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庄：命运多舛的国徽浮雕定型设计者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主持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徽图案。随后，制作国徽浮雕图案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梁思成推荐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教授制作国徽的立体浮雕模型。从7月初到8月中旬，高庄经过一个半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国徽模型的设计塑造工作。8月18日，政协国徽审查组通过高庄所作的国徽浮雕模型审查。高庄是一位才华横溢、技艺高超的工艺美术大师，但他的一生却坎坷崎岖，命运多舛。

爱国志士的革命历程 可圈可点

高庄，上海宝山人，生于1905年，原名沈士庄。1927年毕业于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高庄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大学时深受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恺等人的影响。从中华艺大毕业后，高庄回宝山乡村师范任教。一天，学校图书管理员、地下共青团员王愈（女）在撒传单时，不幸被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拘捕。高庄立刻组织全校师生前往营救，并连夜护送王愈逃往外地。数年后，他与王愈结为夫妇。

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尽管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人员见他们已有小孩而予以劝阻；尽管在日后的流离中这个孩子夭折，生下第二个孩子的王愈又惨死，但高庄到欧阳予倩领导、徐悲鸿支持的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执教后，依旧积极参加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包括苏联文化展览在内的一切进步文化艺术活动，并创作了许多抗战美术作品和《列宁》《高尔基》《鲁迅》等人物肖像。

1944年，高庄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大的一些师生，共同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这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他又及时塑成《毛泽东》浮雕像，陈列于《新华日报》橱窗。听说《新华日报》歌乐山发行站缺乏交通工具，他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非常喜爱的泊来品“三枪牌”自行车，供发行站无偿使用。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的一些活动，他更是积极参加。

抗战胜利后，高庄应徐悲鸿之邀，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1947年“五二○”运动，他再度扛起大旗，走在艺专师生队伍最前面，为此引起了敌特对他的注意，他的住所先后两次受到敌特搜查。我地下党为避免其受到伤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者朱程把他和他8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联大鲁艺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塑造国徽浮雕模型过程 起落波折

1949年7月，中央公开征求国徽图案。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之中。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1950年春夏之交，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的设计方案还在争论中，国徽要搞浮雕的建议就已经提出，并成为设计竞选的一个标准。6月底，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经政协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徽图案定下来后，梁思成力荐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教授制作国徽的立体浮雕模型。

接到任务后，高庄马上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开始，高庄用泥巴（当时没有油泥）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不久，他在对平面的国徽图案进行反复观察和仔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图案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图案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他总是感到看着不舒服，感觉很别扭。于是，在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高庄觉得必须要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这就产生了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3次审查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是最后的定稿，再修改是违法的。有位高层领导甚至指责高庄是在跟梁思成“捣乱”。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高庄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发出这封信后，高庄便投入到对国徽的塑造中去了。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那块直径只有1尺多、扁圆形的泥巴塑土上，倾心凝神，对每一条线、每一个面、每一块空间的处理都反复推敲，认真思索，力求赋予其完美艺术的生命力，塑造他心中的神圣和尊严，就连国徽上的每个稻粒的造型、排列和中心空间的比例，他都反复比较，精益求精。

高庄还从琉璃厂文物商店自费买来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等一批文物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在塑造国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在对国徽绶带的处理上，他就吸取了北魏时代一尊石佛像中衣袖下垂的表现手法，将原稿中绶带来龙去脉不明、显得柔软飘逸的样子，改成明朗、沉稳、凝重的特征。他还从汉代一块铜镜的雕刻技法中得到灵感，对国徽的轮廓采用45度斜角直面来体现国徽造型的清晰和厚重。

高庄在自己工作的大红木桌上，放着他自制的一盏用锦州战场上的榴弹炮壳做成的精美台灯，用的是100瓦的乳白灯泡。在这样的强光下长时间地工作，致使他的右眼灼伤并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现断断续续的麻木，但这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反而促使他更拼命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段时期，高庄的儿子高康也时常凑到爸爸的面前看他工作。有时高庄像对待知己一样向儿子讲述着改动的思路。那时高康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耳濡目染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国徽是我们新中国的象征，要有稳重之势和向上之气。怎样解决这对上冲下压的矛盾呢？怎样表现出它的精神魂魄呢？取决于线条的组合，一点之差，气势就没有了，神韵就变了。我们的共和国要稳如泰山，国徽就不能是那个轻飘的样子。共和国要永远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国徽就不能只是个圆环之感。国徽的形式是“肉”。国徽的精神是“骨”，精神才是艺术的魅力。一定要表现出我们这个民族坚强刚毅的“骨”来。原来设计的稻麦是自然形交杂在一起，穗头下垂，表示丰收。高庄说：我在解放区受到最深刻的教育之一，就是革命要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不然人头落地，革命就不能成功。他把这一思想运用到了稻麦分组。他把稻麦改成层层分行并列向上，排列规律。颗粒饱满，一浪推一浪。并赋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象征中华民族的蒸蒸日上，就连穗芒排列相交的顶端，他也改变常规“><”形的做法，形成了“八”字形。他解释说：这不仅加强了上冲感，也有“钉拔”之意(型似木工用来拔钉子的工具)，表现我们共和国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战胜。他还多次讲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徽的塑造要有“明朗、挺拔、向上”的精神。他告诉儿子：一件艺术品最重要的是达到“耐看”这个高度。

