇报》，在“资产阶级方向”上曾被视为等量齐观，可社论里未提及储安平的名字，提到浦熙修却下笔极为辛辣、极为凝重地称之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一位能干的女将”……有人以为，用今天的话来说，浦熙修是罗隆基的情人，毛泽东对后者暴风雨般的愤怒，难免不倾泻一些到她头上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勒令她作出交代，“当时正在《北京日报》礼堂举行全国记协反右斗争大会，每天开一次会，主要是批斗浦熙修同志。提法是：批判浦熙修的反党罪行，对徐铸成则为：批判徐铸成的错误言行。显然有区别，大概我这是被放在火烧阶段，而浦熙修则早已列入打倒对象了……”她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中央当然要开她的批判会。在全国妇联执委会，女人们变得比男人们更亢奋。有时一天要赶两三个批判会。开始时，每走进一个会场，她都竭力将打散的心智装回到自己的躯壳里去，她一遍遍地解释———
此刻，浦熙修即使真成了一个纸袋，也不会将她放过了，因为这个被扩张成某种形状的“纸袋”，在最需要与上面保持一致的时候，正好用来包装满场人们对党的无限忠心和对非党者的无限愤慨……
很快，浦熙修再也挤不出一点心智的活水，任凭自己冰凉的躯壳里吐出一串串阴嗖嗖的话来：
“罗隆基是通过我来控制《文汇报》，改变了它的政治方向。但这种控制是无形的，我不知不觉在两帅之间挂了一帅”。
真可谓病急乱投医了。浦熙修尚且如此，郭沫若先生焉不如此？罗隆基多半还不知道，在1956年1月，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如沐春风的民盟中央深受鼓舞，一连就“双百”方针的贯彻、科学研究规划、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成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就调研出来的结果写出材料上报给党中央。反右斗争一开始，正是郭沫若先生首先在大会上指控，这些材料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
不清楚罗隆基是什么时候终于明白，他的几近喋血的一切辩解，除了给那扇巨大风车的轴承上添加更多的润滑油外，实在不会有任何结果；
清楚的只是，反右斗争以后，罗隆基和浦熙修依然住得相距不远，可如同有过正式的割袍断交，两人间再无任何来往。
在《文汇报》，有徐铸成、浦熙修等六名编委，以及谢蔚明、杨重野、刘光华、梅朵等十五名记者、编辑、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该报驻京办事处的十人里，就有七人被打成右派。此外，还有钦本立等党员干部受到党内处分。
浦熙修深知自己这个右派的分量。
7月间，她去上海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石西民来见过她，告诉了她一个可谓是“通天”的消息。回到北京后，她又去见了妹夫彭德怀，彭老总认真看完她写的一份检查后，面对她一脸的惶恐，连声说：我看写得不错，认识了就好，没事，没事……但她还是被最高层钦定为右派，这便意味着她是个在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的右派。
与此颇为相悖的是，她以为自己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定被撤去。岂料下一次全国政协开会时，她仍然接到了赴会的通知。一天开会时，她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周恩来，正想将自己的身影藏匿进人群里，周恩来也一眼看到了她，并向她招呼道：
“熙修，熙修，你过来呀……”口气未变，神情也未变，眉宇间溢出的还是往日的那份亲切。她不得不走了过去，叫了一声“总理”。周恩来问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想起过去在他身边的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眼下她千言万语堵在喉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他似乎清楚她的境遇，自己接着说了：
“有错误也没有关系嘛，人活一辈子，哪能不犯一点错误呢？我就犯过错误。你得鼓起勇气，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事后，浦熙修了解到，自己这个政协委员没有给拿掉，是周恩来的意见。不久，周恩来又将她安排进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了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她曾感慨地对人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就安心当旧闻记者吧。
1959年10月，作为第一批“确实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之一，浦熙修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