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文革被批判 与台下人群一起喊打倒自己的口号

本文摘自《老人报》2012年9月26日A8版，作者：老人报编辑部，原题为《黄裳：沉默的斗士》

9月7日，93岁的黄裳在上海瑞金医院安详去世。

深受周氏兄弟影响的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可谓集名士风流和斗士精神于一身。他属于“五四”余脉的一代作家，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三个月后，成长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为繁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反右”和“文革”中遭受迫害，晚年如老树绚烂开花。

黄裳一生的“帽子”很多。记者、散文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坦克教练、搬运工、右派、现行反革命……

黄裳的父亲是学采矿的，为了完成父亲实业救国的夙愿，1940年，黄裳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而这个理工科学生，最后却走上了新闻和文学道路。他登上文坛与两位作家有关，一是柯灵，二是巴金。

柯灵激发了黄裳最初的写作热情，而真正将黄裳推上文坛的，还是巴金。没有巴金的提携，黄裳不会走上文学道路。巴金成为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巴金去世后，黄裳写下了被誉为最好的纪念巴金的文章——《伤逝》。

1957年，黄裳一篇题为《解冻》的报道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因此被打成了“右派”。身为《文汇报》编委的黄裳先被安排到资料室、校对科，1959至1961年，又先后下放到上海市郊——奉贤和宝山劳动，度过了寂寞而艰苦的两年。

黄裳在“文革”中也被打倒。他最初的“惩罚性”工作，是充当运送卷筒纸的搬运工，跑遍了上海的车站、码头、仓库。因此，当时的《文汇报》新人、现在的《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看到的“文革”中的黄裳，大多是在运输卡车上推卷筒纸，千多斤的卷筒纸在他手里转动自如。

“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一条白毛巾塞在腰间或围在脖子上，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猥琐卑屈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就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

黄裳把这段时间称为“好日子”，因为不久他就被下放到了干校。在干校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黄裳感到实实在在地上了认真的一课，串演了人们指定并导演的角色，看透了那形形色色人物的心。“只是在这时，我开始悟出，我们都是在扮演一出带有浓重时代色彩的戏文，为了运动和某些人的需要，我被选中成为主角，在批判大会上，自己随同台下的群众同时举手，高声呼喊打倒自己的口号……”

“说话少，读书多”，这是黄裳的最大特点。但在熟悉黄裳的李辉看来，黄裳不善言谈是一种假象：“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枯坐故纸堆的书呆子，相反，其性情颇像一个浪漫才子，精神里充溢着人们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可以领略到的那一种文人风流。他爱故纸堆飘出的特殊气味，爱文物字画营造的意境，爱游山玩水，爱美丽女性，爱名优们的优美吟唱和婀娜多姿，爱在印有漂亮图案的纸笺上给友人写漂亮的信，爱听那些好玩的人讲好玩的故事，爱在美丽的风景里和友人比赛吟诵偏爱的诗句，爱开怀畅饮……”

黄裳晚年的创作非常丰富，在他的几十种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文革”后三十多年创作的。而他越战越勇的斗士形象，与他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对比，更是引人瞩目。打笔仗成为他晚年的一大“壮举”，如2011年12月初版的《来燕榭文存二编》就“以打架文章为多”，火力十足。今年，黄裳仍不断有新作发表。“像这样有生命力、战斗力的文化老人，国内无第二人。”

学者刘绪源也说过，黄裳“表面木讷，内心反应极灵敏，非常关心政治时势，心态很年轻”。85岁高龄时，黄裳还在文章里写：“一直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亦未尝以老人自居。近仍不时动笔。说些怪话，以之自娱。婆娑度日，不敢言老。仍不失少年凌厉之气，可以告慰于知人。”90岁后，他还不忘半夜看世界杯。

黄裳是一位沉默的斗士。在他的沉默和斗性后，却又隐藏着深情：1997年，黄裳的妻子生了重病，嗜书如命的他毅然卖掉收集了半辈子的古书和名人墨宝，以支付每天近千元的医疗费，徒劳地希望能换回妻子的生命。（据《南都周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