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江：文革国民党起义人员用《毛选》卷烟被判刑14年

本文摘自《龙门阵》2006年第8期，作者：石江，原题：《“烈士”马文森》

马文森，男，江苏盐城人。1919年出生。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反动军官。高中毕业，1943年加入国民党，曾担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五军官总队中校军需处处长。1949年9月在新疆任职期起义。——摘自马文森《职工履历表》

马文森是连队20多个老职工中唯一会说上海话的，只是带着浓重的江苏乡音。他没有妻儿老小，老职工中就他是光棍。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不娶老婆，他自嘲地回答：“我当过十多年‘丘八’，坐过三年牢，谁找我谁倒霉，我就当一辈子光棍。既害不着别人，又自由自在。”问他为什么坐牢，他说：“嘴快，自作自受。”问他跟共产党打过仗没有，他说：“没跟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打过仗，当骑兵时与被共产党刚收编的回民支队打过一次仗，打不过，被回民支队通吃了。当时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我被俘后放回去了，不多久就进了军校。”

大概就因为马文森在旧军队里当过骑兵，从1958年起，连队就要他赶马车。认识他的时候，我是连队的文化教员，他是马车班的班长。1965年连队分派进两百多名上海知青。连队新造了好几幢营房，老马才结束了长期一个人住在地窖的生活，被安排在我们上海知青的集体宿舍中。我住的宿舍与他的宿舍隔着一幢房子，一分钟就可以走到。那时上海知青实行供给制。宿舍里就老马是拿工资的，30多元一个月。每个月发工资，老马总到场部去买两三瓶白酒，平时他爱喝两口。他也买些糖果和小糕点，在宿舍里让知青们共同享受。知青们都和老马合得来，不仅是因为他比较大方，还因为他能写一手好毛笔字，肚里知道的东西也确实多。老马也爱把肚里的东西往外倒，摆起龙门阵来劲头十足。这与他整天赶着马车，与人交谈的机会很少有关。与爱说爱笑的知青在一起，他的话匣子打开后总关不住。我常去老马那里坐坐，听他用一口夹着江苏口音的上海话摆龙门阵。他说自己曾经在上海驻守过三年，熟悉许多地方，四大公司、哈同花园、天蟾舞台、中国大戏院，他都常去。

一个星期日，我写了两幅大字，感觉还可以，兴冲冲地拿去给老马看。那天聚在宿舍里的知青有三四十个，正围着边喝着老白干边讲故事的老马。见我进去，都纷纷“教员，教员”地和我打招呼。我将写的毛笔字展开，请老马指教。知青们七嘴八舌地称赞我，我面带得意之色，但还是谦虚地问老马：“你是行家看门道，看有什么要改进的？”老马戴上老花眼镜看了一会儿，说：“教员，你这两幅字应当说不错了，但运笔拘谨，章法也有点问题。”这天老马的酒显然喝多了，突然他用力拍了我一下肩膀，吓了我一跳。但老马毫不在意，又说：“小老弟，你能不浪费光阴，闲下来舞文弄墨，精神可嘉！但请你牢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想我年轻时，也立志报国，勤奋读书，苦练本领，只是那时掌大印的不是共产党。我18岁高中毕业投军，当过步兵、骑兵，后进军校，干过排长、连长，不瞒你小老弟，我当时就像你，肯吃苦，打仗不怕死，抗战胜利后我已当到了中校军需处处长。只可惜生不逢时，跟错了人。起义后，本来还雄心勃勃，想干番事业，不料我这张嘴，说我是对现实不满，哪有这档事啊！唉，不说了。三年后出来还有什么雄心？好好干活就行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大展宏图的时候啊！”我当时有些不以为然，但也没觉得他的话有什么错。不管如何，对他的学问和毛笔字我挺佩服。隔天，我又拿了一张宣纸，请老马为我写了一副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自己装裱后挂在床头。

半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马首当其冲，被撤掉了班长职务，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老马平时工作卖力，人缘又好，当两大派吵闹争斗时，也没有谁想起应该去找老马的霉气。他本来赶着的马车，就仍然让他赶着。团场和连队开过几十次批斗大会，老马只有两次被作为陪斗对象站在台上，批斗会结束后也没有送进“牛棚”，所不同的只是大伙与他谈笑少多了。如果不是1970年那天老马酒喝多了，也许到“文革”结束，老马也不会吃什么苦头。

那天，老马的确喝得多了。每次喝多了酒，他总要卷一支大大的卷烟。烟叶是他在马厩后面的荒地上自己种的，金黄色香喷喷的。他每年总要分给许多人。关键是卷烟纸难搞到。那时纸张奇缺，报纸杂志虽然也能找到一点，但都有伟人像，是不能用来卷烟的。可那天他就是找不到一张可卷烟的纸。老马有点喝醉了，翻开《毛泽东选集》缩印本，把蒙在领袖像前的那页半透明的白纸撕下来做了卷烟纸。第二天学习《毛选》的时候，有个女青年发现了他的《毛选》少了那页白纸，随口问了一声：“这一页怎么没有了？”不会说谎的老马不仅回答撕了，还老老实实地说：“我卷成烟了。”这一下谁还保得住他，要想别人不注意他也不行了，何况他本来就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学习会顿时成了批斗会。当夜他的铺盖就被扔进了“牛棚”。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在团场万人大会上，老马被“革委会”当场宣判：“马文森一贯反对伟大领袖，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全连数百人当时不由得“哎呀”地发出了惋惜声。而我，这天被上级安排上台揭批老马，我手拿老马应我要求书写的条幅，揭批他自称在旧社会当国民党军官也是要求上进的谬论。我指着老马的鼻子质问道：“你是不是讲过？”老马低头回答：“是的。”我手拿条幅问他：“是不是想让我们青年一代走白专道路？”老马迟疑了一下，抬眼瞧了我一眼，轻轻叹口气，回答：“是的。”这时，我发现，一星期不见，老马的黑发变得花白了。我问不下去了。在一阵口号声中，革委会头头客气地请我下了批斗台。

