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师连枝：大跃进工作方法归谬
发布时间：2007-09-03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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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良好的初衷却带来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毫无疑问，这场灾难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时代背景，而在这一运动中所运用的错误的工作方法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产生和加剧这一灾难性后果的重要因素。
一、“四大”开路与政治挂帅
1957 年10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 次会议的讲话中公开称赞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 适应了“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势。“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1 ] (p480)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是年11 月、12 月，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均采用“四大”的形式，集中批判了所谓“右倾保守”。于是，1957 至1958 年冬春全国水利建设的劳动力由1957 年10 月份的两三千万人的规模迅速扩大到一亿人。正是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实际上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毛泽东认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1957 年进行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基本可以告一段落， “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2 ] (p349) 在大跃进中，中共中央始终将“四大”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并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之中。
批判反冒进是大跃进的政治先导。自1957 年秋季开始历时半年之久的批判反冒进，把原本是一个经济范畴内的东西上升到了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高度。早在1958 年3月，毛泽东就要求各部门要“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1958 年5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再次批判了1956 年的反冒进，肯定了大跃进，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高指标。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号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评一些指标过高的意见，认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不得已在大会上就1956 年的反冒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1958 年6 月21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尖锐指出：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
通过批判反冒进，特别是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冒进= 跃进= 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如何对待大跃进的问题上也顺理成章地形成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在全国范围内，它是判断是“人民”还是“敌人”的分水岭；在全党和人民内部，它是关系到建设路线和根本方针的政治斗争，而且这一斗争随时都有可能转化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样，对待反冒进和大跃进的态度就被提升到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高度上来，实际工作中的各项指标的制订和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也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眼光与标准去观察、分析和判断，把经济建设纳入了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轨道。如此口号只能越来越响，指标只能越来越高。
二、计划层层加码与“两本账”
为了适应“新的生产高潮”，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于是，1958 年1月中共中央分别在浙江杭州和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了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当月，毛泽东在会议的基础上，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其中第9 条明确规定：“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2 ] (p347) 也就是说，中央的高指标的、期成的第二本账，是地方上必须完成的第一本帐；而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政府的高指标的、期成的第二本账，又成为专区和市属区必须完成的第一本账。为了保证中央计划的落实，在地方制订计划中，中央还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上级的主要负责干部要逐级参加地方上的工作会议，以便把“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二是要对各级计划“逐级审查”，并进行比较。“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2 ] (p346-347)
这一经济计划“两本账”的方法自1958 年正式实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 “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账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 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3 ] (p706-707)
三、年终评比与“铁的纪律”
如何促进计划的完成呢？ 毛泽东认为，“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如何进行评比呢？《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第7 条规定：“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2 ] (p346) 很显然，这种评比只能是简单的结果评比，至于各地有何具体情况的差异，不在考虑之列。
当然，评比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为了分出一个先后高低，对评比结果的最直接的使用就是同组织处理结合起来，滥用组织纪律。如1958 年计划产钢1100 万吨的任务，到当年7月底累计只完成380 万吨多一点，这就预示着很可能完不成计划，于是在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的同时，中央还明确提出要求：“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 、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3 ] (p729)毛泽东一再强调：“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3 ] (p731) 这无疑是下达了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于是，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靠砍树、砸锅甚至拆门拴来完成钢铁生产任务的情况出现了；有些干部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的情况出现了。甚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4 ] (p274) 这种简单地把年终评比与组织处理挂钩的工作方法，必然带来违背规律的胡想蛮干和不顾实际虚报浮夸。
四、只要高指标不要综合平衡
