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长江：“流囚”在五七干校里的心路历程

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经历过的一场罕见的政治“浩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挑动群众斗群众，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延续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在“扫除四旧”的狂妄行动中，变成了一片文化荒漠；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蒙受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惨死狱中；更有上百万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无罪却被流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天津等18个省市、自治区创办的各类“五七干校”。仅文化部下放到湖北成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人，从1969—1974年五年间，竟多达6000余人，其中不乏像冯雪峰、周巍峙、张光年、谢冰心、沈从文、严文井、臧克家、萧乾、郭小川这样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年过花甲的巴金老。中科研文研所的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也作为“牛鬼蛇神”纷纷下到了上海、河南创设的“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所谓“思想改造”。其实就是整人：用难以想像的劳作方式和劳动强度去摧残他们病弱的躯体，用歧视性的语言和花样翻新的“斗争技巧”，去摧毁他们的尊严。去侮辱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活得生不如死。所以，“五七干校”是文革中文化人的炼狱，也是中国作家反省自己、思考未来。从此对错误路线不再盲从的认识起点。那么，干校文化人是如何经历这段心酸的心路历程的呢？

“五七干校”的创建源于“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在信中还批示全国“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都要这样做”。同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有利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然而，文革开始两年后。中宣部被宣布为“阎王殿”，国家文化部成了“牛鬼蛇神部”，中国文联是裴多菲俱乐部，认定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十七年来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动文艺黑线”，要统统“砸烂”。陆定一、周扬、周巍峙、张光年、何其芳等领导干部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了，俞平伯、钱钟书、巴金、冰心、赵丹等“反动学术权威”、“洋奴”、“叛徒”、“特务”也纷纷被揪斗，不仅被“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经过自下而上的造反，全国性的大串联。夺权和反夺权。许多文化部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工、军宣队以“进驻上层建筑”的方式进驻文化部各机关，秩序才稍为好了点，但各单位对上述人员无休止的批斗仍在继续，而外单位“红卫兵”对这类“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尤其残酷，老舍先生就是因此愤而自杀的。196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一文，并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然而，1969年下半年，林彪发布“一号指令”，借中苏关系紧张，以保护知识分子的名义，将在京的文化人一锅端的“疏散”到全国各地“五七干校”，连年过七旬的老人冰心，1941年在上饶集中营患上肺病、1959年做过胃部五分之四切除手术的长征老战士冯雪峰，身患严重高血压病的文艺评论家侯金镜。还有“畏罪自杀”侥幸被人救活的萧乾……统统都不放过，管什么“老弱病残”。更有甚者。是夫妻的。军宣队故意将他们分在两个干校。如郭小川分在咸宁，妻子杜惠下放到河北邢台干校，一儿两女则下放到北大荒和齐齐哈尔劳动。即使夫妻在同一个干校，如杨绛夫妇、侯金镜夫妇，也要分隔在不同的连队“隔离审查”。

这批干校文化人真的有罪吗？后来的历史早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干校呢？一是受当时狂热的政治气候驱使。成百万的干部、知识分子脱离工作岗位下放干校，成千万的知识青年放下书本上山下乡，已成为人们最时髦的政治取向，更何况又是“毛主席指示”。二是受当时残酷的斗争形势的逼迫。试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在机关不是被审查交代，就是被“红卫兵”到处批斗。刘士杰在《长夜孤零的日子》里回顾何其芳在文革中。造反派“斗他斗得很厉害，让他站在台上，低头坐‘喷气式，飞机，他身体胖，胳膊弯在后面，都快掉到台下面去了，他一个劲说：‘同志们，我的重心、重心……’他想说他重心不稳。”(见贺黎、杨健《无罪流放》)与其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审查，不如到干校去“学工学农学军”。具有这种心态去干校的，为数不少。三是认为自己确实有“罪”，原因是认为自己久在机关，长期脱离工农大众，自然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因此，只有去干校与工农大众结合，在劳动中脱胎换骨，才能赎罪。持此种心态的。恐怕要占干校人中的绝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