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董瑛：葬送苏共的“议行监合一”（一）
1991年8月27日，有着93年建党史、74年执政史的苏联共产党被最高苏维埃共和院宣布停止在全国活动。在93年的历程中，苏联共产党实现了几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由非法党转变为革命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由多党联合执政转变为一党执政，由建党之初的几十人小党发展成为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最后车轮倒转，由执政党转变为非法党或在野党。曾经的“最大的优势”--“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变成了“最大的危险”。
苏共多米诺阵式的第一张牌--“权力过分集中”
“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是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短暂的执政实践作出的一种分析和总结。面对比巴黎公社更为复杂严峻的执政环境，更为艰巨繁重的和平建设任务，更为庞大多元的执政队伍，列宁在当时无暇深思又无法比对的情势下，应急性地“再造”了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开展建党建国建政活动。
可喜的是，列宁晚年认识到了“议行合一”权力结构与新经济政策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适性及其危害性，提出了苏共党内权力结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原则和思路。
可悲的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苏共党人抛弃了列宁晚年关于权力结构改革和转换的思想，将列宁初创并否定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演化和固化为“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打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议行合一”权力结构论断的大旗，构建起党国高度合一、党政军高度合一、“三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合一的“议行监合一”（单边形）权力结构模式，形成以总书记为最高权力中心的“一把手”极权体制以及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的职务层层任命、能力层层矮化的“武大郎式”用人体制两大“维稳”机制。并将以这两大“维稳”机制为核心的权力结构，逐渐固化为一种模式，并强行推广到东欧等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在“议行监合一”模式的强控制下，苏共的权力结构不搞内外分权、不搞相互制衡，党国权力高度重合，党政军权力高度重合，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重合，导致几十年一贯制，“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主要是“一把手”。党委“一把手”的执行权不仅取代或侵占了党代会的决策权，而且控制或异化了党的监察机关的监督权，形成了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和一人治体制。自斯大林始，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无一不是如此，代代相传。几十年来，权力成为苏共主要是“一把手”的专利和乐趣。
在“议行监合一”模式的强控制下，用等级授职制替代普选制成为共同的必然选项，并形成脱离群众的官僚腐败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导致最终无人替天下负责，也无人能替天下负责。赫鲁晓夫性格缺陷和能力欠缺，如斯大林一样，搞个人集权，任人唯亲，无能“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的“稳定型”、“守摊型”干部，大搞个人崇拜，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和平庸化的执政团队，无能替天下负责；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是老年治国、病夫主政，明显属于过渡环节，无需替天下负责；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是一个处于“濒死状态”的苏共，加之自身的能力不足，回天无术，已无法替天下负责。
等级授职制，就是“自上而下的广泛的任命制”，把民主选举变成了形式，割断了党和民众的联系，成为苏联“体制的最要害的问题”。在“议行监合一”模式的强控制下，用人体制始终未能得到革新，公权力不断膨胀日趋腐败，民权利不断压缩日益贫困，公权力与民权利之间授受、制衡和回归的良性互动关系始终没有形成，结构内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子系统发育不全、功能异化、断裂短路，权力结构始终没有走向一个有序循环、功能耦合、相互制衡、互为因果的良性轨道，已明显滞后于和平时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明显滞后于全球化背景下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势和条件，明显滞后于党的先进性战略目标和人民性的根本宗旨，出现了执政党的精神信仰、执政能力、党群关系的“严重亏损”，出现了党员干部队伍执政实绩、消极腐败的“通货膨胀”，加剧了执政党的执政危险。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苏共多米诺阵式的第二张牌--党内高层分裂
实际上，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苏共积累的显性矛盾和隐性危机已极为严重，斯大林“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陷入空前危机。党内腐败、干群疏离、民生凋敝、经济停滞、文化变异、体制僵化，苏共到了濒临坍塌的边缘。
特别是不到三年时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苏共三任总书记老年治国、病夫主政、职务终身，加剧了苏联的“停滞”和危机，党内外改革呼声强烈，广大民众呼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为此，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不断揭露和攻击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模式的所有弊端和危害，以反极权、反特权、反腐败、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的旗号，进行半公开和公开的活动；以利加乔夫为首的苏共党内保守派，作为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充当旧模式旧权力结构的坚守者；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则左冲右突，上下平衡，在维护和把持总书记一人治体制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的前提下，试图进行的权力结构改革，却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窠臼中同义反复。
1987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戈尔巴乔夫即将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报告对苏联70年的历史和重要人物进行了评价，强调要改变“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下一步的改革吹风。按既定议程，会议如往常一样走完龙套后就宣布“胜利闭幕”了。
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按照惯例程式化地询问“谁还有意见”时，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时任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出乎“完全的意外”地站立起来，当场激情发表个人意见，对改革进程缓慢提出公开批评，并建议全会审议他曾向在南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递交的“申请报告”。“申请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将其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面对党章范围内的这一“正常”举动和公开的政治进步诉求，惯于党内公式化政治生活和从众化执政思维的中央委员们特别是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第一书记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无法接受叶利钦这样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政治上的意见和愿望。大家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对正常道统的挑战，是对党内轨制的偏离，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于是，全会对叶利钦进行了“大批判”，指责他是“离经叛道之徒”。叶利钦怒而提出辞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
1987年11月11日，苏共莫斯科市委召开全体会议，继续批评叶利钦，并解除了他上任还到一年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常委职务。紧接着，1988年2月18日，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叶利钦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改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
但是，针对这一高级领导干部的职务调整，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大多数成员与普通党员、基层群众的认识和态度出现了严重分歧。相当部分党员、群众反倒认为叶利钦受到了专制执政机关的政治迫害，是一位“人民英雄”，是群众利益的“守护神”。由此，叶利钦不但成为党内外关注的焦点，而且成为反对派的总代表，甚至成为民情、民意和民心的“晴雨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积累的所有弊端和衍生的所有风险，如集权、专制、腐败、动乱、穷困等等，成为以他为首的激进派攻击、脱离、分裂党和国家的弹药和武器。他们打出反极权、反特权、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号，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意基础和同情支持，甚至苏联的许多党政精英纷纷背离戈尔巴乔夫而投向叶利钦；同时，大型国营企业的经理们也拒绝向苏联中央政府纳税，而主动向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缴税。据有关资料，当时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纷纷给叶利钦写信、发慰问电，数量达几口袋、上千斤。由此，苏共解体的多米诺阵式的第二张牌产生了，苏共分裂乃至国家解体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正如雷日科夫指出，“由于党的领导应对无方，缺乏才干”，致使“后来的灾难性事件的链条又添加了一个环节”。（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