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根：“大跃进”年代趣事多——我的大跃进亲历记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2年第4期，作者：赵长根，原题：“大跃进”年代趣事多——我的大跃进亲历记

“爸爸大跃进，机器造得勤；妈妈大跃进，棉花纺千锭；……我也来个大跃进，生产学习样样能。”5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曲，至今还记忆犹新
这样的搬家毕竟大家都出于无奈，住不习惯。大概秋收冬种之后不久，都陆陆续续悄无声息地回来了。人们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屋里的草窝”。

千人一锅青石桥

我们兴龙大队板桥片在青石桥办起了人民公社大食堂，全片近千人在一口大锅里吃饭。那事情想起来实在有趣。

食堂的粮食、鱼肉、蔬菜之类，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的，因为一切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自己没有权利自家受用的。因此谁家地里有青菜萝卜，只管弄来吃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吃饭不要钱；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因此，来吃饭的人，不一定是本队的社员；本队的社员不一定在一个锅里吃饭。曾经有几次我去武康读书，走到万青桥头看到他们开饭，也拿个碗盛了吃，没有人过问的。

食堂开饭是敲锣的。锣声一响，田畈里呼声一片，几百上千亩大的田畈，人们像放食的鸭子，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食堂。这时候炊事员、服务员们早把饭菜一桶一桶盛好，摆放在食堂前面的宽阔地上了。于是，人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那场面像小猪放食，哪还顾得上坐在桌边吃饭？我吃饭的习惯是三扒二噎，就是在那时候学会的，至今还改不了。大人们教我们小孩子：头一碗要少盛点，盛了立即排队，第二碗要越多越好，否则，要饿肚皮!

后来，嫌这样浪费时间，对“放卫星”有妨碍，干脆送饭送菜到田头。食堂没有“送饭队”，田里社员派人到食堂，用担桶挑饭菜。于是，田里的人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地闹着等饭吃。忙得几个“工作同志”东奔西跑地“指挥”社员“认真劳动，不许磨洋工”。可哪有几个听他的？肚皮要紧呢！

这样大概持续到1958年底1959年初，大食堂办不下去了，改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小食堂。小食堂没有大食堂那么“大方”了，别说“大鱼大肉、荤素搭配”，饭也吃不上了。起先吃稀饭，后来吃“1斤米烧16斤”的“四眼睛”粥，再后来是“瓜菜代”，吃得人都生了“浮肿病”。记得那年我想弄点“营养品”吃，我父亲向生产队要求好几次，队委会经过讨论，决定同意给我1市斤。你以为那“营养品”是什么？谷糠！

田畈当中大会战

人民公社化之前，我们板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下面有青石桥、车渡桥、板桥圩、姚家圩、横山村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社化之后，合并成兴龙大队的12、13、14、15、16生产队的一个板桥片。1958年秋收冬种大会战，就是5个生产队的社员在同一个田畈里搞秋收冬种。不过，大会战与平时的秋收冬种不同，大会战是大跃进年代“多快好省”热火朝天夺丰收的“淮海战役”。

大会战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除了本队社员，还有别的大队派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什么突击队，例如青年“赵子龙”、老年“黄忠”、妇女“穆桂英”等等突击队，他们高举大红旗，上书某某突击队，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干劲冲天，挥汗如雨，一会儿就是一个“卫星”，一会儿又是一个“卫星”，战鼓咚咚，喊声震天，高潮迭起。

大会战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一天24小时不分昼夜的。我那时候虽然在武康读书，但是放学回家后还是要去参加“大会战”的。因为男女老少齐出动，人人都要大跃进，于是我就亲历了大会战。那时候没有电灯，人们用一截长长的竹筒，竹筒上头插上棉花芯子，再往棉花芯子里面倒满柴油，点上火，当作照明的火把。晚上，田野上到处都是火把，照得满田畈一片通红，那场面倒是壮观。

我们队里有个社员，雅号叫“木壳佬阿富”的，平时干活都死样怪气的，干到后半夜他实在吃不消，打起了瞌睡，却巧被“工作同志”看到，吃了好一顿狗血淋头的臭骂，还说要叫他“跪扁担”。老头子吓坏了，一下子抛掉了2麻袋小麦种子。

第二天，在孟家壕口松树墩头开现场会，阿富一夜下种小麦30多亩，受到表扬。而另外几个干活“慢慢（认真）”的，说是“磨洋工”、“老牛拉破车”，“狗血淋头”的狗血淋头，“跪扁担”的跪扁担。当时有人问阿富，哪来的干劲？阿富死样怪气地说，不抛掉他要斗我，还是抛抛掉，省得他开会斗我。

我们一班小孩子听得都哈哈大笑，笑得肚皮都痛了。