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杜老往事点滴

导语：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智慧老人”……然而，他自己却说，他只是“农口的一个符号”！

百年润生

7月18日，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将特别贡献奖授予了一位今年虚岁一百的老人——杜润生。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被称为“伟大的先行者”，“常青树”，“智慧老人”；被称为“经济学家”，“思想家”和“精神导师”；被称为“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灵魂”……然而，他自己却说，他只是“农口的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理论的符号——

30年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性经济理论，杜老以及他领导的团队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杜老被公认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从1982年起，身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老，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工作的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概念，对推动中国农村变革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个“符号”，是为农民谋发展团队的符号——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他象征着“爱人民就要爱农民”的情怀；象征着不同年龄、不同职级、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在为农民服务的大舞台上优势互补“出成果出人才”的追求；象征着面对以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特征的中国农村情况，“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传统；象征着朴实与清廉……于是，在杜老离职22年后的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机构到研究单位，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一批批在事业上、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在终极关怀上都受惠于杜老的人们，把“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这个“符号”，是科学决策、寻找共识方法论的符号——

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推进的，是广大农民的创造、是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与引导、是最高决策者的决心与明智，也是杜老团队在穿针引线中提供的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研究问题“用归纳法而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先改革后承认，先个案后文件，“经验先于理论”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的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的方法等等，杜老的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

这个“符号”，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记录的符号——

30年来，杜老出版了《中国农村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英文版）、《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论集》（日文版）、《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日文版）、《杜润生改革论文集》、《杜润生文集（1980—2008）》等9部著作，200多万字。这些文字，无疑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制度变革的重要史料，但它们首先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重大成果记录！

翁永曦/文

初识杜老

1979年冬初，我刚到《农民报》当记者一个多月时间。某日，社长苗沛石到记者部问：“谁手头没事儿，去农委给杜主任送审社论清样。”我被抓差，蹬车就走。杜老正伏案看文件，见我进屋，随口问：“你是《农民报》的？”“我刚去不久。”“原来干什么？”“插队。”“多长时间啊？”“十年头，八年整。”“时间不短啊。谈谈，有什么体会？”我看杜老挺随和，应声而答：“农民太苦，农村太穷，国家农业政策制定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喔，这是一条，还有第二条吗？”“有。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事实上，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生活，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杜老看看我：“把清样放下吧，我看过后派人送回去。”我走了。一周后，我接到调令，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500亿元的调研

1980年春，某日，杜老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上午到（姚）依林同志那里开会，中央决定今后十年对农业投资1500亿，让农委拿个方案，你去考虑一下。”我当时是个刚到农委工作才几个月的普通工作人员，有点发懵，心说这老爷子真敢放手用年轻人，这题目太大了。杜老盯着我慢悠悠地说：“干政策研究这行，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懂得，实际上并不真懂。”我回去琢磨了个意见，请农口各部局（水利、农业、林业、畜牧、水产）财务司或计划司各出一个处长，由农委政研室两个副主任牵头，组成调研小组，用了大半年时间，跑了中国不同类型的地区，广泛征求意见，编出了一个建议方案。杜老看了方案，满意地说：“关起门来拍脑袋治不了国，调查研究好。”然后讲了一句至今我仍作为警言的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你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

两害相权取其轻

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方兴未艾。内参上反映内蒙古出现一些集体资产流失、农业机械拆分废弃的情况。杜老看后，把我找去：“你去趟呼和浩特，找周惠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谈谈，听听他的意见。”我见到周惠同志，一个饱经沧桑仍精干决断的形象，他向我详细谈了他的看法。我回京后向杜老转述了周惠同志的意见，杜老乐了：“周惠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不能什么都要，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生产、吃饱肚子是第一位的。那么大的一场改革总会有些损失，只能抑制，无法求全。两害相权取其轻。将来农民生活好了，生产发展了，还会联合起来搞机械化，但那会儿是自愿联合，市场和经济意义上的联合，会是一种新的形式。”

拨鱼儿

1980年夏，某周末上午，杜老约我去他家谈事。杜老家中，猫多、味重。那天就老爷子一个人在家。谈完事，中午了。老爷子说：“在我这儿吃饭吧。”我纳闷儿，谁做饭啊？老爷子拎起一口小锅，拿荞麦面拌水一通搅，然后倾斜着往煮开了的水里用筷子一点一点切拨，告诉我说：“这叫拨鱼儿，我们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挨斗，我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潇洒走一回

20世纪90年代初，杜老退休了。我那时下海在广州创业，杜老到广州来看我。白天逛景，晚上聊天。老爷子精神得很。某晚，散步至一个“迪厅”门口，里面一个大厅，人不多，能唱能跳。老爷子唱了一首“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当时挺红，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有人哼几句，但真没想到老爷子也会，时尚！唱得好不好另说，但透出一股青春活力，洋溢四周。再回味歌曲结尾几番重复的“岁月不知多少人间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的词句，似又有通透人生的领悟，令我咀嚼不已。一会儿，曲响，舞起，杜老也随曲跳了起来，只是姿势特异，先提一只脚，蹦，然后放下这只脚，抬起另外一只脚，再蹦。我说，您这是在锻炼哪，杜老嘿嘿一笑：“别人跳狐步，我这是猴步。”

布置作业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有幸在杜老麾下工作数年，受益良多。老爷子90出头高龄那会儿，我去看他，还在伏案看文件，盯着我着重嘱咐：“有两桩事尚未破题，一是如何用市场机制激励人，二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你们要努力。”这话应该是对台上人讲的，我已是一介草民，散仙，能做的就是把杜老的心愿逢人必讲，广为扩散，努力使其成为大家的人生作业。

（作者系北京金同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