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城：郑振铎1957年日记纪事

郑振铎为党外著名进步民主人士，以学界名流出任政府高官，身兼文化学术多职，频繁出席各式会议，发表讲话，著作多，声望重，交游广。而在这次大风浪中，则能自保其身，谨言慎行，是处漩涡之中而能外于漩涡的明识时务之士。

小引

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与史料》双月刊，2004年第一期起连载郑振铎1957年日记。每期登两个月，一年登完。1957年是“反右”之年，当年头面人物、政府官员和文化知识界大中小人士，下至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无有不被波及者。若有日记，必然有所反映。反映有多有少，有隐有显；即使避而不记没有反映的，也是一种反映。郑振铎为党外著名进步民主人士，以学界名流出任政府高官，身兼文化学术多职，频繁出席各式会议，发表讲话，著作多，声望重，交游广。而在这次大风浪中，则能自保其身，谨言慎行，是处漩涡之中而能外于漩涡的明识时务之士。他这年的日记，所记“反右”事，小心翼翼，用正面语言，不越雷池半步，皆似预见个人日记终将公之于众，并被作为审查定案之用。对“右派”们的“不老实”检讨，于日记中时表愤慨；反右许多重大事件，常略而不提，是漠不关心，抑有意规避，无从测知。批斗会上有关右派分子人名且多以“某”字代之，整理者并无声明代为避讳，应是原文如此，想见郑氏处事下笔时的戒慎戒惧之心，而戒惧为先。两千多年前的《左传》，记下晋国大夫栾武子两句话留与后人：“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即是此意。郑氏至友叶圣陶亦有1957年日记，现《叶圣陶集》（1994年出版）日记部分的整理者仅收录1957年1月（止于10日）日记，关键的后面十一个月付之阙如，则是后为前讳，亦同此意。然郑氏所记虽属简略，皆身历其事，亲见其人，仍可供“反右”史料参证之用。昔人常为诗文作“纪事”，如《唐诗纪事》、《全唐文纪事》之类，此史乘之别裁，实录之旁支，现仿其体，就郑氏日记有关“反右”之部分（1957年2月至8月），按月日顺序摘录。为作纪事，以明背景；小加按语，以探其实。全文凡若干节，今选录三节，先行发表，为读者佐谈兴，为史家助思考云耳。

［郑振铎日记］

1957年2月16日下午，二时半，在沈部长（雁冰）家举行部长碰头会。四时许，钱俊瑞从中央开会后，传达毛主席的谈话，精辟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一课。

［纪事］

《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57年2月16日上午，出席由毛泽东召集的有邓小平、胡乔木、周扬等二十八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议论文艺思想问题。（中卷20-21页）

郭小川1957年日记2月16日十时半出来，本想去改陈（企霞）的材料，但严文井他们还在周扬同志处汇报创作问题，我也想去听听，就去了，刚谈半小时，周扬同志接乔木同志电话，叫他、默涵、光年、文井去颐年堂，后来周扬同志叫我和荃麟也去。我们就乘车到了中南海的颐年堂。刚脱下衣服，主席就出来了。这是意外的会见。已经太久没有这样近地见他了，他握了手，问了姓名，说了很多诙谐的话。以后人越来越多了，有张奚若、胡耀邦、邓拓、胡绳、杨秀峰、北京各报的负责人。大家坐下来，他就坐下来。主要是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对它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这两篇批评。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卒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功夫。而在批评时，应当是又保护、又批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是错误。三点半钟离开了中南海，又在中宣部周扬同志办公室商量了一下，决定下礼拜二开个小组会。（《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二期）

《毛泽东传（1949-1976）》（1957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毛泽东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617-619页）

［按语］

1957年2月16日这次颐年堂会议，召开时间应在是日下午。郭小川与钱俊瑞为二十八人中的参与者，郭的日记明确写明下午三点半钟离开中南海。郑振铎日记也写明钱俊瑞下午四点钟左右从中央开会后，立刻回来向正在沈雁冰家的文化部正副部长们作了传达。《周恩来年谱》将会议时间定在是日上午，不确。

