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方毅：一九五○年黄炎培致毛泽东“万言书”

本文摘自《纵横》2007年12期   作者：黄方毅 原题为：一九五○年黄炎培致毛泽东“万言书” 

在人们的印象里，中国“上书”或“万言书”几乎是灾祸的代名词。因文遭祸、因言受罪，在历史舞台上不计其数，司空见惯。反过来，言而无祸、书而无罪则似乎是历史的鲜罕，当事者则也似乎被当作历史的“幸运儿”。50多年前的1950年春，我的父亲黄炎培连续上书毛泽东，洋洋万言，直揭时政弊端，用词之尖锐、意见之直率，不在其他后来人之下，然而却“奇迹”般地被毛泽东接纳了。

从青年时开始办学，且不肯从政做官的黄炎培，抗战开始被国、共双方作为社会贤达之一举荐为国民参政员，1940年创建民盟，1945年又创立民建。新中国成立，黄在毛泽东、周恩来几次相邀下，破除不做官的传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从政之后，黄不仅没有“难得糊涂”，而是认真之风如旧，直言之习不改。他到任之初，毛泽东问他感觉如何，他答：“有决心，无信心。”毛送他“调查研究”四个字。黄对此认同，而且认真去做。怎么调查研究呢？一是下去。黄经常到基层考察，虽已70岁高龄，但每年都到外地视察，到工厂、到农村、到街道，在他熟悉的江南，留下了不少足迹。且考察之后，时有报告呈交中央。江南传统风景和文物保护地周庄等，是黄视察后专门报告毛泽东建议予以保护，得到毛的批准，从而使这块风景瑰地至今得以向世人展现江南的传统风采。调查研究的另一方法是听取送上来的意见，主要是人民来信。黄对此非常重视，解放前从不用秘书的他，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人民来信，成立了由我母亲姚维钧任专职秘书牵头的秘书班子。来信中凡是他能办理的，他都努力去办。涉及大政方针，他上报中央；涉及到个别部门或地区，他转交有关部门；涉及写信人的个人问题，如生活困难、就业无着，他都尝试去办，从不推诿。一直到他死后多年的“文革”中，仍有此类来信寄到我家，要求解决问题。不幸的是，“文革”时，作为收信人的我的母亲自身性命都不得保，即使黄本人在世，又能何如。

解放战争接近胜利时，全国范围的斗争逐渐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1949年7月，中央把陈云从东北调入北京，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陈云为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又提出让黄同薄一波一起担任中财委副主任，黄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便正式向中央婉拒，并推荐北京大学校长——老友马寅初出任，中央接受了黄的建议，任命马为副主任。之后又增补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为副主任，黄自己则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同时担任中财委委员。

在中央领导下，全国范围内以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战线上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在金融战线上，经过银元和粮食及纱布两个回合的较量，抑制住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势头。1949年底开始，物价趋于稳定，财政逐渐好转。在此基础上，1950年春开始，将过去在根据地实行的以分散为主的体制转变为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新体制。对此，毛泽东予以了高度评价，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陈云也高度评价说：“统一与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然而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大好形势下，同样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薄一波老人回忆当时的形势时说：“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4页，下同）。据薄老回忆，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的批发市场上，大米的交易量4月份比1月份下降了83%，棉纱下降了近一半。全市工厂倒闭一千多家，商店停业两千多家。3月份与1月份相比，大商号减少了一半，小商号减少了90%。上海市长陈毅紧急报告说，“上海人心浮动”。

在这种形势下，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工商界联系密切的黄炎培当然也收到了许多反映形势严峻的信息，几十年中惯于忧国忧民、又惯于直言坦陈的他难以平静。4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结束与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回到北京后不久，在中南海丰泽园召见黄等30多人聚宴。之后数日，黄炎培把自己近来形成的意见整理成文，于4月17日完成3000余言，以信函形式写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四人。

毛主席、恩来总理、陈云、一波同志：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主席在颐年堂十二日晚上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他列举了他收到的三封信，反映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被逼人命等。黄引原信：“上海一般情况连劳动阶级和学生情绪都不比以前了，为的是生计，以前电影放到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陆续有人去香港，倒不是避缴公债，而是人心动摇”，“失人心可惜”。黄信上讲：“自政务院纠正征粮偏差的指示到达，救活了不少生命。这样被押被吊的，因指示到达而获释，苏南共1000多人，只松江一区300多人。我所虑的，这样出人意外的偏差，怕还不只苏南一区，为维护生产计，为挽回人心计，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然后从积极而兴奋的心理中准备进行土改，不要从恐怖而消极的心理中进行。”反映问题后，黄提出了纠正的五项措施。