高庄还将红绶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他的地方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天安门的大孝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高庄用他那艺术家的语言，表达着对新中国炽热的感情和美好的愿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庄经过反复构思，精心比较，千锤百炼，终于一气呵成了这件引以自豪的作品。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庄严大气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

然而，高庄万万没有料到，当他把这个做好的国徽模型送进中南海后却没有通过，有关方面竟说他不能自行改动，这是“违法”的，因为原图案是经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主席举了手的。必须按原图纸重做。

这时离国庆一周年只剩下一个来月，他必须按原图案重做，并在一周年前夕如期挂上天安门。

遭到如此无情的打击，高庄得了轻度脑血栓，面部瘫痪，双目一大一小。尽管如此，高庄不得不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按照那个有缺陷的原图案重新塑造浮雕。学校还派来一位老师协助他的工作。

周恩来总理得悉此事后，一边设法使政协有关会议通过高庄的修改图案，一边委托彭真与康克清去清华园高庄的住所向高庄当面了解情况并亲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构思和对党对国家的一片真诚。彭真与康克清详细听取了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说明，转达了毛泽东主席赞同进一步提高的消息。这使高庄无比兴奋。

1950年8月18日，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高庄将两个不同的国徽模型带到了中南海，并在审议会上作了一个很简单的书面发言，阐述自己的修改意见：“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的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崇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希冀把我们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永放光芒。因此我在塑造的中间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这次会议通过了高庄改进后的国徽模型。后来，高庄一直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

国徽设计任务完成后，政务院向参加设计的人员颁发奖金。梁思成、林徽因、高庄等设计成员都得到一份稿酬奖励：800斤小米。在今天，800斤小米无足轻重。但在当时，800斤小米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梁思成建议多给高庄一些，因为他倾注了极多心血，修改有功。高庄谢绝了梁思成先生多给他发奖金的建议，并提出把所有的奖金都捐献给抗美援朝。他的这一爱国行动得到每位参与设计人员的赞成，于是没有一个人去领取，都将那份奖励如数捐给了国家。

1950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一枚木制国徽。1951年5月1日，一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金国徽，被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制作“建国瓷”的一次 “不鼓掌”惹祸上身

完成国徽的立体浮雕模型后，在郭沫若的提议和徐悲鸿的特邀下，高庄深入到著名窑厂设计并烧制出60余件“建国瓷”。其中17件最佳作品被赠给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其余的也被携赴东欧各国巡回展出并被收藏。

正当这些国家的人民盛赞中国的古老陶瓷工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推陈出新的成就，同时也惊叹高庄教授有双“金手”的时候，因为一次“不鼓掌”，这位有双“金手”的工艺美术大师却被诬陷为“四反分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就被全盘否定，他对国徽的定型和塑造所做的贡献，也被全部抹煞甚至由别人冒名代替。

原来，1954年冬，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文化部为中国众多的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有一部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剧中男人拖着辫子，女人缠着小脚，形态十分丑陋。同场观看的我军总政文化部的陈沂、陈其通、马楠等人都觉得这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早就革掉了的落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特派人向高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用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可是，有些人却把高庄此举故意歪曲汇报，使馆文化参赞刘晓和大使张闻天对高庄作了严肃批评。

不久，高庄被通知提前回国。高庄回国后，立即接受了审查。“肃反”运动开始后，高庄又被戴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帽子。从此，高庄厄运不断。1957年“反右”，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但当年被指定为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专家张仃后来证明说，那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的帽子。1960年冬，高庄到山东淄博陶瓷厂下放劳动。他沿途目睹极为严重的灾情，非常同情受灾的群众，他在会议上有所表示，就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是“拒不改造”。终于，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党委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在这种情形下，生性耿直的高庄在政治学习会上，依然批判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谬论，认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结果被新账老账一齐算，直到林彪叛逃摔死为止。但是，林彪摔死后，高庄只是被摘去“右派”帽子，1954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平反。

高庄教授在80岁的时候，曾作诗言志：

老牛老来甘埋头，步步耕耘不求酬。

青草吃饱已足乐，白骨愿入艺人手。

这首诗反映了这位为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的宽阔胸怀。1986年4月，高庄走完了他多才多艺却又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