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莉：七千人大会召开的直接原因：中央与地方征粮矛盾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作者：王素莉，原题：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1961年北京会议、庐山会议若干议题述评

在庐山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有人提出：“当前粮食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面对征粮任务，省级领导们各有苦衷。河南“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广西今年不但遭受自然灾害，还加上“五风”为患，而且有些灾情是两三年累积下来的。江西“到现在为止，灾情仍比较严重”，“如果外调粮食超过七亿五千万斤以上，势必要挤农民的口粮，或者过多压缩其他用粮，挤得过分了，就可能出问题”。上海市要压缩2亿斤粮食供应意味着市区每人要压缩30斤左右，包括郊区每人也要压缩20斤左右。江苏苏州地区几年来调出任务大大增加，口粮大大降低，体质减弱，人口死亡率增高。“福建平均每人每月口粮只有25.8斤，油二两，已到不能再压的程度了。如再压，不仅生产不能维持，而且城市还可能出问题。浙江5月中旬以来，连续遭到风、水、旱、虫灾，特别是6月中旬以后的旱灾，时间长，范围广，超过了1953年。加之农村‘五风’破坏生产力的影响，粮食产量将比原计划减少15亿斤左右”。“山东今年灾情仍然严重，购销逆差9亿斤，原打算除中央已经答应调给4亿斤外，还希望中央给予照顾”。“安徽今年的旱情比1959年的还严重。省库存还是上年期末存的1.8亿斤，以全省人口相比，每人不足6斤，万一出问题，没有一点周转余地”。吉林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现在已经开始采伐山上可以替代食品的原料，但是如果口粮压得再低也过不去。黑龙江的主要问题是粮食征购大大超过了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它的后果不仅是降低了消费水平，挖空了储备，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农村的生产力。辽宁农村口粮按250斤安排，每人每天只能吃6.85两原粮。如果征购30亿斤，则农村口粮只能达到204斤，比1960年至1961年的农村口粮标准239斤还低。现在又还普遍啃青。今年这样下去，明年的情况将更严重。【参见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西南组第1号（1961年8月25日）；中南组第5号（1961年8月29日）；华东组第1、2、3、4号（1961年8月25日）；东北组第1、2、3号（1961年8月25、26日）。】

如此看来，省级领导们在粮食征购上处于两难境地。李先念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说：“有些地方在开三级干部会讨论粮食问题时‘顶’得很厉害、很凶，斤斤计较。”【《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8页。】中央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即主要由粮食征购而来，而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征购上的矛盾，也成为七千人大会召开的直接原因。但省级干部对“分散主义”并不认账。【参见《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探究起来，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仍是首要原因。

有人在分组讨论中呼吁：“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很丰富，总结起来十分宝贵，现在是一个转机，该是头脑清醒的时候了。”刘少奇痛心地说：如果现在即使没有饭吃，有充分的煤，头脑还是不会这样清醒的。如何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呢？刘少奇提出：“灾区要早下手，开放一些政策，搞自力更生还来得及，灾区应该苦一点，该上山的上山，该下河的下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打算，作个安排，这样不会打击积极性，又保护了收成好的地区的积极性。城市减人要抓紧，现在减人还可以赶上秋收秋种。你们讨论一下，搞一个减人方案，各部部长都在这里，大家当面商量，定下来后马上行动，以后要人时再请。在这个问题上要下狠心。”一些同志提出：“方针是大调整。如何调整？大家认为要根据两个东西，一是人吃的粮食；一是工业吃的粮食--煤炭。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要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有多少粮食能够养多少非农业人口，就办多少企业、事业。有多少煤炭，就办多少工业，以粮食为基础，以煤炭为基础。”【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中南组第1、3、8号（1961年8月26、29日，9月3日）。】这些既尖锐又实在的意见，既反映了国民经济形势的窘迫，也表明了大挫折后的大调整思路逐步接近了实际。

毛泽东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他在中央常委会议的讲话中对形势判断持乐观态度。他说：“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有关权威著作对此评论说：“这是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9-1170页。】这个乐观情绪与其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的思维方式有关。毛泽东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二万五千里长征只剩得1万多人了，吹牛皮还说有4万人。人是少了，但强了、精了。以后几年发展到120万人。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问题要认识一致。现在认识比较清楚了，一定能够搞得好。认识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毛泽东在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中央常委讨论关于工业问题指示时的发言（1961年9月）。】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即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赋诗一首：“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70页。】。

9月5日，邓小平作了被认为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58页。】讲话。他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最近三年的估计”。邓小平说：“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在六十条讨论中、在传达五月会议中、在几级干部大鸣大放中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我们总要回答这个问题的”。邓小平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三年大跃进证明总路线可能，大跃进可能。教训就是搞过了一些。”关于“大跃进”的十条成绩，“柯老（即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引者注）提成绩八条，还要加两条，一条是工业上党的领导加强了，特别是在文教战线树立了党的领导。另一条是我们各级党委摸了工业，学了工业，总比过去懂得多一些”。关于今后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今后是进，退就退到庐山，就是退到这里为止，这次会议以后是如何进的问题。”“我们讲退够，是积极的，要有一条线。退到保命的限度也就够了，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他强调：“气要鼓，要在一个目标下积极地干，不要搞得灰溜溜的。”【邓小平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9月5日）。】

“大跃进”十条成绩与“进”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纠偏性质。会议结束后，这十条成绩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发出，供各部委党组在讨论庐山会议工业问题时参考。“大跃进”十条成绩包括：（1）三年“大跃进”中，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2）基本工业的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3）技术力量有了迅速增长。（4）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增加了许多新品种产品。（5）工业地区布局分布已比过去合理。（6）对地质资源的埋藏量有了更多了解。（7）工业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8）科学研究方面有了巨大的飞跃。（9）在工业建设中加强了党的领导，管理工业的各级党委学到了领导工业的经验，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变了过去脱离党，脱离群众而独断专行的“一长制”。（10）企业中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广大职工队伍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改变了过去少数人冷冷清清办工业的局面。【《参考资料》，中发〔61〕608号（1961年9月30日）。】这十条成绩是“进”的基础，也是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但怎么“进”？要“进”到什么程度？在实践中则成为抽象概念，甚至只成为精神上“鼓足干劲”的动力；而重工业“高指标”的“退”则落到了实处。庐山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么，我们的工业以至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32页。】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961年钢产量降至850万吨、煤产量降至2.74亿吨；1962年，钢产量降至750万吨，煤产量降至2.5亿吨。

中央承担了三年“大跃进”缺点错误的主要责任，怎样教育基层干部则成为现实问题。庐山会议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教育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于9月15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文件指出：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文件特别要求“应该使干部在这次学习中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有无忽视或违反党规党法的思想行动，有无忽视或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并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训练”。【《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1961年9月15日）。】没有资料显示这次轮训在基层干部中引起的反响，但七千人大会前后基层干部宣泄的怨气则显露出他们内心深处对如此问责的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