这次会议，是反右斗争“阳谋”阶段的启动。阳谋阶段即“钓鱼”或“引蛇出洞”阶段，这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反右斗争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右分前后二阶段：前阶段为“阳谋”阶段，后阶段为斗争阶段。没有这个阳谋阶段，后阶段没有斗争对象，就斗争不起来。毛泽东从不讳言“阳谋”，并为之正名。他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选》第五卷437页）这是反右斗争已轰轰烈烈开展的1957年7月1日文章中说的话。大家，包括正被批斗和将被批斗的“右派”们，第一次看到“阳谋”这个词，无不感到新奇，叹其旧词翻新之妙，同时深感这个词内含的肃杀之气。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毛泽东文集》第五卷，264页）这份党内报告，至1996年方公开发表，所以1957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钓鱼”和“引蛇出洞”，似乎更为直露，但也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在反右时并不讳言的用词。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有名文章中写道：“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是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毛选》第五卷，425页。在两年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承认“钓鱼”，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对于“引蛇出洞”，1957年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摆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党委汇报。”“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回忆与研究》，833-835页）这说明李维汉在执行中央决定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时，开始尚不理解毛泽东意图就是“引蛇出动”，但随后就懂了，他做的实际就是“引蛇出洞”，并且承认这是“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

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这次讲话，主题是议论文艺思想，吹的则是反左反教条主义的风。这是当年知识分子群体最希望从伟大领袖那里听到的声音。郑振铎此日日记所云“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不言”，是由衷之言。但也像多数人一样，他并不理解毛泽东这次讲话的真实意图。

［郑振铎日记］

1957年6月16日下午，空了来。五时许，偕到文化俱乐部，和宋云彬、叶圣陶、王伯祥同到北京饭店晚餐，喝了三斤黄酒。总有半个月不曾尝过酒味了。

［纪事］

宋云彬1957年6月16日日记（晚）振铎邀赴北京饭店之川菜馆，饮绍兴酒，甚佳。同座有圣陶、伯祥、萨空了。（《红尘冷眼》，448页）

郭小川1957年6月16日日记（下午），得通知，四时到周扬同志处开会，定一、际春、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都到了。周扬同志先讲了他的发言内容，言下甚为激动。后来定一同志谈到，看人要看关键，现在党内外有股右的潮流，显得十分猖獗，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它放出来，然后加以克服。他认为，丁玲、陈企霞对党是不忠诚的，而陈企霞如果最后还坚持他的错误，就应当坚决把他开除。

我也很激动地发了言，我觉得中宣部应当考虑一下，如果是右了，就应当下决心纠正。

陆、周、刘都批评了李之琏和党委，他们那里开始了一股右的潮流，影响了很多人。

会议开到七八点，然后一同到荃麟处，谈了一下机关的整风，也闲谈了一些别的，谈到十一时才回来。（《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三期，1949-150页）

《徐铸成回忆录》正在此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四次会，我赴京出席。初到京时，我曾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三位先生一起共酌（我们这四位“酒仙”，照例每入京必聚会一次的）。宋云彬只叹气说：“我在杭州已被批过几次，恐怕此次在劫难逃了！”我还宽慰他说：“可能有人真想反党，你是人所共知的党的老朋友，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云彬只惨然一笑说：“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叶、郑两位也说：时局真有些看不透，究竟要发展到什么地步？（410页）

