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董瑛：葬送苏共的“议行监合一”（二）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分析了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的弊端和危害，但制定了偏离“总病根”的改革方案，决定将最高权力中心从苏共转移到苏维埃，加速苏共走向空心化、边缘化和非法化。
苏共十月全会以来，苏联局势出现了许多令人难安的现象。特别是“在28届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党员人数减少了一百万”。因而，十月全会后不到一年时间，1988年6月28日-7月1日，苏共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主要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把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对苏联党和政府现有权力结构的弊端和危害有足够的认识和阐述，强调必须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并作为“首位”政治任务。因而，他宣布：实行“多元化”与“民主化”、“公开性”“三大革命性倡议”，改变共产党的职能，恢复苏维埃的“充分权力”，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完善“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苏维埃制度。但是“并没有提出一项对任何民主而言都是根本性的任务——国内三权即立法、行政、司法的最终相互制衡问题”。这不但为其后来推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打下了思想舆论基础，而且为修改宪法、取消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了制度上的基础铺垫。
可见，面对几十年来一脉相承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所积累和衍生的巨大风险和危机，此时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显然缺乏深刻的警醒和高度的自觉。如果这次会议能对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判，找到“议行监合一”下“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权力结构的改革和转换问题，则有机会挽狂澜于既倒，救党国于水火。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仍然坚守以总书记为核心的极权体制结构，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窠臼中反反复复。邦达列夫作为代表在大会发言中精辟指出：“是否可以把我们的改革比做一架已经升空、但不知道目的地有无着陆场的飞机？”
同时，这次会议加剧了苏共党内保守派与反对派的矛盾和对抗。会议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主题，展开了尖锐的论战，许多委员和代表对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毫不留情的强烈批评。叶利钦借机发力，在大会上明确提出：苏联的改革“应当从党内开始”；包括中央书记、总书记在内的党内选举都应当实行普选制；学习列宁主义的政治辩论规则，容忍对手的意见，“不要马上就给对手扣帽子，也不要马上就把它列为异端邪说”。不仅如此，他还趁机又一次提出“申请”，要求会议撤销十月中央全会对他的处分决议，恢复他“政治上的名誉”。但是，他又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主持会议的中央书记、保守派代表人物加利乔夫在会上对叶利钦作了针锋相对的严厉批评。结果，不仅没有为叶利钦恢复职务和荣誉，反而因此加深了叶利钦的仇共、分共、反共、解共心理，为苏联解体埋下了致命祸根，也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开始发生系列“政治地震”的重要诱因。因而，苏联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这次会议比过去65年来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有意义。
苏共多米诺阵式的第四张牌：宪法取消领导地位
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最后一任CEO——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的“合法化”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保障”，取消了宪法中关于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核心地位条款，为国家活动“非党化”、苏共“非法化”提供法定依凭。
1987年11月初，应美国一家出版公司之约，戈尔巴乔夫赶写了《改革与新思维》，突出强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因而，他把“新思维”看成“是深刻思考当代世界现实的结果，是理解到对政治的负责态度必须有科学论证的结果，是放弃了某些从前认为是不可能动摇的公理的结果”。在“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最高苏维埃改建为人民代表大会。
1989年5月，在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会议不但没有对“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进行谋划和改革，更没有厘清党和国家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功能、作用范围及其制衡问题，反而借国家最高权力中心转移之机，进一步强化党国合一的权力结构，总书记与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两个职位实现新的重合。实际上，苏共中央的权力在逐渐萎缩，最高苏维埃的权力并没有扩大，只是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权力在日益扩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到戈尔巴乔夫一人身上，形成同义反复的“一把手”一人治体制。
但是，6月9日，著名的激进派代表、苏联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关于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建议，意在从国家根本大法上消除苏共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地位。尽管本次会议否决了此提案，但为苏共解体埋设了一根引线。在当年12月召开的苏联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一修宪提案又提上议程，但只获得1/3多的赞成票。
不可思议是，在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应该“放弃任何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权”。
显然，戈尔巴乔夫作为时下苏共“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职业经理人”，对党内的陈腐守旧、专制腐败、党政不分和活力不足深感不安，急于通过建立竞争机制和民主机制来推动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权力结构改革。但改革的路径选择是灾难性的失误，其主动提出取消宪法中关于苏共执政地位“合法化”的保障性规定，为反对派分裂苏共甚至禁止苏共活动、推进国家活动“非党化”、执政党“非法化”提供了法律武器。叶利钦在会上公开数落执政党的权力腐败和民主贫困，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行多党制，取消一党制。
到同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改决议，决定删去和修改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有关苏联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的条款。
至此，苏共自己剥夺了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的法律地位。宪法修正案则进一步加速了本来党内分裂、民心丧失严重的苏共解体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