毛泽东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2 ] (p352) 应该肯定，这一认识是符合辩证法的，但在当时却引发了一味追求不平衡的错误倾向。1958 年2月28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于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定额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社论认为，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事实上，问题的要害不在于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的对与错、是与非，而在于在大跃进时期，所谓的积极平衡理论完全否定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直接导致完全不讲平衡。1958 年8 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协作区主任会议和接见工业书记们的多次讲话中，毛泽东都提到钢铁问题，并说抓工业主要是抓钢铁。1958 年正式形成了办农业和办工业的两个基本思路：办农业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办工业叫做“以钢为纲，带动一切”。所以，大跃进事实上成为主要围绕着粮食和钢铁的大跃进。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实际工作中，只是拼命地往上提指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在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上，1958 年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9. 06 亿元，超过计划145. 77 亿元的91. 4 %；积累率为33. 9 % ，开我国高积累之先河；基建拨款在预算中的比例达到56 % ，第一次把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基本建设。过高的积累，不仅造成原料、材料、设备、能源等分散使用而导致基建工程一再拖长，形成“胡子工程”，而且严重地挤压了消费，使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都不能得到保证，以致连1958 年12 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的1959 年每人布票24 尺的承诺都无法兑现，全面落空。在工农业比例上，由于以牺牲农业为代价，通过行政命令，将农业劳动力调到钢铁等非农业部门，形成所谓“全民办工业”的热潮；再加之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更严重地削弱了原本就脆弱的农村生产力，以至于在大跃进的岁月里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缺菜问题。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上，由于煤、铁、机械等产量成倍增加，到1958 年底，光铁路沿线积压待运的物资就有三四千万吨之多。在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之间，同一产业内部这一环节与那一环节之间，更是矛盾重重。如按我国当时经济技术水平，新增炼铁能力与新增铁矿石开采能力和炼焦能力之比，大体为1∶4∶1 ，而1958 年这一比例则为1∶1. 5∶0. 3 。[3 ] (p7382741) 钢铁生产内部各环节比例失调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
五、运用群众运动搞建设
早在1956 年听取34 个部委汇报时，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建设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这里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群众运动。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大搞群众运动当作贯彻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不顾建设与革命的根本不同，把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
1958 年10 月毛泽东在视察安徽钢铁工业时强调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5] (p192)为了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冲击规章制度。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中，明确提出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2 ] (p353) 在改革规章制度过程中，企业普遍存在着把规章制度说成是教条主义或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而一脚踢开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上班随便、下班随便、干活随便、吃饭随便、开会随便等所谓的“十大随便”，以及生产、技术、财务、安全等无人负责的状态，造成企业管理的严重混乱，各类重特大恶性生产事故接连不断。1959 年5 月以前的几个月内，仅工业交通部门就因事故死亡3 万多人。[3 ] (p742)
为了实现大跃进， 从城市到乡村， 大搞大兵团作战。1957 -1958 年冬春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中，投入劳动力最多时，达到一亿人。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除冶金部门之外，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部门，为配合完成1070 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也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到1958年11 月、12 月，全国共抽调9000 万以上的劳动力，建小高炉100 万座以上，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公社都兴建小高炉。大中型企业也搞群众运动。当时，把主要采用机械化方法生产的大中型企业的群众运动称为“大、洋、群”；把采用土法生产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型企业或生产点的群众运动称为“小、土、群”。在全民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又产生了“小洋群”。1960 年1 月，中共中央号召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要求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大气魄、高速度地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进而向半自动化、自动化发展，于是在全国掀起了全民性的“双革”运动高潮。此外，还有什么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邮电、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也都开展了“全民大办”。
六、一刀切、“刮大风”式的领导方法
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因地制宜，这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但是，在大跃进中，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被抛到了一边。一些并不科学或只在一定条件下见效的具体经验被拔高为普遍经验，不顾各地的具体情况，要求普遍推广，全国一刀切。特别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顾各地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的差别，一律搞深翻改土和密植。当听说深翻土地增产的消息后，1958 年5 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在全国推广河南省长葛县的经验。后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现场会议，决定大干一秋，加上来年一年，把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
二是不顾山区和平原的差别，一律推行以蓄为主的治水方针，结果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甚至办了坏事。山西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农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是合乎山区实际的一个好办法，但后来却进行普遍宣传并在平原地区盲目推广，搞所谓“葡萄串”、“满天星”，以至给平原地区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如华东地区，从1958 年到1962 年上半年，国家投资22. 8 亿元，修大型水库20 多座，中型水库300 多座，小型水库2000 多座，占用耕地2600 万亩，移民近2400 万人，已迁237 万人，但不少工程不配套，不能发挥效益；有些工程还打乱了原有的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3 ] (p737)
三是大搞所谓“改良农具运动”。在农田水利建设和深翻改土运动中，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1958 年3 月22 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有伟大革命的性质。”1959 年4 月29 日毛泽东又讲道：“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6 ] (p812) 于是在毛泽东讲话的鼓舞下，广大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出现了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等等，结果事与愿违，造成很大浪费。
总之，大跃进时期错误的工作方法，造成各级干部不能不制定高指标，不得不把各自的高指标逐级压下去，而下级对这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又不敢不“切实完成”。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干部，不仅是工作能力差的问题，而且可能被指责为跟不上或不拥护大跃进形势，是右倾保守；处于工作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又不能不跟着形势走，想方设法达到各级干部的要求或者使他们满意，否则，就有可能被指责为破坏总路线和大跃进。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 毛泽东文集：第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 彭德怀. 彭德怀自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M]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68.
[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2007 年第3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