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突破斯大林体制真难
邓小平南方讲话提出市场经济不是偶然的，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锲而不舍的斗争取得的。我和魏杰在编《中国党政人士论改革》一书时，曾邀请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先生提供一篇论文，标题是：《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文中指出：邓小平从1979年到1992年13年间，12次提出市场经济，但其中11次的提出都遭到坚持传统意识形态者的封锁和扼杀，改革只许提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许提商品经济，只能提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提市场经济调节，因为他们把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下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捍卫，即使是邓小平这样具有至高无尚权威和地位的大人物，11次提出市场经济都撼动不了斯大林的体制。从邓小平提出和坚持市场经济的过程，可看出突破斯大林体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什么突破斯大林的体制这么难？主要原因是斯大林穿了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人们就把他的理论奉为科学社会主义，把他创建的社会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谁批评斯大林的理论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谁批评斯大林的社会制度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件马克思主义外衣成为斯大林的保护伞，因此突破难。
在中国，斯大林是如何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应从中国人民大学说起。
根据刘少奇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苏联派专家在中国建设一所新型大学，按照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来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即红色专家。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朱德、刘少奇等国家高级领导人出席开学典礼。苏联派了99位专家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教育部要求全国高校派教师到人民大学进修，人民大学成为全国培养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全国理论宣传人才的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但苏联专家传授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宗的，而是斯大林的版本。他们把三个来源变成三个组成部分，又将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换成斯大林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简明党史》第四章第二节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讲授的是斯大林创建的社会制度，即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虽然当时也指定一点马、恩著作，但都按照斯大林的主旋律去理解。
这样，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在全国普及和传播，人们就把它作为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来接受，就误认为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建国初期，我国确立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国际上“一边倒”，国内全盘苏化，按照苏联的模式来管理中国。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毛泽东抛弃了他自己确立的新民主主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从苏联搬来一个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在总结三年大跃进的错误时，号召全国干部学习的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第3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而他本人用了一二个月的时间，边读边议，笔记就出了三大本。这一学习并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在庐山会议上又掀起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毛泽东依据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学说，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劫难，罄竹难书。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当斯大林理论把中国引向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还没有醒悟是斯大林的问题，只怪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当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又回到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是《宪法》第6条的逻辑。
……
以上足以说明，斯大林理论对中国影响深远，根深蒂固。虽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但撼动非常难。
斯大林的体制在苏联、东欧已破产，在几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成为改革对象。事实表明，斯大林已成为过去，失败已盖棺论定。斯大林不是一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不应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来捍卫，他创建的社会制度不应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坚持，他的理论对社会主义有很大误导，他创建的社会制度给人们带来重大灾难，最后导致他的失败。所以，他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而是一位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者。
在经典作家那里，对未来社会制度似乎一片空白。有人说《资本论》第一卷，在论证商品拜物教一节讲到未来社会一些设想。我们看一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恩格斯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3页）应当说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理解比我们更权威，他否认这些著作连“影子”都没有。在《反杜林论》中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并没有设计未来社会制度。
早在1886年，恩格斯应邀谈社会主义特征时指出：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676页）
斯大林将经典作家谈到一些未来社会的亮点，加以扩展、具体化，并实践于社会，所以他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者，但由实践来检验他的探索失败了，我们现在应来寻求他失败的原因。他在理论上最大错误，是没有实现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主义中人的自由。如他创建的三大特征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排斥了个人所有。马克思说：“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剥夺个人所有，也就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在计划经济下，它剥夺了经济主体自主创新的自由权。在按劳分配上它剥夺了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权。个人没有自由权，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设想，就不能发挥人们的主动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性，最后导致失败。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在西方出现了“后社会主义”的思潮，认为社会主义已成为过去。为了使斯大林的失败不连累马克思，我们应将马克思和斯大林分开，说明失败的社会主义只适用斯大林，而不适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主义。
我们看到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因素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涌现。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欧洲一些国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覆盖；英国撒切尔夫人实行的国有企业股份化，使英国的股民从300万增加到1000万。目前英国正准备将两家国有银行的股票无偿分给选民；比尔·盖茨、巴菲特发起的亿万富翁承诺捐出财产一半；美国发起的“向华尔街进军”。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发展和普及，出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信息一体化、技术一体化甚至语言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信息化敲开世界大同的大门，使马克思理想的社会主义看到曙光。同时也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信息化成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关于资本主义出现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早就预见到。他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马恩选集》第3卷，1995年第2版，第60页）这些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目前这些社会主义因素不是“孕育”，而是已经“生产”。它不是在资本主义“崩溃”时出现，不是靠工人阶级去“解放”，而是自然而然自行生长。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出现可看到，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推动，而不是阶级斗争和专制统治的产物。所以，以阶级斗争观点看社会主义运动前途非常渺茫，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社会主义运动前途无限光明，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主义发展像旭日东升一样，一片光明。所以我们应丢弃斯大林的旧社会主义观，树立新社会主义观，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应进一步突破斯大林的观念，摆脱“死人抓住活人”，才能改变目前经济改革停滞不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面，才能有利于推动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