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辉：文革造成中国大学生数量奇缺 1979年不如蒙古与印度

本文摘自：《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作者：冯建辉，出版：华文出版社

“十年浩劫”名曰“文化大革命”，自然促使人们从文化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倾错误数度泛滥成灾，特别是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文化事业的破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我们国家走出“文革”，打开窗子面向世界时，惊愕的发现，我们在许多方面大大落后了。

首先是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10。5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68.3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52.4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31.3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3。9人（当时苏联为18人），电子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日本为40人），农业人口每万人中，农业技术人员4人（日本为40人）。反映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美国于1965—1966年开始研制每秒几千万到几亿次电子计算机，而我国在1976年，才着手研究每秒二百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国外一个2000人的半导体工厂竟比我们全国的生产还要多好几倍。美国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粮食十几万斤，而我国才二千斤上下，相差几十倍。

即使是最引我们自豪的社会科学，自认为有马克思主义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比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落后，现在也受到挑战。1979年3月16日《参考消息》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共的社会科学也要急起直追》的文章，列举了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弊病，如：“要求社会科学书籍十全十美，审稿的关卡多，各种清规戒律窒息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著作“都按长官的意志编写、修改，哪里还谈得上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更谈不上百家争鸣！”；写书赶形势，与某国关系好时尽写友好史，一旦关系变恶马上修改为交恶史，“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涉及现代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历史、哲学观点，等等，更是人们不能触及的”；“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有了发展，中共由于过去批判了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致使人们望而生畏。至今，社会学还是一个空白点”；“中共的研究手段还处于落后状态，图书资料还是靠手抄油印，有些图书资料不允许借出图书馆使用”，等等。

面对世界的变化和我国的落后状况，中央决定首先从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入手，作好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语重心长的提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他后来又讲：“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能是五十年”。他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什么叫“尊重”，就是“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又讲：“老九并不坏”，“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时任中央领导工作的胡耀邦，也多次讲到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1980年2月，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现在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做法，纠正得好有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纠正，彻底纠正过来才罢休”。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另一次讲话中，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思想提出批评：“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有知识的人，仍然不大信任，往往把他们不盲从、爱动脑筋、爱提意见的优点看成骄傲自大。我们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根源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上面（领导）的根源是左倾思想，下面（群众）的根源是“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存在着许多模糊、片面以至错误的认识”。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从历史上给知识分子平了反。“通知”说：“历史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