我想到的有效方法：

第一，陈云同志对这些问题多次说过要派大员去办，我极赞同，凡认为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当严重的地方都应赶快派员去，眼前的救灾，下届的征粮，如何处理？如何改进？皆须从此行取得确切的材料，做新的决定的根据……

第二，这许多不够格的县长和一班县工作干部必须快快举行轮训（重点号系原文所加，下同），连同税收人员……

第三，……我想提出一个办法，可否设副县长……县副职不定须本县人，邻县人也可，顾亭林（炎武）主张县官以五百里之内人士充任，不一定本县人，但总须熟悉地方情况，见其所著《县官论》。

第四，县政主要的武器，当然还是县人民代表会议。上文所列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发生，都由于这些县没有办或没有办好代表会议，我所知道，许多县代表会议没有人敢代老百姓陈述痛苦的，领导者对一切了解程度不很够，当然会有此现象。今后要改善县政，定要把县代表会议搞好，即上文所提副县长也须从会议中间慎选。

第五，加强监察。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县市以上都须设人民监察机关，实行监督，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控告，这都规定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间的。今既有此现象，急需考虑一下，是否添设地方监察机关？在没有周边设置以前，应布告人民得向上级监察机关行使控告权，而上级监察机关须设适当方法——或采取巡回制经常实施监察。

以上五项建议，一派大员，二轮训，三设副县长，四搞好县代表会议，五加强监察，深信上列种种不合理现象，依此一定可以彻底纠正的。

黄炎培此信发出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然而不断收到下边告急信息的黄更加焦急，4月19日，几乎一夜未眠的黄清晨起来向陈云同志书函。

陈云同志：恕我尽言，以我所知，上海（当然不只上海，不过我来往人较多，知之较多且切）市况实已近于危急。必须趁早用全力来扭转，越迟越难。如您想定办法，我意不必迟至下星期二，希望临时召集，此时恐须用非常方法……

黄炎培为什么要给陈云单独写信了？恐怕是考虑到，首先，陈是财经主管，虽然黄给毛的信上也并列着陈的名字，但黄认为仍有必要单独向陈汇报；其次，黄给陈的信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催促，陈云作为经济主管，具体情况只会比黄了解得更多，而不像黄给毛写信主要是为了汇报情况；再次，同为政务院副总理的陈、黄，通过共事彼此是了解的，黄对陈的思想脉络和工作作风是清楚的，他似乎相信陈能支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能去进一步影响毛泽东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从而尽早做出纠偏的决策。所以在给毛等写出信后两天，黄又追加给陈的信，而且一追不止一封。致陈信寄出后的次日，黄又收到上海传来荣氏集团所属两家工厂关闭的信息，与荣德生（荣毅仁之父）、荣宗敬兄弟交谊匪浅的黄很是焦虑。20日午夜，黄实在难眠，下床又给陈云写信。

陈云同志：半夜失眠，起作此书。今又得报，上海工厂尚在纷纷继续关闭，四乡公债敲逼未已，又在摊派救济捐。……这危局必须快快扭转，实在不容易扭转，以我千思万想，光靠救济失业，越救济越多。积极方法，当然是重点维持，但维持者少数，关门者多数。如关门者继续下去，则维持者也归无效。……现在必须采用非常手段，宣布停止取卵，以安未死之鸡之心，一面实行重点维持，一面救济失业，若不行前一事，恐后两事也是无效的。……恕我烦续，一波同志同鉴。

黄炎培一九五○.四.二十一.上午四时书

收到黄炎培信后的毛泽东，也先后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类似情况，陈毅市长的报告也呈交到他的办公桌上，陈云、薄一波的意见似乎也同黄差不多，这从30年后薄老的回忆录中可以反映出来。当然对于这位自己在1920年便倾听其演讲，是自己的老师徐特立的老师的师长辈朋友，毛泽东是了解的。虽然黄信上充斥的“人心在恶化”、“以前电影放到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人心动摇”等语句，对于毛泽东来说，似乎未必是很入耳的，但善于从大处着眼、擅长“抓大放小”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年代里，是不会太计较这些的。黄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4月26日晚，毛泽东召见黄，长谈两个半小时，黄将信上的内容、观点又一一陈述，同时又补充了新收到的信息，之后，毛、黄两人在毛的书房里促膝相谈，一一商讨黄信上提出的补救的办法。临别，毛再嘱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回到住处，黄极为兴奋，虽然已是连续高度紧张工作多日，但他仍被毛的态度鼓舞并感佩。次日，他再行了解情况，再次日，黄又拿起笔给毛、周、陈、薄写信，写了三天，29日方搁笔，共7000余字，急呈毛泽东。