1977年夏季，我被调到四连担任副指导员。第二天，老连长陪我到后勤部门和畜牧排去熟悉情况。没想到，在畜牧排马车班遇到了马文森。我一时有些尴尬。倒是老马十分热情，说：“吴排长说调来一个副指导员，没想到是教员你呀！”老连长说：“你们认识？”老马笑道：“我早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前程，这不，又进步了。”他学着《南征北战》中的台词。老连长哈哈大笑，说：“老马还挺风趣的。”又当面夸奖老马工作责任心很强。回去的路上，我问老连长：“老马不是被判了14年吗？”老连长说：“关了三年不到被释放了，他的平反材料已下来了，包括解放初判的三年都属错判。他是起义人员，有功于新疆和平。”我松了一口气，但心里暗暗惭愧，7年前，我不也是将他送进监狱的帮凶吗？

到了星期日，我去场部买了两瓶白酒，想送给老马，并和他聊聊，表示我的歉意。下午，从场部回到连队才几分钟，畜牧排吴排长匆匆跑来，说：“找了你一大圈了。”我问：“啥事？”吴排长眼红了，说：“老马不行了。”我一把拉住吴排长：“怎么回事，什么急病？”吴排长说：“咱们往卫生院去，边走边给你汇报。”

原来，这一段时间马车班工作十分繁忙，不分昼夜地在麦田抢运麦子。麦子开镰后，最怕变天下雨，割倒的麦子很容易烂在田里。农工割下麦子，马车班得赶紧运走，赶早脱粒进仓。老马是老把式，和他一起赶车的是个叫陈爱国的上海知青。中午，老马的车装得满满当当正往回走着，在旁边还没有开镰的麦田里突然飞出一只“咯咯”叫着的野雉，拉车的马突然受惊，一下子狂奔起来。陈爱国躺在高高的麦垛上，吓得大声叫喊：“老马，快勒住马！勒住马！我要掉下来了。”老马本来悠悠地坐在辕杠上不慌不忙地赶着马车，马猛然狂奔起来，老马差点摔下车。他赶紧勒紧缰绳，抓牢辕杠。定睛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朝前不到一百公尺有一条毛渠拦在面前，如果是田埂，马车多半能冲过去，但是土质坚硬的毛渠横在面前，冲过去肯定要翻车。老马什么也顾不得了，伸出双手勒住辕马的套绳，嘴里大声叫“吁—吁—”，想让车停下来。陈爱国在高高的麦垛上拼命地喊叫：“救命，救命啊！”使狂奔的马根本听不清老马的口令。老马急红了眼，像炸雷似的大喝一声：“吁——”，一边用力从辕杠上跳下来，双手勒住马嘴上的套绳，用尽全力往后猛地一拽，只见马头往上一昂，老马“砰”地摔倒在地上，马车的前轱辘毫不留情地从老马身上碾了过去。马车终于刹住了，离毛渠还不到十公尺。陈爱国赶紧从麦垛上跳下来，见老马面如白纸，双目紧闭，身子被压进土里二三寸，陈爱国大声叫人，卸了车，背着老马跑进了卫生院。

吴排长重重地叹口气，说：“老马浑身上下没有伤口，没见血，但内脏肯定压碎了。”我的心不由得颤抖起来，说：“快跑！”赶到卫生院，已有不少职工闻讯在急救室外等待消息。我在一位老医生陪同下走进急救室，只见老马嘴里大口喷着血，医生在打强心针。我泪水一下涌上眼眶，大声叫着：“老马，老马。”老马慢慢睁开眼睛，见到我，惨白的脸上露出笑容，嘴唇哆嗦着，我赶紧将耳朵凑上去，老马断断续续地说：“小老弟，不要内疚，这是命运，你比我……”我没听清，见老马的口中又喷出鲜红的血块，陈爱国在旁边哭得声嘶力竭，老医生对我叹着气，说：“不行了，这个同志是个硬汉子。”老马紧闭双目，脸上挂着笑，几分钟后，呼吸停止了。

我和老连长、吴排长、陈爱国等人将老马的遗体埋在离他出事不到一公里外的高高的沙丘上。本来党支部要求各排各班派一两名代表参加安葬遗体和告别仪式，但全连职工都自愿来了，老连队的上海知青也来了四五十个。老马的坟前竖着一根沙枣木牌，上面是我用黑漆一笔一画写的粗壮颜体字：马文森烈士之墓。“烈士”这两个字是党支部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但还没有上报。老连长兼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先写好用着。”

我将准备送给老马的两瓶白酒浇在坟头上，心里说：“老马，你多喝点。我为你写了墓牌，你看我的字是不是有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