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文革中章乃器反思：劳动教养剥夺了无罪者的自由
父亲在信中以很大的篇幅，谈到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
……阶级成见是剥削阶级的东西，而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剥削阶级正由于坚持阶级成见，所以看不见工农分子的新生力量，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途。他们早思夕想的，消极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积极的是垄断产业，传之子孙。这里重要的是“保守”、“垄断”、“子孙”三个概念。所有世袭制、遗产制、门阀制乃至血统论，都是从这三种概念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原想利用这一套，把奴隶、农奴、堕民、雇佣劳动者、有色人种等等，永远踏在脚底。但，已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他们自身的崩溃倒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时候，就知道了无产阶级科学的阶级观点，是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剥削制度，对于剥削阶级的人则认为一般是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改造的。这种观点，完全符合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符合“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于我国革命事业是起过巨大的作用的。但尽管如此，二十一年来的宣传工作，对此都有多次很大的反复。反复的由来，按照李维汉的话，是由于党内有反对统一战线的一派，毛主席的文章也提到过这些，但似乎是早被克服的“左”的倾向了。我所亲眼目睹的是，民主党派内一些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动摇分子，还在三反五反时期，他们就嚷“共同纲领”过时了。他们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而是自己“进步”的表现。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民主党派的任务，应该是把自己所属阶级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党反映，并适当地向社会报导。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对于经营管理、生产组织等方法，则应一分为二，取其精华部分，按新观点加以整理，推广全国。列宁曾经号召苏联国家企业向德国容克世家和美国泰莱制度学习哩。……
反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仇恨集中在人的错误倾向，近年来有所滋长。这是使人十分遗憾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正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这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成见的死灰复燃，必须给以彻底的清除。
他还引用了自己在大字报上所见刘少奇检查的内容，大意是：在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还没有杀尽以前该怎么办？杀尽以后对他们的子女又该怎么办？并谈了自己对革命专政的理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我的教训是，凡是事实都必须揭露。凡是可能的危机都必须揭发。否则便有可能给革命以隐患的灾祸。讳疾忌医是唯心主义，怕得罪人当然是“私”字作祟。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现在敢于明确说，在专政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图。……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父亲又举巴黎公社颁布的法令为例，说明革命专政不应与暴力划等号：
……巴黎公社竟不是古代野蛮专政的复辟，刚好相反，它是杜绝一切复辟的可能的。只提出当众烧毁断头机一举就足以说明，它把古代野蛮专政的残迹都消除了。……所以那些一提“暴力”就理解为“越暴越好”的人，实在不能检查他们头脑里的暴君和军阀思想的残余呀！同时也要注意，提出一个口号，引用几条经典著作的文句，发表几篇目的就在于借以吓人而不是为着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章，完全不提具体做法的一整套，显然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对革命有害的。
他接着又谈到专政对象的人权问题：
据闻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不受理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的来信来访的，这就把国家工作中最容易发生弊害的方面掩盖起来了。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正面的违反。毛主席说得那么清楚（批评）“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提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表现了多么伟大的胸襟呀！现在有什么理由屏绝这数以千万计的六种人的呼声呢？这是不是如上文所说的那些新老爷为着保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防止被专政者的呼声上达的隔离政策呢？
对于“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错案，父亲是这样说的：
在公检法和文教战线上。又有这么一些“斗士”，他们的“特长”就是从无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状，于是在他们的手里，就制造出成千上万的无罪的罪人。他们是最危险的“斗士”。而他们也为老爷们所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制造出来这么一大批“替罪羊”，不但使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老爷们平安“过关”，而且还可以表功。……
这些“斗士”还有一个法宝，叫做初审判决定型论，或者基层判决定型论。他们反对上诉、申诉和复审，更痛恨平反。他们要千方百计使得这些规定都归于无效，使得他们所找出来的罪状，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
父亲举了改造战犯的成功范例之后指出：
又据我了解，劳动教养的成绩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现在有些人对于要求有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就认为是自由主义，从而无端限制乃至剥夺别人的自由，作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措施，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除了劳动教养以外，那种由于阶级成见对于剥削阶级分子乃至他们的儿女，无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都是在判刑的时候就已经造成被判者的不服。这就注定了改造的结果完全落空。这些改造机关也自己知道改造的无效，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又把这些刑满释放或教养成功释放的人又拘禁起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种人显然是没有社会地位可以兴风作浪的了。重拘一面表示自己的虚弱的一面，一面又使改造工作失去威信，这一切无理而又非法的事情，则是应该检查纠正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财产的行为，父亲有如下评论：
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父亲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在历尽忧患的一生中，如何靠着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在几次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名利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所作的抉择。并且说：
……最近我都想凭两条腿走万里路，借助于车船交通工具，计划在三五年内，走遍祖国的大地……甚至还想，象我这样的人，大可以过一种到处为家、日新月异的生活，把这个定型的家也破了。……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
父亲在信的结束部分说：
活满74岁了，健康未减，看来还要活一些年。活下去？为着什么呢？只能为着要看见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实现。人总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他自身发展的历史所规定的道路的。
这是一位与共产党共患难多年的老朋友最后的忠告，他认同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并引用毛泽东以往的观点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谓用心良苦。后来邓小平在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有人读了父亲的《七十自述》后，批评章乃器有“愚忠”；但父亲说：他平生对待任何朋友，都坚持“为人谋忠”。
“文革”的历史的教训是无比惨痛和无比深刻的，其祸根远在爆发之前多年就已种下。我无须多加评论，若要将历史“宜粗不宜细”地轻轻翻过，历史就不是科学。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的绝笔：“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