信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关于乡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第二大部分是“我的看法”；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

第一大部分中，首先是关于乡村现况的续报。

前函上海同乡灾情严重，现将具体报告，川沙、南汇、宝山三县现有没饭吃的灾民二十万人，此三县为生产极丰富的地方，三县人口并计仅八十万，灾民几及四分之一，可见严重。灾情之所以严重，由于受灾而没有减免征粮，相反地且加重征粮，事实略见前函。有一点值得重视，自1949年秋征，华东额定征粮五十三亿斤，而结果征得八十七亿斤，占164%，地方附加不在内，超额这么巨！如果超额竟这么巨，是否定额失之太低，还是收粮者为了完成任务把超额来竞赛，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各地粮重的哀号声，以及灾区民众不得免征，且须重征的前陈惨况。

其次，是关于上海市况的续报。黄首先列举了上海解放后政府在工商税收等六个方面的“德政”，然而1950年春情况发生了变化。“事情起于新华社某次报道，指责上海工商业存在严重的逃税现象，证明了‘自报实缴，减税重罚’的错误，决定从本年三月份起改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要工商界在3月一个月内完成五种任务：（一）存货补税；（二）缴纳一、二月份营业税；（三）缴纳春季房捐；（四）缴纳1949年9月至12月份营利事业所得税；（五）缴纳公债。而政府正在大力贯彻财经统一工作，大量人民币回笼，物价普遍下降，成本高于市价，流动资金骤绌，税收机关又变为新的作风，上下内外同时夹攻，工商界站不住了”。随后，他列举了税收政策转变带来的八个方面的问题。谈完税收，又谈公债。黄说：“公债劝募本禁止强迫，而采取民主评议的，今据上海方面纷纷报告，借民主评议之名，行强迫之实，所使用的方法，禁闭、疲劳种种困扰出人意料之外”。

信的第二大部分是“我的看法”，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的看法，不论乡村或城市，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什么都顾不到，说他们是偏差，偏差是从这上边来的。这完成任务，倒不完全是邀功行赏，是有意义的，为的是打台湾，为的是回笼货币，平衡国库收支，符合了共同纲领第四十条规定的上一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可惜没有符合下一句，“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向老百姓有所取，政府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中间有一个铁的原则，征粮也好，征税也好，乃至募公债也好，都不违反这个原则，这一原则是什么？“取之有余”，就是“有余则取，无余不取，多余多取，少余少取”。“多余多取”当然是好的，那么到“少余少取、无余不取”时怎么办呢？这是不得了的。所以政府要十分小心，多方照顾，要使老百姓走上“多余多取”的路，才是公私两利，千万不能让老百姓走上“少余”乃至“无余”的路上去。如果真做到农家关门了、工厂商店关门了，那政府也只有关门的一法（最后这一句，在信的原稿上已被划去，不知正式抄件上是否保留——作者）。所以主席提出：“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指示，所以共同纲领有“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上一句话，还有“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下一句话，只有“增加生产”、“照顾生产”，才能培养税源，税源得了培养，才能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主席的指示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是正确的。要“生产”要“繁荣”先要人心兴奋，要他们高高兴兴来种田、来开工厂、开商店。如果他们饭吃不饱，荒了年还要向他们征粮，连盐都吃不起，他们的心将投向哪里去呢？如果工厂、商店，天天麻烦他们、困扰他们——被麻烦、被困扰的当然是少数，但老百姓是有嘴的，尤其是都市，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慌起来了——这一笔，那一笔，不要说赚钱，连本都保不住，“香港去了”，不要紧，“心”不让他到香港去的，实在这些问题，动机都是好意，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还是有功的，供给革命战争，还是帮助老百姓的，物价平稳，但是另一方面，所得的反应是这些，因此我想到真理怕是在这上边，就是做事要“适度”——深度、广度、速度。如果说一般农村、一般工商业，本来存在着许多不健全的基本因素，那使我们更想到做事要“适度”了。

