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延安的故事

《从小姐到战士：揭密延安女革命者的爱与婚姻》读毕，想起旧作一篇，其实，这个话题还是可以重新梳理和改写的。旧作附下，新作有待。散木。
 

延安的故事
 

“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韦君宜：《思痛录》)
 

正是不满意国民党的一味妥协退让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又为共产党欣欣向荣的气象(这有斯诺、范长江等的报道)所吸引，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奔向了红色圣地的延安。那时，中共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干部政策都已经走上了健康的轨道，延安以它宽阔的胸怀，拥抱着四面八方的青年男女，而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社、“民先”组织、救亡总会，也纷纷介绍、中转无数的爱国青年去延安。
 

几乎占了三成的女子们是那样欣喜地望着宝塔山、淌着延河水，这人群队伍中，有举家前来的任锐、孙维世母女、严慰冰和她的母亲、浙江上虞18岁傅涯和她的弟妹、流亡关内多年l5岁的东北白竟凡小姑娘，以及来自上海等地救亡演剧队的方明、方征姊妹，胡文虎和邓宝珊的“千金”也来了；丁玲、颜一烟、莫耶、陈学昭等女作家也来了；自然，还有万水千山、雪山草地后的雄纠纠“抗大”女生队和女生大队：张琴秋、蹇先任、林月琴、汪荣华、李贞......还有那个永远让人忘不了的隐蔽战线的女杰张露萍......
 

物质生活是艰苦的，吃着大米掺小米的“国共合作饭”(大米是从国统区运来的)、“马列饼干”的锅巴，却居然身体结实了；精神生活更是丰富了，“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有的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徐懋庸回忆录》)不少小姐们脱胎换骨了，从肉体到思想，在“抗大”和“女大”......，以至于毛泽东称为“自由主义”的赵超构先生来延安采访，赵先生眼中依稀是“母权中心时代”女子“粗糙面目的复活”：那些充分领略了社会生活和人事经验、不再是天真和脆弱易受情意牵制的延安新女性了。
 

延安，塑造了以后人们称为延安知识分子的新型战士，也有了延安的女性，那是值得骄傲的女性。从“一二·九”到新中国的成立，经过延安洗礼的知识分子和新女性，他(她)们的历史风貌、社会角色、文化姿态、人格形象，与以前是迥然不同了，即作为阶级属性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女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走的是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在当时全国400万知识分子和近半数人口的女子中，虽然不过是区区，作为一个群体，其能量却是惊人的，更勿庸说后来的“南下”和“接管”，陈慕华、丁雪松、郝治平等等，她们的名字镶嵌在了共和国的史册上。
 

延安，也是传奇的年代。许多美好的回忆和许多忧伤的回忆，是一齐涌入了时间隧道的。革命的集体生活和谈虎色变的“抢救”；美好的结合和多磨的婚姻。延安的“四大怪人”和“四大美女”，说不尽的故事。是那个王实味呢，要效法马克思和燕妮、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例子，要用唯物主义培养爱情，书生呵书生。在这里，发生着和将要发生着许多的故事，有文艺座谈会，有《轻骑队》等等的“民主墙”，有黄克功恋爱不遂枪杀大同来的姑娘刘茜，以及毛泽东事后规定的恋爱三原则，以及李云鹤和蓝苹之后的江青、叶群......。
 

故事是旧的，意义却可以是新的，比如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先生的一句名言，那是人们耳熟为详的：“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入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见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中国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妇女是革命的一份子，不幸她们还要多推翻几座大山，这样才能从她们解放的程度来反观革命的实效，这样来看，可惜后来虽说她们经过斗争有了表面的权益和地位的保障，习焉不察却无处不在的男权霸权未始不处于主流话语的统治地位，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局限、人们理性审视自身的能力以及女性主体参与的程度等等，都构成“他者”视域中女性要求的给定，即使是在革命的圣地，那火红的岁月里。
 

革命到了延安，是革命中心从城市到农村了；从东南到西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蒙取代了“五四”启蒙的时代了，女权的呼声似乎也听不到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转瞬即逝，那是革命名义淹没一切的如歌岁月。某种意义上说，在贫瘠的黄土高原和男性为主的战争环境里，是谈不到看似奢华的女权的。
 

窦尚初，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团政委，对延安的女性大不满意：妖精呢，走在街上歪戴帽子，腰上系根小绳，胸前三个小纽扣，风骚不过；男男女女，三双两对；动辄女同志喊着要与丈夫离婚；还有礼拜六制度，等等，他都看不上眼，后来他做整风学习的总结，说：“我过去有大男子主义，封建思想，这不是党的立场。我说日本女子最好，温和驯良，照顾丈夫无微不至。三从四德我虽然不赞成，但里面我还觉得有些好处，就是说：叫她们先忠实于自己而后再说忠实于党。”老干部了还是这种水平，自然不被新女性所能接受。他又抱怨延安男女比例太悬殊(18：1)，女同志条件高，据说整风前的择偶条件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王明还是延安女子大学的校长和中央妇委书记呢，后来在妇女工作中，他犯了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我的条件呢，一、人，二、活人。三、女人”，“先乱抓一个也可”，但“找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除过礼拜六其他又有什么味道呢？”“过去想退伍，找两间房子，位于果木树之间，钓鱼，找一个歪屁股老婆，快乐逍遥下去。”(《延安中央整风学习》)农民意识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本来就是非常浓厚的，后来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窦尚初不过是一个个案而已。
 

不懂这个道理而盲目激情运作，也就是王明式的主观和教条，什么组织妇女斗争丈夫和公婆，动辄要改造家庭，这也是不行的，毛泽东说得好：“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于光远：《读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家庭的一封信》)那么，在机器尚未作为“基础”时，“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恩格斯)就依然有效，王明的“改造”在毛泽东那里就改作“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叫王明甘拜下风了。
 

经过整风，沐浴了马克思主义的甘霖，像窦尚初那样粗糙的男权主义受到乱箭齐射——“超越三大要求八项注意的法西斯蒂”、“皇帝老子”、“戈尔洛克思想”(话剧《前线》中的人物，不肯学习又好摆老资格的老干部)，但细腻的男权思想却潜藏了下来，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韦君宜《露沙的路》，甚至主旋律的《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等，或者诉说着女子的悲哀和不易，或者表白着女子的翻身却必须依赖“他者”，以及与民主革命并不合拍的男子的喜新厌旧的风气，等等。
 

延安的女子，她们是为着反抗不如意的婚姻而走向革命的，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后者的首选目标是参政，与男子分享政治权利，前者则多由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而有以激发，“她们都是为了挣脱枷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翻身求解放而离家、造反、革命的，然而此时在选择终身伴侣这件大事上，却有点像掷骰子、做游戏一样，听凭别人的安排、搭配。”（《红军女战士传》）虽说是这样也未必都是怨偶，人生的要义也不尽然仅在于此，不过在革命的名义下、在小我服从大我的名义下，很多东西从此渐渐就泯灭了。
 

张琴秋妇女独立团的战士岳克，有人给她介绍师级的老干部，她不干，人家拿枪威胁，姥姥！她说：“少吓唬人，我参加革命向往的就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没听说拿枪逼人结婚的”；有人对徐海东将军戏说：大后方来了不少女学生，你要不要“改组”？徐大怒，斥为混账，“周东屏是受苦人，我也是泥巴人，夫妻战友，岂能干那种事！”(同上)......
 

延安，一方圣土，阳光下却有着斑驳的影子，这并不奇怪，当革命的大潮遮蔽了一切。或许，世界上根本没有完全理想的事物；或许，中国妇女注定要走一条崎岖的自身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