［按语］

郑振铎偕婿萨空了，6月16日邀宋云彬、叶圣陶等至北京饭店晚餐，饮绍兴酒，与宋云彬是日日记所记同。宋与徐铸成同为参加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于6月15日来京。徐《回忆录》所记，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和徐四位“酒仙”相聚饮酒，宋自感“在劫难逃”，徐用“惨然一笑”形容宋谈话情态。徐《回忆录》未记四人会见日期，郑、宋日记亦无此次聚饮记载，想即在18至19日一二日内。看宋云彬来京数日日记，尚强作镇静，勉为“左派”姿态，于出席民盟大会时，“作十分钟之发言，驳斥章罗等反社会主义谬论，亦自作检讨”（《红尘冷眼》，448-449页）。这是当年众多将划未划的右派们，于戴帽前为挣扎求免而上演的一幕幕相互咬斗的悲闹剧。悲剧加喜剧称悲喜剧，悲剧加闹剧可称为悲闹剧。

相对于郑振铎的浑然无知，宋云彬、徐铸成的惶惶终日，郭小川此日所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主宰了右派们生杀之权的权力部门的掌权者，如何关起门来为未来的右派们罗织罪状。丁玲、陈企霞的右派集团一案，是继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后的又一文艺界大案，郭小川的6月16日这天的日记，所记虽语焉不详，但态势已见，大局已定。大家看到，此案的主审法官，不止一人，周扬之外，陆定一也是一个，可能陆之上尚有更高之人。日记中提到的之琏，即李之琏，为中宣部党委成员，鸣放时主持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复查工作，主张为丁陈平反。后即以不合陆周心意划为右派。据郭小川此日日记，李之琏这天受到陆定一、周扬、刘白羽的批评，说他“开始了一股右的潮流”。按此预示，离定谳右派之日仅一步之遥。

［郑振铎日记］

1957年8月31日下午二时半，到文联大楼，参加讨论某某、某某、某某某（书面）等发言。某某作检讨，听众大不满意。近六时半，散。

［纪事］

郭小川1957年8月31日日记二时半开会，先是杨朔发言，接着是萧三，检讨得很诚恳，似乎下决心改正错误的样子。以后是罗烽发言，大家极不满意。艾青的检讨，也是记账似的，没有多少内容。黎辛发言则没有力量。最后是臧克家的书面发言，由徐迟宣读。

想着很多事情。丁陈会议已经开到二十三次了。下礼拜再开两次，就可告一段落，但整个会议结束，至少要到九月中旬，会可谓长矣。（《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三期，174页）

［按语］

据郭小川日记对本日大会发言者的评述，何人将蒙解脱，何人将作右派处理，何人为左派，已泾渭分明。日后正式定案，果一一符合。此为郑振铎最后一次参加作协批斗丁陈集团的大会，9月3日，他率领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东欧数国，离开北京。他的8月15日日记，曾记“晤仲经、夏衍，要叫我出国一趟”，指此。后来准备行装，日记中有数次记载，但作协大会还是按时参加。9月3日日记云：“七时十分，飞机起飞。来送行者有夏衍同志、王主任等，还有保加利亚大使等。……武伯纶初次出国，一上飞机即感头晕。柯灵也吃不下东西。但我却照常吃睡。”知访问团组成人员，即郑、武、柯三人。此次出访时间较长，远离反右斗争，跳出漩涡外，不入是非中。郑氏九月以后日记，遂多记异国景观，及彼邦文化设施，不复再有“某”字代号之忌了。据郭小川日记，丁陈反党集团一案于9月16日至19日召开全国性大会和书记处扩大会议，由周扬、陆定一作总结报告。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作家都奉命与会，郭小川9月12日至16、17日日记中记下各地来京开会的作家，上海有巴金、靳以、周而复、孔罗荪、孙峻青、以群、刘志侠、唐弢，湖北有于黑丁、袁勃、李冰，广东有欧阳山，西北有柳青、杜鹏程，东北有马加，内蒙古有纳·赛、远千里、李亚群，各地作家一致拥护周、陆的报告和对丁、陈反党右派集团的处理。大会宣告胜利结束（《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四期，43-45页）。关于丁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由郭小川执笔起草。此时郑振铎一行正在保加利亚各州、市参观访问。

2005年2月28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