黄信的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

第一，把各项税种、税则、税率重新审核一下：（一）有无畸轻畸重？（二）有无范围尚未明确？规定尚不够明确？尚不够具体？（三）罚则的规定有无失之太严，或不够具范？此点财经会议在办理。审核之结果，公告修正，同时告诫税收工作人员，纠正过去一切不合理作风。

第二，在不致走上通货恶性膨胀的道路下，关于贷款、关于订货购货等等酌量开放，采用各地照顾原则。这里想说明三点：其一，通货增加发行……其二，关于贷款、订货、购货，政府倡率开放，一面在某种限度之下，准许私人向农村收购农产，在某种条件下，准许私人贷放。报载上海准许商办银行组织银团贷款，维持工厂，此法可以扩大提倡；其三，税法酌量修正……

第三，扩大向国外开门，要缩短减少税收时期，必须加速恢复繁荣农村购买力，一时还不易恢复，惟有排除一切困难，尽力打通国际贸易路。此线本是通着，为要求扩大，宜在某种有利而无害之条件下，予私营商业以资金上、运输上、手续上若干便利，来补公营之不及，向在营业的外商，也可容许其有条件的活动。

第四，农村有灾必赈，切实执行主席“不许饿死一人”的告诫，轻重灾区应减应免，而上期未予减免，查明布告下期补予减免，使一般人民确信是自家的政府……我向认为于农民最有利的方法只有抵押放贷，经过若干时间，农民得于涨价之后脱售，这样利归农民了。此法公家当然好办，同时也可鼓励民营金融业来办，但须限制其利率。——此法我1933年至1934年在上海浦东鼓励并协助办得三处，一家是农民银行，两家是商办银行，办的结果甚好，——此法可以在农民有利条件下，流通农村金融，可以使人民币下乡，可以增进农村购买力。还有一法，大量提倡农村手工业。此两法行如无不合适条件存在，保证农村经济就会繁荣起来，我对这上边稍稍有些经验的，当然土地改革是基本。

第五，宜有一种文告，……说明将有新的措施，过去不合理的都将予以纠正……这样涣散的人心重新团结兴奋起来，应是不难做到的。

如果说黄给毛的第一封信建议的五项措施，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政治体制，那么第二封信的这五项建议应该说几乎是一整套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商、私营经济、农业、农村手工业、赈灾等等，应当说是全面反映了从事教育、经济、社会、政治活动几十年的黄炎培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主张，实际上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建国后应当采取的一整套经济政策。这些主张和建议，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的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有的则被束之高阁几十年，甚至直接、间接地受到批判，直至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甚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时代到来时，才逐一成为国家的现实，如对外开放、外商外资、私营经济、农村手工业等。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已经完全实现，以至超过50年前黄炎培思维中所涉及的体系；还有的建议拿到今天来对照现实，如提高农村购买力、发展民营金融、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等，对于面临着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仍有着借鉴和参考的价值。思想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要经历时间的考验。黄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在社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50年变迁，国家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一系列惊心动魄变化后的今天，反过来重新审视，应当说已经被历史所认可。当然这些，即使在建国之初，也与毛泽东本人的经济理念与经济主张不甚吻合、不甚合拍，这从以后几年里陆续发生的毛泽东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批判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中得以证实。更不用说，1959年批彭德怀，以及后来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越走越远。但无论如何，195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建议、对他的万言书是接纳的。对此黄满意，也感动，在日记中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1950年5月30日日记）。几个月后，黄又亲笔书写条幅：“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他感叹道：“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1950年11月29日日记），也不足为怪了。

就黄炎培的信本身来说，也并非百分之百正确。之后，黄也发现他所了解到的数字，有的是被夸大的。为此，他向毛坦陈自己的过失。然而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历史，感觉意义不仅在于建议的内容，而且在于对建议的态度。“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黄炎培欣慰自己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更欣慰发言的权利受到毛泽东的尊重。就这一点来说，民主之风在建国之初、在毛与黄之间是做到了。

只可惜，在后来的岁月中，黄的发言权逐渐减弱，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越来越被边缘化。

值得一书的是，这桩往事的当事人之一的陈云，四十余年后的1991年在收到为黄炎培故居题名的请求时，毫不犹豫地对身旁人说：黄炎培是好人，我要为他写。87岁的他当日即写下题字。或许他提笔之时，还能依稀记起40年前的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